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田守诚

    田万满,字丰久，系田树昌之长子，他是我的祖父，对其经历知知较多，同时也是田氏宗族中一位姣姣人物，在盘山县境内也是德高望重,受人尊敬的人士.年青时在家务农 经商.一次因赌博受到家父严责，毅然离家到中俄边界满洲里，投奔一位姓王的亲戚。那里地冻天寒，环境艰苦，开始给人家打工，从事农业劳动，手脚都冻伤，但一直坚持，后来又在一家面包铺打工。不久就到俄国的赤塔。在俄国境内求生，最大的难关是语言，下苦功学通了俄语。随着时间的推移，俄语的熟练，技术的长进，加之为人忠厚，又肯于吃苦，结交了很多朋友，从打工变成了与人家合伙开面包铺的老板。不久又到莫斯科求发展。苏联十月革命后在莫斯科拜谒过列宁墓。他老人家有件最宝贵的遗物，就是在俄国照的一张大照片，精神抖擞，神彩奕奕，至今还在我家中珍藏。每见到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让我遐想很远很远，也是写这部家谱的动力，激励后人光大其美德。

    在俄国经商得到了发展，经常往家里寄钱。由于币制不通，寄钱只能是金沙子，到国内再行兑换。因此家业大兴，在田家镇盖了正厢房十五间，在街面置了铺面，买了很多好土地，又开了杂货兼糕点的铺面--永兴厚。

    在苏联归国后，老哥仨分居另过。他老人家被当地群众推选为村副。由于忠厚慈善，仗义疏财、乐善好施的本性所致，当了地方官，不但家业没有致富，反而败落。那个年代灾害频繁，苛捐杂税繁重，民不潦生，上边摧捐火急，贫苦百姓又无力缴纳。他老人家就从自己的薪俸中为百姓支付，不足时就变卖家产抵付。我家唯一的好土地邵家坟岗地和道夹信好地就是为百姓纳捐而卖掉的。后来家境日衰，已无力再为百姓解忧，辞去村官，开始走向为他人打工的生涯以谋全家老小之生计。我记得曾给二界沟孙老济业主打过工，给苇场主打过工，给盘山兴记书局打过工，给田家的李家炉、荣升合杂货铺打过工。他的打工都是给人家当管帐先生（财会），他老人家虽然没念多少书，但勤奋好学、博览群书、通晓古今，除了会俄语，还初通日语，在文学上有一定修养。我念书时作文，求他审阅时，用大鼓形式，给我删改《刘谌哭祖庙》，我记得有这样的段子：先帝爷创基业，茅庐三顾，蜀魏吴未统一，顶足三分，……战绵竹取西蜀，兴贵神速，渡盧水擒南蛮，七擒七纵，出岐山整六次，未得魏土，到后来五丈原陨落大星姜伯约九伐中原成畫饼，到后来鄧士战偷渡阴平……。以此，可见其文字的端儿晚年在家闲居对孙辈，谆谆善诲。1959年病逝，享年84岁。他老人家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坎坷的一生、光明磊落的一生，心中只有别人唯独没有自己的一生，哀哉尚飨。

我的留苏祖父田万满【修改稿】  

田守诚 

    我的祖父田万满（1875-1959），字丰久，系我的曾祖田树昌的长子。他是田家镇第一位在苏俄经商数十年并得以发迹的知名人士，他老人家是田氏宗族中一位姣姣者，当年在盘山县境内也是德高望重，受人尊重的名人。我从童年到少年一直生活在他老人家的怀中膝下，对其经历知之较多。

 苏联经商二十载 

    祖父年轻时在家边务农边经商。一次，因赌博受到我曾祖父严责，祖父痛悔己非，毅然离家出走，那一年是1900年，他25岁。他去了中俄边界的满洲里，投奔一位姓王的亲戚。暗自振作，以期出人头地。开始给地主家打短工，种地、除草、收割……那里地冻天寒，环境艰苦，手脚都冻伤，但一直坚持，知难而进。一年后，祖父到一家面包铺打工，面包是俄国人吃的食物，在面包铺经常接触到俄罗斯人，他一边学习做面包工艺，一边学习俄语。由于勤奋好学，技术长进，俄语初通，东家十分满意。

    1903年，祖父为了谋求更大的发展，在朋友的介绍下，去了俄国的赤塔，走出了国门。在俄国谋生最大的难关就是语言，在满洲里虽然学会了一些日常用语，可到了赤塔就行不通了。在俄语中不单纯是官方语言，还有很多方言、土语，在商业活动中什么人都接触，这就要求要懂得多种俄国语言，会说更广泛的俄语。祖父就下苦功夫学练，不论早晚，吃饭睡觉都在学练，不耻下问。虚心求教，边学边用，经过近两年的苦练，终于掌握了俄语中的各种语言，达到了融会贯通。这是在俄国扎下根谋求发展的资本。随着时间的推移，俄语的熟练，技术的长进，加上为人忠厚，肯干吃苦，广交朋友，更是受到老板的青睐，从打工者变成了面包铺的股东，并有了一定的资本积累。

    1906年，祖父为了谋求更大的发展，跟他的合伙人携资来到莫斯科，开了一个规模较大的面包铺。在莫斯科扎下了根，一干就是二十多年。在莫斯科经商，不仅经济上得到了丰厚的回报，正赶上了苏联的“十月革命”，思想观念又受到了苏联社会主义的熏陶，归国后，为人处事无不受其影响。在莫斯科除了经营面包铺，参加社会活动，结交各界朋友，拜竭了列宁墓。祖父留下的仅有的一件珍贵的遗物，就是在苏联经商时候照的一张大照片。这是一个开照像馆的苏联朋友送他的，当时只是照了一般的照片，可是他的朋友说，这张照片有气派，就给他放大了，装框做为纪念。这张照片照得是精神抖擞，神采奕奕，是一张标准的中国人照，至今还在我家中珍藏。每当见到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令我不禁遐想，也是我写这篇忆先人文章的初衷，旨在激励后人光大其美德。

    祖父在苏联经商得到发展，挣来的卢布换成金沙子，往家里寄，到国内再行兑换，因此家业大兴。我曾祖在田家镇盖了正厢房十五间，在街面置了铺面，买了很多好地，又开了杂货兼糕点的铺子——永兴厚。

 乐善好施济困扶贫

    祖父是1928年从苏联回国的。他老人家不主张大家大业的日子，更不主张发大财。在他倡议下，老哥仨就分家另过了。在分家时，家里的财产先可着两个弟弟挑选，面铺给了他二弟，上等好地多给了他三弟。他说：“我自己有点，能维持生活足矣。分家后，他老人家被当地群众推选为村副。由于受苏联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加上祖父忠厚朴实，乐善好施的本性所致。当了地方上的小官，不但家业没有致富，反而败落。那个年代灾害频生，苛捐杂税繁重，民不聊生，上面催捐火急，有的贫苦百姓实在无力缴纳捐税。他老人家就从自己的薪俸中为之支付。当无力缴纳的贫苦百姓太多，薪俸又不足以支付时，就变卖家产抵付。我家唯一的好地邵家坟岗地和夹信好地就是为百姓交纳捐税而卖掉的。最后只剩下东南两垧碱巴地（现镇高中大院）。因此，土改划成分时，我二祖父家划了富农，在祖父家划了中农，唯有我家是贫农，并分得了泡子沿的好地。

    由于家境日衰，已无力再为百姓解忧，祖父辞去村官，又开始走上为他人打工之路，以维持全家老小的生计。我记得他老人家给二界沟孙老济网东打过工，给苇塘主打过工，给盘山兴记书局打过工，给田家镇的李家炉、荣升合杂货铺打过工。都是给人当管账先生，账务整理得是滴水不漏。

    祖父在给人家打工，家境困难的情况下，对扶贫济困，乐善好施的事，始终不渝。有一年，家中只有斗米，屯亲唐大姑（唐宝山的母亲）家中断粮，求到我家，祖父让我把家中仅有的一斗米给唐大姑拿去二升。每逢年关，祖父回家过年时，在三十晚上，总是准备好一些零钱，分给来送“财神”的穷人。他老人家说：“虽然钱不多，咱还比那些三十晚上挨家送“财神”的人强，给他点钱，以尽心意，大家都得过的啊。”一年冬天，北风呼啸，大雪纷飞，他老人家外出归来，见路沟里有个老太太冻僵在那里，毅然把她背到家中，从外边取来一盆雪，给老太太搓手搓脚，见到缓醒过来后，让家人熬姜汤，煮米粥，喂老太太，终于把老太太救活。后来得知她是兴隆台老刘家的人，捎信让家人接回。这样的事祖父做的太多太多了，就不一一赘述了。在田家镇方圆几十里都称祖父是田善人，得到很高的赞誉，为后人留下良好的家风。

为苏联红军当翻译

    1945年，“八·一五”光复，人们沉浸于喜庆之中。一天，天高气爽，艳阳高照，又逢田家镇集日，从盘山方向驰来一辆汽车，车上坐着十几位苏联红军。到镇中央停下了车，走下来头带钢盔，手持冲锋枪的士兵，哇啦哇啦说些什么，谁也听不懂。当时，人们对苏联红军印象不一，有的认为红军帮助咱们，打垮了日本鬼子，是救星，有些人说他们的军纪不好，特别是青年妇女更是听苏军变色。有的人好奇，头一回见到大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正在大家忐忑不安时，有人就喊起来了：“快去找田丰久老爷子，他在苏联呆过”。就有人领着两位苏联红军到我家来了。祖父正躺在屋里休息，一看来了苏联红军，连忙问了咋回事，便一同到集上去了。见了红军长官就你一言我一语聊了起来。赶集的人们就都围了上来，我祖父向围观的乡亲们讲：“这是苏联红军，打咱们这里路过，目的是上大连红军总部，在这里下车问问路，想吃点饭。”于是，祖父就把苏联红军领到镇上崔家馆子，征求苏联红军的意见，炒了中国菜，并喝了些自带的酒。这位军官是莫斯科人，没想到在东北的乡村小镇能遇到这么一位精通俄语熟悉莫斯科风土人情的老先生，感到格外亲切，大有“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的感觉，对他老人家的俄语水平是大加赞许：“我们到东北以来，还没遇到像你这样精通俄语的中国人。”一再请求祖父跟他们一起去大连，给他们做翻译。我祖父考虑到家境难以脱身，自己的年岁已高，时年七十岁了，谢绝了他们的邀请，饭后用他们带来的物资付了饭费。余出的一些缴获日本人的战利品，与当地群众换了烟酒。这都是通过我祖父的翻译，得以成交。这次虽然与红军接触的暂短，可在田家镇轰动却很大，赶集人们见了世面，开了眼界，把当天的事当成天大的新闻，互相流传。有的说：田老爷子，真威风，把老毛子人说得服服帖帖。有的说：你看人家田丰久老爷子，俄国话说得呱呱的，苏联红军直竖大手指，真是显咱田家镇人的威风，咱田家镇真有能人啊。

 言谈身教育后人

    祖父还是一位热爱劳动，注重修养的人，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对晚辈谆谆教诲，关爱有加。祖父晚年在家从不闲着，拣粪、拾柴，种园子。他老人家是常年粪筐不离身，不论做什么去，只要走出家门，就背上粪筐，走那拣那，不空手不闲走，拾满筐再回家。拾柴也是他老人家的常活，每年立秋以后，百草成熟，就开始拨蒿子打秋板草。他把青蒿子拨下来，放在地头晒着，打完秋板也放在地里晒着。有人问他，这样做不怕别人给你拾走。他老笑着说：“谁拿去不都是烧火，给我剩多少算多少。”日久天长，屯里人都知道，地头晒的干柴是田老爷子的。人们一般也不去动它，很少有丢失。我家的菜园子很大，自己种菜家里吃不了，有时就拿到集上去卖，回来时，我问：“今天的菜卖了多少钱？”祖父说：“卖什么钱，谁家没菜拿去吃呗。”所以他老人家去卖菜，家里从不问卖没卖钱，人们对田老爷子的行为都是赞不绝口。

    祖父晚年时刻注意锻炼身体，在苏联时养成的耐寒习惯，冬天天不亮就起床，端盆带冰茬的凉水，在院子里脱光膀子洗脸，擦身上。哪怕是北风加烟雪的数九寒冬，不戴帽子，不围围脖，不戴手套，耳、手赤红，坚冰在须，从不说个冷字。年过八十还是耳聪目明，精神抖擞，红光满面，银髯飘胸。四乡群众不论老小，在田家镇只要见到长胡子的老人，就知道他是田丰久。

    祖父还有一个礼遇待人的好风尚，路遇任何人总是先笑，先说话，主动寒暄，官民一律，贫富一律，童叟一律。他敬重人人，人人都敬重他。

    祖父虽然没念过多少书，但一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通晓古今，除了会俄语，还初通日语，在文学上有一定修养。我念私塾时写作文，求他审阅时。他用大鼓词的形式，给我删改《刘谌哭祖庙》。我记得有这样的段子：先帝爷创基业，茅庐三顾，蜀魏吴未统一，鼎足三分，战绵竹，取西蜀，兵贵神速。渡沪水，擒南蛮，七纵七擒。出岐山整六次，未得魏土，到后来五丈原陨落大星。姜伯约九代中原成画饼，竟让那邓士载偷渡阴平……以此可见其文学功底的端倪。

    我是祖父的老孙子，他对我更是疼爱有加。1949年解放初期，各项事业欣欣向荣，蓬勃发展。我刚结婚，就参加工作离开了田家镇。我爱人在结婚前是高家村妇女主任，结婚后来到田家镇，按照过去的老规矩，新媳就应该在家侍奉老人，相夫教子。祖父在苏联呆了那么多年，思想深受社会主义的影响，他支持孙媳妇出去从事革命工作，不久，我爱人就被田家村群众推选为村妇女主任。我爱人在旧社会没念过书，为了干好工作，参加村里的扫盲班，每天到村里的夜校学习，不管多晚，他老人家总是等着她，给她辅导。很快她摘掉了文盲的帽子，工作也干得更加出色。以后在合作化运动中担任初、高级社长，并选为县劳动模范，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4年我有了大女儿，这更是她太爷的掌上明珠。刚懂事，学会说话时，太爷爷就教她一句句地学俄语。认识字，启蒙教育。我女儿从小在太爷爷教诲下，虽然没机会上大学，但在工作中通过自学，现已是国家注册会计师。

    祖父离开我们已经半个世纪了，现在我也是年近八旬了。回想这一生的工作、学习、生活无不深受祖父影响。我想，祖父的光明磊落、乐善好施、仗义疏财、乐观豁达的精神品格，同样激励影响着田氏宗族的后人，并把这种精神品格一代传给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