摘要：学界一般认为，《陈侯因 （敦）》铭文中齐威王“高祖黄帝”一语，是齐威王追认黄帝为远祖。为了把自己与姜氏区别开来，齐威王利用黄帝战胜炎帝的神话来神化自己的顺天应命，于是稷下诸子也积极为田氏的帝制运动造势，故《管子》对黄帝十分尊崇。但笔者以为这是对“高祖黄帝”一语的误读，其意实为远则祖述、效法黄帝，而非以黄帝为高祖。齐威王“高祖黄帝”的真实用意在于争霸，而《管子》对黄帝的推尊，目的在于引重之以入说而已，我们不应过度引申，认为这是稷下学者在为田氏的帝制运动造势。

    关键词：高祖黄帝 齐威王 《管子》 黄老 田齐政权

    作者：高新华，男，1977年生，山东省邹平人，北京大学中文系06级博士生，主攻先秦两汉文学。北京 100871

    对《陈侯因 （敦）》铭文中齐威王“高祖黄帝”一语，是大家经常引用的。但是，在对这句话的理解上，学者们几乎不假思索地理解为是以黄帝为高祖，这就未免有些随便了；而许多人又在此基础上加以引申，认为黄老之所以盛行于稷下，与齐威王以及田齐政权的“高祖黄帝”有关，田氏为了把自己与姜氏区别开来，便利用古史传说中黄帝战胜炎帝的神话来神化自己的顺天应命，于是稷下诸子也积极为田氏的帝制运动造势，故《管子》对黄帝十分尊崇。

    经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多方对比，并联系古代文献进行研究，笔者以为并没有田齐政权以黄帝为高祖的直接证据，这不过是对“高祖黄帝”一语的误读。“高祖”是个动词而非名词，“高祖黄帝”意为远则祖述、效法黄帝。齐威王“高祖黄帝”的真实用意在于争霸，而《管子》对黄帝的推尊也不过将之视为远古圣王之一，目的在于引重之以入说而已，我们不应过度引申，认为这是稷下学者在为田氏的帝制运动造势。

    （一） 误读源于两种不同的释读和理解

    对该铭文的释读，是经历了几代人的努力才有现在的认识的。影响最大的读法有两种，分别以徐中舒和郭沫若为代表。不过，现在人们在用这段铭文时往往将前人的两种释读混而不分，从而导致了今天的误读。因此，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妨从这两种释读入手。

    徐中舒的释读载在1933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册第4分上，按照他的考释，铭文当读如下：

    唯正六月癸未，陈侯因 曰：皇考孝武桓公恭哉，大墓克成。其惟因 扬皇考，绍统高祖黄帝，侎嗣桓文，朝问诸侯，答扬 （厥）德。诸侯寅荐吉金，用作孝武桓公祭器 ，台 台尝，保有齐邦， （世）万子孙，永为典尚[0]。

    依此读法，“其惟因 扬皇考，绍统高祖黄帝，侎嗣桓文”一句就应理解为齐威王要发扬光大父亲（的事业），继承高祖黄帝，接续齐桓、晋文的功业。这一理解为丁山、杨宽、童书业等所采纳，他们引《世本·帝系》、《大戴礼·帝系姓》、《五帝德》以及《史记》的记载论证田氏以黄帝为高祖是信而有征的。又以为黄帝之传说实以此铭文为最早，其次则为邹衍之五德终始说，《史记·封禅书》称秦文公已祠黄帝，但彼为天神，此乃人王云云[①]，这些说法也被今人所继承。

    第二种释读是郭沫若在1935年修订完成的《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中作的解读。他的释文在后来的《十批判书·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中写为今文如下：

    唯正六月癸未，陈侯因 曰：皇考孝武桓公（陈侯午）恭哉，大谟克成。其惟因 ，扬皇考昭统，高祖黄帝，迩嗣桓、文，朝问诸侯，合扬厥德。诸侯寅荐吉金，用作孝武桓公祭器敦，以蒸以尝，保有齐邦， 万子孙，永为典常[②]。

    关于“高祖黄帝”的理解，郭沫若与徐中舒的释读重要的不同在“ ”字，徐中舒释为绍，意为继承；郭释为昭，意为光明。如此一来，二人的断句也就不同了，郭断为：“其惟因 ，扬皇考昭统，高祖黄帝，迩嗣桓文。”因为他认为“‘高祖黄帝’与‘侎嗣 文’ 为对文，言高则祖述轩辕黄帝，侎则承嗣齐桓、晋文。（按：郭老初解侎为弥，义为低。在《十批判书》中解为迩，义为近。）……唯‘高且’字，徐作名词解，于文例不适。”[③]

    对比两种释读，我以为郭沫若的解释更为合理。因为若如徐氏所读：“其惟因 扬皇考，绍统高祖黄帝，侎嗣桓文。”一则“扬皇考”本身不辞，必须补字方可解释得通，徐氏文中所引《书·洛诰》“以予小子扬文、武烈”，有“烈”字反而与郭读“昭统”同例；二则“绍统高祖黄帝”与“侎嗣桓文”，虽然“绍统”与“侎嗣”词义相近[④]，然而“高祖黄帝”与“桓文”却不对称，不如郭读文从字顺。今人汤余惠在《战国铭文选》中采用了徐中舒先生的释读，不过，他认为“作器者因齐自命为黄帝后裔，但田氏为黄帝之后于史无征，其详待考”，并解“桓文”为“文考桓公”，如此，黄帝为高祖，桓公即威王的父亲齐桓公田午，似乎很通顺了[⑤]。然而很明显这是作者的一种曲为之说，因为这样一来，“扬皇考”与“嗣桓文”意思上就重复了，而且释“桓文”为“文考桓公”，似乎没有先例，且铭文前后两言“孝武桓公”，则此处言“文考”似不妥，若铭文为“桓考”，倒是能讲得通。

    此外，郭沫若《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一文，也对将黄老与田齐政权结缘有很大的影响。他说：“这里的‘高祖黄帝，迩嗣桓、文’，是说远则祖述黄帝，近则继承齐桓、晋文之霸业。黄帝的存在已经为齐国统治者所信史化了。齐威王要‘高祖黄帝’，这应该就是黄老之术，所以要托始于黄帝的主要原因。黄老之术，值得我们注意的，事实上是培植于齐，发育于齐，而昌盛于齐的。”[⑥] 看来，郭沫若虽然把“高祖黄帝”解释为“远则祖述黄帝”，但认为齐威王采用了黄老之术，黄老之术的创始、兴盛与发展是在齐国稷下学宫进行的，并都和齐威王祖述黄帝的思想有关。

    今人在运用这则材料来研究黄老思想及其与齐国的关系时，都是顺着郭沫若的思路进行的。但问题是，在采用徐、郭等人的观点时，学者们几乎都忽略了他们的区别。比如有的学者在研究黄老与稷下、田齐的关系时，采用的是郭沫若的释文，翻译“高祖黄帝，迩嗣桓、文”时也用郭氏的翻译，但是在谈到田齐与黄帝的关系时，则认为齐威王是以黄帝为高祖，并用徐中舒、丁山等前辈用过的文献资料来论证黄帝到田氏的传承世系，以说明他们以黄帝为高祖是信而有征的[⑦]。这就很奇怪，如果用郭氏的释文，无论如何是得不出“高祖黄帝”就是以黄帝为高祖的意思的，因为“高祖”是个与“迩嗣”对文的动词，而非名词，对此上引郭沫若的释读中已有非常清楚的注解。

    那么，田齐政权祖述黄帝的真实用意究竟何在？《管子》一书与黄老和稷下学宫又是何种关系？《管子》的作者是否特别地尊崇黄帝并以此为田氏帝制运动服务呢？

    （二） 田齐“高祖黄帝”的真实用意在争霸而非认祖

    学界的一个普遍看法便是认为田齐之追宗黄帝，目的是为自己篡位正名。因为田氏的政权是从姜氏那里篡夺来的，所以他们底气不足，便追认黄帝为祖先，利用黄帝战胜炎帝的神话，为自己的取代姜氏寻找依据。这似乎有一定道理。但是我们也可以举出如下的反对理由：

    首先，田氏自齐景公时，田乞以大斗出、小斗进的方式邀买民心，晏婴就已经察觉到田氏必将取代姜氏，这说明田氏的代齐乃民心所向，所以后来他们对齐侯的放逐和篡弑才会那么轻易而少有反抗。其实，真正反对田氏的，是齐国的旧贵族高氏、国氏和鲍氏，因此田氏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把这几家势力消灭后，才完成了他们篡位的阴谋。因此，齐威王没有必要在篡齐两代之后（前面两代是太公田和、桓公田午），才信誓旦旦地声称黄帝是自己的高祖。

    其次，从当时各国的世系来看，田氏强调自己是黄帝后裔，实在没有任何的优势可言。黄帝子孙的世系传承，前人考之已详。虽然起初可能很多诸侯贵族在血缘上都与黄帝无关，但到了战国时代，黄帝的传说十分盛行，以致司马迁在《史记》中认为尧、舜、禹及夏商周三代的天子都成了黄帝后裔。战国七雄，田齐不必说了，秦、赵、楚出颛顼，颛顼为黄帝孙，韩、魏与周同姓，燕是召公之后，也是姬姓，都是黄帝后裔。田氏出陈，可上溯至舜，当然也是黄帝之后，但其他国家没有谁不是黄帝后裔，在这点上田氏似乎没有丝毫优势，又何必强调自己的高贵血统呢？

    再次，当时的三晋和田氏境遇相似，都是从大夫篡升为诸侯，但他们不是寻求血统上的被承认，而是努力获得周天子和各国诸侯的承认，因为周天子虽已名存实亡，但名义上仍是各国共主，他的册命仍然非常重要。田氏也效仿三晋，早在田成子时，就特别注意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关系以取悦诸侯，“田常既杀简公，惧诸侯共诛己，乃尽归鲁、卫侵地，西约晋、韩、魏、赵氏，南通吴、越之使。”（《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田常之子田襄子也特别注意维持与三晋的和睦，所以太公田和能够通过魏文侯的引荐，被周天子所承认，这才是田齐正式立为诸侯的开始。

    再者，论者以为田氏盛推黄帝，是为了与作为炎帝后裔的姜氏相区别，然而在《管子》或其他任何传世的先秦典籍中，是没有推尊黄帝而贬黜炎帝的记载的，并且现存《管子》书中也没有黄帝战胜炎帝的神话（下文有说）。而这个神话，似乎更应该理解为如黄帝胜四帝、胜蚩尤同类的传说，而不是田齐利用这个神话打击姜氏的证据。

    所以，我以为齐威王说要“高祖黄帝，迩嗣桓、文”，绝不是要追宗认祖，而是要效法黄帝和齐桓、晋文，战胜诸侯，称王称霸。

    齐桓、晋文的霸业是春秋五霸中最辉煌的，也是离战国列强最近、最为人称道的人物。所以当孟子到齐国后，齐宣王问的，还是齐桓、晋文之事[⑧]，足见威、宣父子两代，都对桓、文霸业心仪不已。所以威王励精图治，二十六年大败魏于桂陵之后，已是“最强于诸侯”，然而他在“周贫且微，诸侯莫朝”之时，独率天下诸侯朝周，不能不说是在有意地效仿桓、文霸业。另外，关于稷下学宫的设立，除了当时养士风气的影响，白奚还特别提出了齐国具有养士的传统，尤其对齐桓公小白的养士措施进行了钩稽考证，认为田齐桓公午之设立稷下学宫是对前者的特意效仿[⑨]。这一论证是很有意义的，这也是“迩嗣桓、文”的一个注解。

    关于黄帝，则有黄帝战胜四帝、炎帝和蚩尤的传说。《孙子·行军》载：“凡此四军之利，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这应该是春秋末年齐地旧有的传说，在齐威王之前约百年。《逸周书·尝麦解》载：“昔天之初□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临四方，司□□上天末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鹖冠子·世兵》篇更有黄帝百战的记载：“五帝在前，三王在后，上徳已衰矣，兵知俱起。黄帝百战，蚩尤七十二。”《逸周书·尝麦解》的时代，据黄怀信的考证，主体部分当在西周初年的成王四年[⑩]；鹖冠子是楚人。这些都说明，不仅田氏或齐国有黄帝以兵取天下的传说，从时间上看，黄帝胜炎帝、杀蚩尤的传说在周初甚至更早就已流行；从空间上看，在战国时百家、各地也都有类似的传说。所以齐威王将之与齐桓、晋文并列，一起作为自己效法的榜样，故铭文透露出的齐威王的真实意图在于争霸而非认祖。

    如果如郭老所言：“齐威王要‘高祖黄帝’，这应该就是黄老之术，所以要托始于黄帝的主要原因。”那么，田齐君臣是否采用过具有明显黄老特征的政治措施呢？从《战国策》和《史记》等现有资料来看，齐威王的政治措施之根本在其用人之道。

    （一）他特别重视人才，并善于纳谏。他听从淳于髡的谏议而“一鸣惊人”，听从邹忌的讽谏而“战胜于朝廷”，在与魏惠王会猎时以人才为宝，齐国人才济济，稷下学宫也日趋兴盛，都说明威王知人善任、虚心纳谏。

    （二）威王对即墨大夫和阿大夫的赏罚分明，“赏一人，诛一人”而使“齐国震惧，人人不敢饰非”，达到了大治的效果。

    这两方面，杨宽的《战国史》认为都是法家措施。对比汉初清静无为、休养生息为特征的黄老之治，这的确不具备黄老之术的特点，我们顶多可以说，他的赏罚分明有些接近刑名思想。联系齐威王的子孙，宣、湣、襄王和王建来看，既不具备行黄老之术的形势，更无其行动，而且从历史上人们的评价来看，尚没有人认为田齐政权的政治措施是黄老之术的。

    综上来看，首先，齐威王宣称“高祖黄帝”的真实意图，在于效法黄帝战胜诸侯、雄霸天下，而不是追宗认祖；其次，齐威王也没有采用过黄老治国之术。

    （三） 对《管子》推尊黄帝的考察

    稷下学者中有不少人或者是黄老学派的一员，或者与黄老之学关系密切，这在学术界早成共识；《管子》书中有些作品明显属于黄老性质或具有明显的黄老倾向，极可能是稷下黄老学者的作品，这在学术界也已有共识。因此，通过分析《管子》与稷下学者，并将之与其他诸子进行比较，我们或许能从中看出“黄帝”在稷下黄老学者中的存在状态，并进而探寻《管子》中黄帝与炎帝的关系、稷下黄老学者与田齐政权之间的关系。

    稷下黄老学者的著作，除了《管子》中有所保存外，还在《尹文子》、《慎子》中有所残留，其余皆已不可考见[?]。而现存的《尹文子》、《慎子》中没有关于黄帝、炎帝的记载。《管子》一书则比较复杂，刘蔚华、苗润田在《〈管子〉与稷下学》一文中指出，《管子》既非一人一时之作，而且也不是稷下学者的论文集，《管子》各篇的情况是相当复杂的，如《大匡》、《中匡》、《小匡》、《牧民》、《权修》等篇，可能是春秋时流传下来的管仲遗说；《轻重》、《侈靡》等篇，则可能是秦汉间的著作，即使战国文字，也未必尽是稷下之作，还应具体分析[?]。所以本文仅从该书中找出有关黄帝、炎帝的记载进行分析，对各篇的具体情况，除非直接相关则不作交代。《管子》有关于炎帝的记载一处，关于神农氏者五处，关于黄帝者九处。其中《封禅》篇神农氏与炎帝、黄帝同时出现，孙星衍云：“《礼记·王制正义》引‘炎帝’作‘少皞’。”[?]可能是对的，因为古书皆以炎帝与神农氏为一人，这样，则关于炎帝的记载在《管子》中有五处。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分析黄帝与炎帝（神农氏）及其他古帝王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有无高下之分。

    黄帝与炎帝（神农氏）同时出现的有以下二处：

    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虙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亭亭。颛顼封泰山，禅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禅社首。皆受命然后得封禅。” （《封禅》）

    桓公问于管子曰：“轻重安施？”管子对曰：“自理国虙戏以来，未有不以轻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公曰：“何谓？”管子对曰：“虙戏作，造六峜以迎阴阳，作九九之数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阳，九州之民乃知谷食，而天下化之。黄帝作，钻鐩生火以熟荤臊，民食之，无兹胃之病，而天下化之。黄帝之王，童山竭泽。有虞之王，……夏人之王，……殷人之王，……周人之王，循六志[?]，合阴阳，而天下化之。”公曰：“然则当世之王者，何行而可？”管子对曰：“并用而毋俱尽也。”公曰：“何谓？”管子对曰：“帝王之道备矣，不可加也。公其行义而已矣。”公曰：“其行义奈何？”管子对曰：“天子幼弱，诸侯亢强，聘享不上。公其弱强继絶，率诸侯以起周室之祀。”公曰：“善。” 《轻重戊》

    从以上两段文字来看，《封禅》篇中黄帝不过十二君之一，并未受到特殊尊崇；《轻重戊》篇也看不出黄帝比其他帝王有何特殊之处，而且，管子在回答桓公“何行而可”的问话时，认为应“并用而毋俱尽”，并不认为黄帝就比神农或其他帝王更值得效法。可见，在这两篇中，黄帝没有受到特别的推尊，炎帝（神农氏）也没有作为反面形象被加以否定，而是与黄帝一样，是作为古代圣王而受到尊敬的。事实上，《管子》书中没有否定某个古代帝王的说法，就连黄帝战胜炎帝的神话也没有出现。《形势解》将神农与禹、汤、武并论，认为：“明王之动作虽异，其利民同也。故曰：万事之任也，异起而同归，古今一也。”与上引两段的性质并无二致。《揆度》篇引神农富民之术，大概是农家言。只有《侈靡》篇所说的神农不易理解，其言曰：“故书之帝八，神农不与存，为其无位，不能相用。” 尹知章注以为八帝指五帝（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和三王（夏、殷、周）之和，所谓“神农不与存”，尹氏认为是“神农所存事迹独少”之故。但《管子》明言“神农不与存”，似乎神农不在八帝之列。黎翔凤解释说，“八帝为四正四隅八方之帝，日影所移，普至八方。当时北方观察较易，而南方远，不能设位观察，故曰‘无位不能相用’。炎帝指南方。”[?]本篇文字多天文历法词汇，黎氏的解释似可从。

    再看出现“黄帝”的各篇。若将各篇的学派流别作个大致的分析，则：《法法》、《任法》两篇是本于黄老的法家；《五行》篇属阴阳家；封禅的提倡者，有儒家、阴阳家和方士，而道家无与焉，《管子·封禅》已亡，今据《史记·封禅书》所引，似属儒家，但阴阳家如邹衍本出儒家，也是常常称道仁义的，所以也有属于阴阳家的可能；《桓公问》在杂篇，颇合儒家听于刍荛之意；《地数》、《揆度》、《国准》和《轻重戊》四篇属经济（轻重）方面的作品，与法家尽地力、富国强兵的主张近似。由此再看各篇中所述的“黄帝”，或许能把握得更准确些。

    在以上九篇文章中，多数是将黄帝与其他古帝王并列的，与上文分析的《封禅》、《轻重戊》两篇并无二致。如《法法》篇黄帝、唐、虞并列，《揆度》篇燧人、共工、黄帝、尧、舜并列，《国准》篇以黄帝、有虞、夏后、殷人、周人并称，《桓公问》篇以黄帝、尧、舜、禹、武王并列，说法虽错杂，但看不出对黄帝有特殊尊崇。不同的是《五行》、《任法》两篇，对黄帝的溢美之辞是显而易见的。如《任法》篇：“昔者尧之治天下也，……其民引之而来，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尧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黄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来，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黄帝之治也，置法而不变，使民安其法者也。” 尹知章注：“比黄帝之于尧，则尧有为而黄帝无为。”这应该是本于黄老的齐法家思想，其推尊黄帝是可以理解的。《五行》篇是阴阳家思想的体现，可能是邹衍一类人的作品，《史记·孟荀列传》说邹衍“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禨祥度制。”黄老派及阴阳方士推尊黄帝，并不足为奇，正如《淮南子·修务》所批评：

    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乱世闇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为学者蔽于论而尊其所闻，相与危坐而称之，正领而诵之，此见是非之分不明。

    这就直接道出了诸子假托黄帝的真实意图，而《淮南子》本身就有多处是托神农、黄帝以入说的。可见尊崇黄帝的，不独《管子》一书，也不独稷下学者为然，正如《史记》所言，是“百家言黄帝”，诸子多托言于黄帝，作为自己立说的始祖。

    比如，兵家孙武言“黄帝胜四帝”已见上文，又如《六韬·兵道》：“武王问太公曰：‘兵道如何？’太公曰：‘凡兵之道莫过乎一。一者能独往独来。黄帝曰：“一者，阶于道，几于神。”用之在于机，显之在于势，成之在于君。’”《尉缭子·天官》也说：“梁惠王问尉缭子曰：‘吾闻黄帝有《刑德》，可以百战百胜，其有之乎？’尉缭子对曰：‘不然，黄帝所谓“刑德”者，以刑伐之，以德守之，非世之所谓《刑德》也。……黄帝者，人事而已矣。’”可知不仅兵家奉仰黄帝，魏惠王也是推崇黄帝的。

    法家也有托黄帝言法治之论。如《商君书·更法》言：“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意在托古变法；《画策》篇说：“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仪，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故时变也。”意在为“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的论调加以辩护。韩非也推尊黄帝，《五蠹》篇说：“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可见在韩非看来，黄帝是治世之明君。《扬权》说：“黄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战。下匿其私，用试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又是从性恶论的角度来揣摩人情而托之黄帝了。

    其他如道家之《列子》、《庄子》、《文子》，杂家之《吕氏春秋》，以及《战国策》中的游说之士，无不托黄帝以立言，他们与《管子》并无本质区别，无非是引重之以入说耳，与《庄子》所谓“重言”同义。

    从以上考察可见，《管子》的绝大多数篇章只是把黄帝视为诸多古代圣王之一来加以称扬的，它没有贬低炎帝（神农氏），其托言炎、黄，目的和其他诸子并无二致，无非是引重之以入说而已。因此，如果我们将齐威王的“高祖黄帝”和《管子》中的托言黄帝联系起来，认为黄老产生在齐国，是受了田齐政权的支持或倡导，而稷下学者的著书立说是在为田氏的帝制运动造势，则未免有过度引申之嫌了。

    综上所述，所谓齐威王“高祖黄帝”，实在是学术界长期以来一个断章取义的误读，“高祖黄帝”应该是和“迩嗣桓、文”相对为文，“高祖”是个动词，而非名词，意谓齐威王远的要效法黄帝，近则继承齐桓、晋文的霸业，而不是以黄帝为高祖之义。从齐威王当时面临的形势，以及他所采取的政治措施来看，他没有运用黄老之术的可能，他的“高祖黄帝”，用意仅在于争霸，这与黄老的产生、发展没有什么关系。再从《管子》的情况来看，其中绝大多数篇章对古帝王并没有特别地推尊谁，而是并尊，黄帝只是其中之一，而没有将其置于其他古帝王尤其是炎帝之上；《管子》的尊崇黄帝，和其他诸子一样，目的是引重之以入说，其中虽有黄老之作，但我们无法从中引申出它与田齐政权的“高祖黄帝”有什么联系，至少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黄老思想一定产生于齐国，并得到了齐国君主的支持或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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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徐中舒：《陈侯四器考释·黄帝之传说》，1933年史语所集刊第3册第4分，第498~504页。按，此为笔者据作者注解写成简体文，并加标点。

    [①] 参见丁山《由陈侯因 铭黄帝论五帝》，史语所集刊第3本第4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3年；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吕思勉、童书业主编《古史辨》第七册（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3月影印1941年初版，第191~193页；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校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8月第1版，第5页。

    [②] 郭沫若：《十批判书》，《郭沫若全集历史编（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第1版，第155页。

    [③] 郭沫若：《周代金文图录及释文》（三），台北：大通书局1974年初版，第220页。

    [④] 笔者按：徐氏于“侎”字之义无解。

    [⑤] 汤余惠：《战国铭文选》，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第13、14页。

    [⑥] 《十批判书》，第155~156页。

    [⑦] 这一点，胡家聪在《管子新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版）、《稷下争鸣与黄老新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此外，白奚在《稷下学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资源与百家争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9月第1版）一书中同时使用了两种说法，在“稷下学宫的性质与功能”一章中说齐威王要“远则‘高祖黄帝’，近则继承齐桓、晋文的霸业”，用的还是郭沫若的释读（作者虽自称释文转引自民国九年《临淄县志》，但实际上用的是郭读，《临淄县志》的释文尚未认出“黄帝”二字，其他不同处更多。）；而在“稷下的主流学派黄老之学”一章中则认为田氏为了把自己和炎帝后裔的姜氏相区别，便“声称自己是黄帝之胄”，实际上仍沿袭了徐中舒以来的说法，大概作者对此问题是没有特别留意吧。陈鼓应、王博、蔡德贵等均持田齐以黄帝为远祖之说，但没有具体论证。

    [⑧] 《孟子正义·梁惠王上》：“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

    [⑨] 《稷下学研究》，第35~41页。

    [⑩] 黄怀信：《〈逸周书〉源流考辨》，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1月第1版，第116页。

    [11] 有些学者认为马王堆出土的《黄老帛书》（或曰《黄帝四经》）也是稷下之作，但也有许多学者反驳这一观点，认为可能产生于楚地或吴越，尚无定论，故本文暂置不论。

    [12] 《管子学刊》1987年创刊号，第46页。

    [13] 转引自黎翔凤：《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6月第1版，第954页。

    [14] “志”字原作“ ”，此从黎翔凤说改。

    [15] 《管子校注》，第7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