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涛
明初山西的外迁移民次数之多、规模之大在中国历史上都是不多见的。
有的学者根据《明史》、《明太祖实录》、《明太宗实录》等史籍的记载，统计出从洪武六年(1373)至永乐十五年(1417)近50年间，从山西洪洞大槐树处分赴各地的外迁次数共为18次，其中洪武年间10次，永乐年间8次(黄有泉、高胜恩《洪洞大槐树移民》)。移民外迁的省份涉及北京、河北、山东、河南、安徽等地。这两朝近50年间的18次移民，其迁民总数少则七八十万，多则达百万(黄有泉、高胜恩《洪洞大槐树移民》)。
在明初多达18次的洪洞移民中，明确记载着向山东移民的只有两次，一次是《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三载：“(洪武)二十一年八月，徙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等闲旷之地。”另一次是《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三载：“(洪武)二十二年九月，后军都督朱荣奏：‘山西贫民徙居大名、广平、东昌三府者，凡给田二万六千七十二顷’。”这两次往山东移民人数有多少呢?据有关专家推算，洪武二十二年(1389)，山西贫民迁往大名、广平、东昌三府，虽然未提到迁出的户数或人数，却明确记有“给田二万六千七十二顷”的数字。大名、广平归北京，东昌为山东所辖地，根据北方户均授田50亩计，可推算出外迁户数应为52144户。按平均计算，迁到山东东昌府的只有三分之一，应为17381户，按洪武年间人口户均5.47人计，应为95074人。洪武二十二年的这次迁民是人数较多的一次，占到山西总迁民人数的三分之一。洪武二十一年(1388)的迁民中，有迁往山东临清的。这次移民主要来自泽、潞二州，迁往地又比较分散，记载又不详，无法具体统计迁民人数。不过，有的学者把洪武十三年、洪武二十一年、洪武二十二年(两次)、洪武二十五年五次迁民做过统计，五次共迁出80858户，总计人口442293人(黄有泉、高胜恩《洪洞大槐树移民》)，从中剔除前面提到的洪武二十二年往大名、广平、东昌三府移民52144户，其余四次迁民共28714户。若四次平分，则每次为7178户。洪武二十一年的这次移民，迁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等地，临清只为其中之一，约定为1000余户，大约不足万人。除了以上两次史籍明确记载的移民之外，民间还应有自发的移民，但人数不会太多。
根据上面的统计，明初从山西迁来山东移民的总数大概在10万至15万人之间。当然，这种统计只能是粗略的，不可能是十分精确的，但对于说明问题来讲，这种数字足够了。
那么，明朝初年山东人口总数是多少呢?这里有明初洪武二十六年(1393)对山东户口的较为详细的统计。当时山东编户为：753894户；人口为5255876口(安作璋《山东通史》)。据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明初山西移民山东的人数不足山东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五，而且其分布区域以今天的鲁西北为主。
山西移民来到山东后最初主要分布在鲁西北一带，这种分布与山东境内的战乱和黄河泛滥都集中在鲁西北、鲁西南有关。元末明初的战乱，对山东影响最大的是朱元璋的北伐和靖难之役，当时在山东的战场全部集中在鲁西一带(济南以西)，而鲁中、鲁东波及甚少。黄河泛滥更是以黄河沿岸的鲁西、鲁西南人民受害最深。这就致使山东人口的减少、土地的荒芜都集中在鲁西一带。明朝初年，除从山西往山东西部移民之外，还有从山东其他地区(主要是鲁地)往鲁西移民的记录。如洪武二十五年(1392)，将登州、菜州二府无地居民5635户迁到东昌府；洪武二十八年(1395)又将青州、兖州、登州、菜州、济南五府家有5丁以上以及无田的农民1051户、4666口迁到东昌府编籍屯种(安作璋《山东通史》)。
既然史实如上所述，为什么洪洞移民在山东的分布又是如此广泛呢?这种现状是与洪洞移民迁来山东后的再次迁移有关。
洪洞移民迁来山东后的再次迁移，有以下几个原因。其一，洪洞移民作为外来者，迁到当地后，容易与原有土著者发生冲突。正如前面提到的，土著者“社民先占亩广”，移入者“屯民新占亩狭”，这种土地占有不均的矛盾，是移民再次迁移的一个固有的原因。其二，洪洞移民初来山东定居的鲁西地区，多在黄泛区，黄河的经常泛滥，也是促使洪洞移民再次迁移的一个因素。其三，明初朝廷在迁民中曾有“同姓同宗不能迁到一地”的条令，这个条令使同姓同宗分居几处，为日后寻亲访戚埋下了伏笔，这也是洪洞移民再次迁移时不可忽视的一个原因。
洪洞大槐树移民与山东民俗
明初洪洞移民迁居山东，虽然人数不如传说中所讲那么多，但由于移民来到山东后，无论是军屯还是民屯，最初多是移民们聚居一处，这就为保留其固有民俗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移民来到山东，在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其固有民俗与当地民俗必然发生碰撞，在这种文化交融中，民俗的变异必不可免。此外，洪洞移民在山东的广泛分布，在村落、家族等社会民俗方面留下了深刻影响。
在鲁西南一带，大约有半数村庄是在明代建立的。据80年代初滕县地名办公室的调查，滕县(今滕州市)现有1223个自然村中，明代建村的有687个，占村庄总数的54.3％。定陶县1050个村庄中，有388个村的祖先是由山西洪洞迁来的(张青、林中园《洪洞古大槐树志》)。曹县共有自然村2776个，属明代移民建村的多达1606个。郓城县现有1388个村庄中，属明代移民建村的就有535个(张青、林中园《洪洞古大槐树志》)。与移民有关的村庄命名习俗，前面已经有所介绍。
在民间谱牒、碑文所涉及的家族资料中，与洪洞移民相关的记载比比皆是。以滕州为例，滕州现存户藏的425部族谱中，有225部明确记载其家族是明朝洪武、永乐年间自洪洞县迁移而来。光绪三十三年(1907)《滕县乡土志·氏族》记载的滕县门户较大的望族十二姓，其中黄、张、王、侯、杨氏五族祖籍系山西洪洞县，黄氏族谱具体到喜鹊村，迁移时间均为明初洪武年间(《洪洞县志资料丛书》)。
明初山西移民山东，在节日方面，最突出的影响是寒食、清明的有关习俗。冬至后105天为寒食，过去这一天禁火、冷食。民间传说寒食是为了纪念春秋时被焚于绵山的介子推。介子推是山西人，所以冷食习俗最早先在山西省流行。清明时节(或三月三)，山东部分地区有蒸面燕的习俗。面燕，又称“子推燕”，顾名思义这和介子推有关。清明节山东各地都有插柳条、松枝的习俗，据说也是为了纪念介子推。冷食、面燕、柳条等节俗，本来是山西之俗，随着明代移民迁居山东，这些习俗便流布山东全境了。
洪洞移民来了山东，对山东的民间艺术也产生了影响。洪武年间，山西贫民迁至山东的东昌(今聊城)、临清等地区，其贫民多来自山西的泽州、路州。如今流行在山东聊城、菏泽、定陶一带有一种梆子戏，也叫“泽州调”，即山西晋城调，又叫“本地 “亻山西”，而“亻山西”字就是由“山西人”三字组成，从中可见山西色彩影响的浓重。在山东人的行为习惯方面，也留下了洪洞移民影响的痕迹，这方面最突出的是倒背着手走路的习惯。对此，民间传说中流传有这样的解释：官兵强迫百姓在大槐树下登记后，为防止逃跑，把他们反绑起来，然后用一根长绳联接起来，押解着上路。由于移民的手臂长时间被捆，胳膊逐渐麻木，不久，也就习惯了。以后凡是移民大多喜欢背着手走路，移民们的后裔也沿袭了这种习惯。
洪洞移民对山东民俗语言的影响以“解手”一词最具代表性。民间传说中“解手”一词是这样来的：官兵们在押解的过程中，用长绳串连着把移民们反捆起来，由于长途跋涉，途中经常有人要小便，只好向官兵报告：“老爷，请解开手，我要小便。”次数多了，就把口头的请求也趋于简单化，只要说声“老爷，我解手”，就都明白了是要小便。久而久之，“解手”便成为大小便的代名词，并且在有洪洞移民的地区广泛流传开来。
在山东民间故事和民间歌谣中，有关洪洞移民的内容也为数不少。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这些与洪洞移民有关的民间故事或民间歌谣，虽然在山东的不同地区都有流传，但其基本情节基本人物、甚至某些叙述语言却是大致相同的。例如胡大海、常遇春的传说，有关脚趾甲复形有相同的来源，或者讲述者具有共同的背景，这必然与洪洞移民的史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开始于明朝初年的移民，距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如果说洪洞移民对山东人、对山东民俗有什么影响的话，我认为，这种移民行为对山东人的心理影响是至为深刻的。不论史实如何，每当人们提起洪洞县，每当人们说起大槐树、老鹳窝，人们想到的是祖先们不辞辛苦、历经艰辛的移民历史，是前辈们开荒农垦，创建家园的辉煌业绩，这种思想，这种情感，恰恰是中华民族时刻不忘祖先功德、热爱故土、热爱家园的传统美德的具体体现。
本文节选自叶涛的《移民．山东人．山东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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