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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美土司的衰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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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田氏网 访问量：8153 添加时间：2007-10-26 20:29: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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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末清初的厄运
明末清初，朝代更替，各种势力云集于湖广鄂西、川东，先是朱明王朝与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的斗争，继而是以南明为代表的残明势力包括李自成、张献忠余部与大清王朝的斗争；再是吴三桂与大清王朝的斗争，直到吴三桂死后始获安定。各种斗争错综复杂，容美土司田玄父子均牵连其中，受到各种势力的冲击和制约，容美土司从兴盛走向衰落的道路。
（一）田玄父子与文安之的关系
文安之是明末遗臣，又是南明的首辅，活动于湖广、川东残明势力的代表人物。他与容美土司司主田玄父子关系密切，交往长达18个春秋（公元1644－1661年），死于军中，葬于容美，与田玄祖孙三代五个司主（田玄、田沛霖、田既霖、田甘霖、田舜年）都有关系。因此，欲了解田玄父子在这一时期的政治态度及其变化，弄明白他们与文安之的关系至为重要。
《明史》卷二七九〈文安之传〉云：
文安之，夷陵人。天启二年进士，政庶吉士，授检讨，除南京司业。崇祯中，就迁祭酒，为薛国观所构，削籍归。久之，言官交荐，未及召而京师陷。
福王时，起为詹事，唐王复召拜礼部尚书，安之方转侧兵戈间，皆不赴。永明王以瞿式耜荐，与王锡衮并拜东阁大学士，亦不赴。
顺治七年六月，安之竭王梧州。安之敦雅操，素淡宦情，遭国变，绝意用世。至是见国势愈危，慨然思起扶之，乃就职。时严起恒为首辅，王化澄、朱天麟次之，起恒让安之而自处其下。
孙可望再遣使乞封秦王，安之持不予。其后桂林破，王奔南宁，大兵日迫，云南又为可望据，不可住。安之念川中诸镇兵尚强，欲结之，共奖王室，乃自请督师，加诸镇封爵。王从之，加安之太子太保兼吏、兵二部尚书，总督川湖诸处军务，赐剑，便宜从事；晋诸将王光兴、郝永忠、刘体纯、袁宗第、李来亨、王友进、塔天宝、马云翔、郝珍、李复荣、谭弘、谭诣、谭文、党守素等公候爵，即令安之赍敕印行。可望闻而恶之，又素衔前阻封议，遣兵伺于都匀，邀止安之，追压光兴等敕印，留数月，乃令入湖广。安之远客他乡，无所归，复赴贵州，将谒王于安龙。可望坐以罪，戍之毕节卫。……。
王久驻安龙，可望遂自设内阁六部等官，以安之为东阁大学士。安之不为用，久之走川东，依刘体纯以居。……。顺治十六年正月，王奔永昌。安之率体纯、宗第、来亨等十六营由水道袭重庆。会谭弘、谭诣杀谭文，诸将不服。安之欲讨弘、诣，弘、诣惧，率所部降于大兵，诸镇遂散。时王已入缅甸，地尽失，安之不久郁郁而卒。
文安之初到容美，是1644年前后，一直住到1646年秋，离开容美往施州去桂林见永历帝，长达三个年头，两个春秋。这其间，中原大乱，清兵入关，势如破竹，李自成、张献忠民农军，一败不可收拾。南明王朝，亦屡战屡败：公元1644年五月，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号弘光，第二年五月失败；公元1645年六月，唐王朱聿键在福建称帝，号隆武，第二年六月失败；其弟朱聿粤同年十一月在广州称帝，号绍武，仅40天又告失败；同年十二月，桂王朱由榔在广西称帝，号永历，一直坚持到公元1662年被俘为止。文安之在容美，与田玄父子志同道合，都具有不遗余力、匡复前明的决心。这一点，从文安之与田玄、田沛霖的作品中足可证明。其中有文安之为田玄《秀碧堂诗集》写的《序》，有《田玄宣慰》七律诗，有《同容美宣慰田双云观雨中白莲八赋二首》，有为田玄等《甲申除夕感怀诗》的《甫评》曰：“慷慨悲歌，珠玑萃于，一门三复，诸作一往情深”，还有田玄的五言排律《送文铁庵先生往施州》，更是长歌当哭般地与文安之一道哭诉了他们对故国的殷殷怀想：
秋水凄怀日，溪桥怅别时。
缓随赤象步，微吟白驹诗。
亡国音同哽，无家路倍歧。
烽烟匝楚甸，惊跸远京畿。
对此新亭酒，那堪麦秀悲。
救时虽有略，用武欲何施。
遵渚瞻鸿羽，单麻辍凤池。
愁听望帝血，空感岘山悲。
北阙劳魂梦，东山暂委蛇。
幸徼安道访，难释紫芝眉。
炊黍尊前多，牵衣问后期。
竹郎余胜概，石室有芳规。
教泽原无远，从来照不疲。
（见《容美土司史料汇编》146页）
文安之与田玄父子的第二次联络，当算文安之受命太子太保兼兵吏二部尚书、总督川湖军务以后，被晋王李定国、秦王孙可望“戍之毕节卫”期间（大约在公元1651年），文安之寄诗田特云（即田甘霖）《遣戍毕节有作寄达容美宣慰田特云》，田甘霖以七律《闻黔中晋李秦孙构难奉诏解之事与五代晋梁符合感而赋此》答之。后田甘霖得知文安之已由黔出蜀，又作《松山怀文铁庵先生长律》一诗，以“奋椎还欲摧春焰，垂翅何堪渡楚汀。相逐欧波随上下，思骑鹤背转飘零”之言，盛赞文安之受命于危难之间，出任南明大学士、兼兵吏二部尚书、总督川湖军务一职，如张良奋锥击秦于博浪沙，放弃悠闲自在的隐逸生活，飘蓬天涯，联络抗清力量，其操守可歌可泣，这表明田甘霖对坚持抗清的文安之由衷的钦佩，与田玄“对此新亭酒，那堪麦秀悲”，可谓异曲同工，心心相印。
在田甘霖答文安之的《七律》诗标题中，把晋李、秦孙相提并论，是当时的一种误解。晋李，指李定国，张献忠养子，永历三年附南明，后封晋王。秦孙，指孙可望，张献忠养子，后封秦王。据王夫之《永历实录》载：永历帝在南宁，孙可望使其部将率兵二千人，击杀朝官三十多人，威逼皇帝加敕实封秦王。后孙可望被李定国击败，投降清军。而李定国一直忠于南明王朝。五代梁时，侯景降梁复叛，梁武帝饿死。田甘霖说“五代与晋梁符合”，或是指此。仅借此一角说明，以正视听。
文安之与田玄父子的第三次联络是公元1654年（永历八年，顺治十一年）四月“文安之走川东，依刘体仁（即刘体纯，又名刘二虎）以居”以后。从田甘霖《感怀文铁庵先生》有序中得知，田玄父子与文安之联络频繁，且都是商讨关系大事。在双云（田沛霖）去按世以后，文安之曾来信悼念；在文安之赴川东以后，“又得公寄长兄（既霖）手书，所言在白帝城与楚藩争自立事也，此等关系大事，千里之外，公必往返商之，则公之期兄又可知也。”
一些学者认为，文安之担任南明首辅后，曾于公元1651年前后，第二次到过容美，其主要证据是文安之《同容美宣慰田双云观雨中白莲》及田沛霖《奉陪相国铁庵文夫子观雨中白莲》诗。我们认为文安之在公元1651年秋，曾来湖广，与李来享等部“共结寨于西山中”（见费密《荒书》），这次是否第二次到容美土司，还待考证，仅凭以上两首诗作则不能成立。因为容美宣慰田沛霖早在公元1648年（顺治五年，永历二年 戊子）就去逝了，又怎能在死后三年陪文相国观白莲呢？这两首观白莲的诗，只能是文安之第一次到容美（约在公元1445年前后）作的。那么怎能在诗中又称“宣慰”，又称“相国”呢？这好解释，文安之“戍毕节卫”时（约公元1450－1451年），田甘霖（字特云），没有任宣慰，不也称“寄达容美宣慰田特云”吗？既然对特云称得，宣慰应袭双云当然也就称得了。再说，宣慰田沛霖（公元1448年）去逝，两年以后（公元1450年），文安之曾写信悼念，田甘霖在《感怀文铁庵先生有序》长律诗中有言：“兄亡只隔两星霜，公犹远道寄哀诔”，就是证明。这说明文安之在公元1451年前后，更不可能与死去的田双云宣慰共赏白莲了。
文安之与田玄父子的第四次联络则是顺治十五年（永历十二年，公元1658年）正月，容美宣慰司田甘霖及其叔田圭被刘体纯部“掳去”，离开容美土司，赴长江以北刘体纯大营，与文安之“共商”抗清复明大计。同时“容美军民户口万余，降住刘营。”有田圭五言长诗《巴东行呈文铁庵相国 有引》、七言诗《笼中鹦鹉戊戍被留军中作》：田甘霖七律《哭文相国 时困巴东作》为证。田甘霖、田圭等在巴东江北刘营“留驻”到公元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永历十五年）文安之攻重庆失败，“郁郁而卒”之后，即同文安之的幕客宋生一道，伴着文安之的灵柩返回容美，并将文安之的灵柩埋葬在容美中府附近的紫草山上，幕客宋生一直守之不去，直到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4年），顾彩游容美时还健在。顾彩在《容美纪游》中云： “紫草山朴茂幽深，全体皆石叠成，其上数里有草庐三五楹，君所筑以居隐士宋生者。生常德武陵人，故明督师学士文安之幕客也。文公以避贼，流寓司中，君父少傅公礼为上宾，卒葬是山。宋生守之不去，今年八十余，誓不下山。君常就而为之携酒，生所聚皆怪石，颜曰‘米拜亭’”。
君，指田甘霖的长子田舜年，时为执政司主。顾彩为什么说文安之是“卒葬是山”呢？因为这里是田氏的避讳之处，不便明说，只能这么交待。事实上，田甘霖在宋生五十大寿时为宋生作歌祝寿的《序》中已经交待明白了：“新安宋子侠士了，交将念载，曩予困顿巴东，宋子形影相随，今五十初变，予理残疆，官贫无赠，作歌以祝”。
（二）一支虎“移营容美”之劫
清道光《施南府志》卷十七载：
“丁亥（顺治四年 永历元年 公元1647年）五月，一支虎李过（闯王爱将，后降福王，赐名赤心）始率十三家余烬入卫地，肆屠掠，与土司战于南城，大破之，遂移营容美。戊子，自容美转屯施南司。”
道光《鹤峰州志?沿革》田沛霖条载： “田沛霖，字厚生，号双云，元长子。……，尝遣千户覃应祥间道赴粤闽行在陈方略，无何，残寇一支虎由清江窜入，沛霖不及备，遂受其蹂躏。不一年，忧忿以卒，年三十有九。”
清《田氏世家?容美宣慰使田沛霖世家》载： 时永历元年丁亥也，公方锐意勤王，欲修匡扶之业，无何，残寇一只虎，由清江奔入容地，公初视为降丁，不为备遂至，库藏宝玩，官廨名舍，以及野积公储，一时劫掳殆尽。尤伤心者，太保仁忠公（指田玄）柩，并太夫人寝墓，俱被发掘。公自忿竭忠于国，未能获报，而横受惨祸……，郁郁不乐者一年，竟忧愤暴蹶而卒。寿三十有九。
以上三分史料，意思大致相同，无论是“移营”还是“窜入”、“奔入”，一只虎部（起码在千人以上）在容美驻扎长达半年之久，确实给容美司带来了灾难：一是容美自建立土司以来，300多年的积蓄，毁于一旦；二是祖坟被掘发（掘发者的主要目的是为获取陪葬金银物品，实事上容美土司有金银物品陪葬的习俗，解放后文化革命期间，一些人曾在田甘霖墓葬里掘发了许多金银陪葬物品），这是令其后代特别伤心的事情；三是更令人悲愤的是，一支虎已经投降南明，是打着抗清复明的旗号“移营容美”的，其政治态度与当时的容美司主完全一致，对这样一支人马的胡作非为，既无法忍受，又不能抵抗，只有日夜拊心，悲忿叹息了！
有的学者认为，一支虎劫容美，不全是田沛霖卒死的因素，当然也与更大 的形势有关，诸如明末遗臣与闯献余党合作抗清，川东、湖广（主要是鄂西施州卫及夷陵地区）等地残明势力倍增。同年，清朝大军拥至洞庭湖西的澧州，继而占有容美以东以南的常德、辰州、沅州的大部分地区（见《东华录》顺治四年十二月庚寅、丙戍条，顺治五年二月壬辰、四月壬午条），容美虽是残明势力的一部分，仍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但是其导致田沛霖“郁郁而卒”的直接原因，是“一支虎劫容美”，这是不可置疑的。其一，田沛霖是丁亥的第二年即戊子年（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郁郁而卒”的。其二，有的学者认为田沛霖“郁郁而卒”于公元1651年，要比前者迟死3年，其主要依据是道光《鹤峰州志》有云：“田既霖，字夏云，元次子……以兄沛霖无子袭职，时大清定鼎七八年矣。”从大清定鼎的1644年，再加上七八年，就是公元1651年了。其实，田既霖袭职的时间，不等于田沛霖去逝的时间，这里的原因《田氏世家?容美宣慰使田既霖世家》说得清楚：“仁忠公并其伯兄双云，三年之内，先后捐馆，又当戎马蹂躏之后，国无长君，阖司官僚舍把，以世序议当立。公悲号惊走，谓伯兄尚有遗腹可望，不忍遽闻此言，引佩刀自断其发，欲远窜绝域。众等再三劝以暂摄权柄，待嫂氏分娩。未几，腹子蕃嗣生，公尽心抚导，冀起成立，如是者三年，无何，蕃嗣又夭，公哀恸废食……不得已始受职，是时，大清已定鼎七八年矣！”（见《容美土司史料汇编》101、102页）
由于清道光《鹤峰州志》的编纂者，摘引《田氏世家》这段文字不够完整，不够准确，致使现代一些容美史的研究者，多了许多的“探讨”、“推断”，枉费了许多时间。
（三）夹缝之中求生存
当时，文安之既是田玄父子的朋友，又是南明王朝的代表人物。他曾代表永历帝对“西山寇”（多为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余部，打着联明抗清的旗号，活跃在巴、渠、巫、施之间）诸首领进行封赠：李赤心临国公（原名李过、李锦，外号一支虎，降后唐王赐名赤心，死后由其养子李来亨承袭）、郝永忠益国公（原名郝摇旗，降后唐王赐名永忠）、刘体纯皖国公、袁宗弟靖国公、王光兴荆国公、马腾云桐城候，拓天宝宜都候党守素兴天候，贺珍岐候等等，容美土司亦被封为容美等处军民宣慰招讨使司，名义上均受文安之的节制。容美司主在南明势力圈内，对文安之是信得过的，“志同道合，心心相印”；对“西山寇”则疑虑多多，他们各自为政，相互争斗，难成气候，尤其是一只虎劫容美，刻骨铭心。这是容美处夹缝的一个方面。
还有另一方面，就是大清王朝步步紧迫，容美司之近邻，永顺、保靖两大土司已于顺治八年（永历五年，公元1651年）三月降清（见《东华录》顺治八年三月乙酉条），清朝大军已从东南两方面逼近容美边境，何去何从，关系容美土司之存亡问题，必须作出相应的决策。
容美土司主田玄去世，由长子田沛霖承袭。田沛霖是一位对朝廷忠贞不二的土司王。自清兵入关的1664年至1666年后田沛霖卒世，其间及前后与其父，奏明正朔，收容流寓，对偏安一隅的南明王朝，寄予很大的希望。容美土司当时能保全其政治与军事上的势力，这不仅是容美土司和南明要员相投缘，也与南方的残明势力的活动相关联。
清朝定鼎之初，李自成率部众沿汉江东下，结果于1665年在湖北九宫山被地方武装所杀害；张献忠于1644年率部进入四川，两年后被清兵杀害。张献忠余部分散于川东一带，与李自成余部李过、刘体纯等合流，组成了“夔东十三家”（即史称“西山寇”）。1645年，原明王朝总督何腾蛟，巡抚褚胤锡，招抚李过等人联合抗清，使原本势不两立的将相和“贼寇”首领，因民族仇恨而走到一起，一时间川东抗清势力大增。容美土司亦在这股势力的范围之内。
然而，李过在顺治三年（1646年）以后，屡次败于清兵，乃自岳州、荆州彝陵与川东地区撤退到湖广西侧山地，被迫移营施州、容美一带。不久，清军占领容美之东的常德、辰州，顺治八年（1651）保靖、永顺土司降清。面对各军事势力的纷争局面，容美土司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效忠于残明的田沛霖“忧愤以卒”，紧要关头，倒了大树，容美土司内部的矛盾也渐呈白热化趋势。
田沛霖“忧愤以卒”后，暂时仅有“遗腹子”无人袭职，由其二弟田既霖摄政理事。到田既霖正式袭职视事时，清朝定鼎已是七八年了，而此时南方各派政治势力仍然风起云涌，假托“反清复明”的口号，纷纷争利霸地，烧杀掳掠往来不绝。
田既霖在种种纷乱的局面下，自觉难以应付，“才非拨乱”，遂将诸政事委托三弟田甘霖协办。1655年，在田甘霖的劝说下，田既霖迫于形势，代表容美土司正式奉表投诚清廷，成为清王朝的首任容美土司主。
田既霖、田甘霖和田沛霖的政治态度有着明显的区别。田沛霖是“奉明正朔，忠贞不二”，田既霖、田甘霖则通过对时局的反复权衡，认为应审时度势势，惟有归顺清朝方可自保。
据《东华录》载：“湖广容美土司田既霖，以所部二万投诚。上嘉之，命所司速叙”。
《鹤峰州志》沿革志亦载： “乙未岁（顺治十二年，1655年）既霖投诚，我朝晋授容美等处军民宣慰使加少傅兼太子太傅，赐蟒玉，一品服色，丙辰（申）年卒（1656年）”
田既霖袭职不到一年即谢世，死因何在？如果说田沛霖是因面对纷乱局面而“忧愤以卒”的话，那么田既霖受命于危难之中，绝不会因“才非拨乱”而自蹈阴曹的。他的死当与土司内部忠于残明的政治势力有关。既霖卒世时并无“流寇”袭扰，他还奉表投诚清廷，这无疑是容美土司为了生存，而带有划时代决定性的举措，但这一举措则受到了保守的忠于残明的政治势力的相抵触。据悉，容美下属之水浕司唐镇邦、唐继勋，石梁司唐公廉等人与故主田沛霖的政治主张完全相同，并曾与既霖争战，终至投奔“流贼”抗清，成为田既霖“率众二万投清”的对立面。据此推测，田既霖很可能是为仍奉明朝正朔的政治势力所暗算。
顺治十四年（1651年）田甘霖膺任容美宣慰使。清道光《鹤峰州志?沿革》田甘霖条载：
“田甘霖，字特云，号铁峰，元三子。年二十补博士弟子。以兄既霖无子袭职。残明降寇之为勋镇者（按指刘体纯）藉容美奉本朝正朔为口实，厄之于皖国公刘体纯营中。督部李荫祖奉闻。奉世祖章皇帝恩旨：有田甘霖能否脱归，星速奏闻之。谕后，多方解险，栖澧阳者四年乃归。
其时容美土司仍处于各派军事力量的激烈斗争中。上任不到一年（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即遭厄运。
“刘体纯、塔天保即遣其将刘应昌等四人，将锐卒三千渡江（过清江）昼伏夜行，不四日抵容美，掳田甘霖及其妻子以归，遂尽逐江南民此渡，时顺治十五年五月也。容美以金银数万赎甘霖，乃复遣返。”（见康熙齐祖望《巴东县志·事变》
另据（同治《建始县志》亦载称： “王光兴驻扎在建始的后里，招聚流民，劫掠容美，建人多从之”。
田甘霖刚上任视事，就被裹挟在巴东刘体纯的行营之中，饱受厄运之苦，时间长达四年，就是以“万金赎回”后还有司难归，流亡松滋等地达4年之久，于康熙元年（1662年）才回到容美任事。回司视事是因为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文安之所辛苦经营的抗清统一战线，已分崩离析，清朝江山趋于稳定（荡平三藩之乱后）于是，他立即向清廷呈送《田甘霖倡义奏疏》陈述其被刘体纯俘获的缘由及其经过，并请恢复封号，该《疏》奏称： “臣以边方远臣，慕义向化，西南首倡，于顺治十二年投诚，十三年缴印，十四年蒙换新篆，并赐袭帽弓马、犹渥逾涯，顶踵莫报，仰戴天朝洪恩，遂宣布德意，实期招诸土司，尽归版图，以答皇恩。不期深中贼忌，身受惨祸，于十五年正月内，遭刘二虎贼众掩袭，寨破被掳，除钦颁印信并尝赍等项，尽被掳掠，题报在案。凡臣阖家眷属，及舍把军民人等，感忍耻受辱者四年余。幸赖皇上宏庇；应袭长男舜年，亲属官僚臣田商霖、田鼎等，未落虎口，得以设处措费，鬻子质妇，不下数万金，赎臣生还……”（见《容美土司史料汇编》4、5页）。
对于容美遭刘体纯袭击及田甘霖被掳；困于刘体线行营之中饱受围厄之苦这一历史事件，研究学者持两种说法，即一派学者认为，刘体纯其时已在文安之及原明王朝总督何腾蛟、巡抚禇胤锡招抚李过等人联合抗清，而田甘霖此时已奉表投诚降清，并成为清朝首任土司边臣，政治上成了刘体纯的对立面，于是“有重兵三千日伏夜行掳掠容美之举”，这次行动既有政治目的，也有经济目的。另一些学者认为：田甘霖不是被“掳”，而且被“邀”。文安之、刘体纯等欲与他合兵一处联合抗清。其间，田甘霖曾率土兵参与驻守关隘并与清军交火。后文安之、刘体纯等内部分裂导致兵败，田甘霖方辗转回到容美。为了向清廷交待这段历史并开脱责任，故伪称“联合抗清”为“被掳受困”。两种说法孰是孰非？不在本节责内，书此存留供研究者参考。
夹缝中的容美土司境处，甚为险恶。此一劫远远超过“一支虎移营容美”之劫，上一次虽然损失惨重，但仅限于容美中府一地，其下属诸土司损失不大。这一次涉及容美下属各个土司，如五峰、石梁、水浕源、椒山等等，多是司主率领，土司卷带全司军民而去，使兴盛一时的容美土司元气大伤。
（四）趁吴三桂之乱图谋发展
吴三桂于康熙十三年至二十年（公元1674－1681年），自封为周王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打出了反清的旗号，其势力在湖广巴蜀间迅速扩展，巴东、建始、利川等县均降于吴三桂。容美土司田甘霖、田舜年父子，刚从“夹缝中求得生存”，正值治理残疆，百废待兴的时候，既没有力量，也不想和打着反清旗号的吴三桂兵戎相见，于是，接受了吴三桂的封号：容美路都统使承恩伯，并派兵参加了吴军对清军的作战。到了吴军溃败已成定局，清军大举渡江南下之时，田舜年始决定反戈一击，投诚于大清顺承王案下。这样做，容美田氏父子似乎有些“反复无常”，但就容美土司的大局而言，仍不失为一正确选择：它使容美地域不仅避免了兵燹之灾，而且得到相应的发展。
但是，这段历史却被田舜年及其后人歪曲了。田舜年在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给皇上的《披陈忠赤疏》中，把自己妆扮成“反对吴三桂的英雄”：“盖自吴逆叛阻，臣愤裂五内，誓天日，盟屋漏，志切捐躯”（见《容美土司史料汇编》17页），清道光《鹤峰州志》则说成是“吴逆窃叛，胁受伪命”（见《容美土司史料汇编》375页），成书于清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4年）的顾彩《容美纪游》，更把田舜年接受吴三桂封爵，一笔勾销了，他说：“吴逆倡乱，兵入楚界，欲羁縻以伯爵，君坚持本朝印信，据险自守，寇不能窥”（见《容美土司史料汇编》296页）。以上叙述，均是对历史的歪曲，依据如次：
其一，吴三桂的军队没有到过容美，不存 “胁受伪命”，更不能说成是“据险自守”。容美土司是吴三桂联合反清的对象，不是他要打击的目标，只需要派个信使来“规劝”、“加封”就行了。当时被吴三桂加封的除了田氏父子以外，还有容美土司下属总兵官、副总兵官、参游守、安抚、长官、指挥等四十位之多（见《容美土司史料汇编》19页），此怎能用“胁受伪命”来解释？
其二，田甘霖死于接受吴三桂封爵的第二年（清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田舜年给其父立碑是清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此碑的落款不是大清年号，而是吴三桂的年号：“时周叁年岁次丙辰季春月”；田舜年的官衔也是吴三桂加封的官衔：“孝男 容美路都统使舜年”（此碑现存鹤峰县博物馆，碑文收入《容美土司史料汇编》），这能说是“坚守本朝印信”吗？不仅如此，就是田舜年投诚大清顺承王的第二年（清康熙十九年），他亲自撰写的《晴田峒记》落款仍然是吴三桂封的“承恩伯”头衔（见《容美土司史料汇编》108-110页），这说明，田舜年接受吴三桂封爵，不仅仅是“自愿”，而且是“知遇”的了。
其三，田舜年不仅接受了吴三桂的封爵，而且还派容美总兵官、其子田炳如、容美副总兵官、其弟田庆年率土兵前往澧州，在吴三桂军前效用，与清军作战。只是到吴三桂病死、败局已定的清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才反戈一击，投诚顺承王门下，“同心戮力，统一杀贼”（见《容美土司史料汇编》393、17页）。
其四，田舜年利用吴三桂与清朝争斗的时机，“收拾残疆”“重整部落”，使容美元气开始恢复。清《长乐县志》载：“康熙甲寅年（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容美田九峰，兵掳五峰司张彤绍、水浕司唐继勋、石梁司唐公廉，而以其子弟袭各司职”（见《容美土司史料汇编》398页）。又据清《巴东县志》载：在吴三桂兴兵占领巴东县城的时候，容美田舜年遣人杀死红砂堡防兵占领了红砂堡地区。
史料亦有公正的记载，清《长乐县志》卷四云：“康熙十三年，滇藩吴三桂起兵，容美负固怀二，遥为声援。圣祖仁皇帝曲赐矜全，西南平定，仍予世袭”（见《容美土司史料汇编》380页）。田舜年在康熙二十年上书皇帝，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目的是讨好清朝统治者，换取更高的信任。而当的清朝统治者也就来个‘不咎既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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