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遗忘到不知性别的中国电影先驱

(一)

今天我要聊的是一个叫任矜苹（也叫任矜𬞟)的人。百度百科说其是个女导演。二十年代出个女导演，还不把咱女辈们抖死？但逻辑告诉我，概率不大。说女的也难怪，首先名字像女生，其次该人担任过上海民生女学教务长，确实让人疑惑。于是，我下了洪荒之心，要找到照片，验明正身。

在上海杨浦图书馆的帮助下，化了不少时间，终于如愿以偿，证实男生无误!

在电影如此发达的今天，在追星这等疯狂的当下，一个中国电影的开拓者，他的名字几乎无人所知，甚至被人忽略到连性别也分之不清，是不是有点奇怪？加上他的网上信息到目前为止还很缺乏，所以我决定把我所知道的啰嗦几句，首发一个正面照，算是补遗吧。

图一· 任矜苹

（二）

任矜苹，1895年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鄞县，他一只手有六个手指，人称“六指翁”。他是中国早期著名的电影导演，是中国电影的创始人之一。1921年冬，他和张石川、郑正秋、周剑云、郑鹧鸪（郑介诚)一起，创建了明星电影公司，号称“明星五虎将”。明星公司现在被认为是中国第一个制片公司。不过，据我所考，但杜宇（“但”是姓) 等人创建的上海电影公司，成立于1921年的8月，比明星要早几个月，其影片《海誓》应该是中国最早的国产片。管海峯的新亚影片公司也比明星早，但停业也比较早。明星算不算第一值得商榷。然而，另几个第一，任矜苹当仁不让。他创建了中国第一份电影宣传刊物－－影片特刊《晨星》，《晨星》只登剧情与说明，及演职员的小传。他创建了中国最早的影评杂志《电影杂志》（1924年5月首刊) ，聘请顾肯夫与程步高编辑。要说明的是，顾肯夫之前自己编辑有《影戏杂志》，当是中国第一本电影杂志。但该杂志多是铜版画，作品来自欧美电影，故不受欢迎，销量无几，出了三期，就坚持不下去了。而任矜苹的《电影杂志》内容就丰富多了。出到第九期后，顾程二人因投身影界，无遐兼顾，改聘李怀鳞接任。任矜苹还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电影周刊《电影周报》， 由舒廷浩主编。1925年1月12日，任组建了中国第一个电影艺术社－－“晨社”。晨社的名气当年绝对是无出其上。中国早期的电影由欧美引入，早期的电影公司多放映欧美电影，不太受观众欢迎。正是任矜苹改变了这种状况。明星公司比别的电影公司更有名气，大概也是这个原因。

图二· 任矜苹创办的《电影杂志》，是中国最早的影评杂志。

任矜苹自小就喜爱电影。会导、会演、会编剧。他导演的成名作是《新人之家庭》，由女明星张织云主演。影片因为贴近百姓生活而大受欢迎。接着他导演了《风流少奶奶》，这是一部演杨贵妃遊园的古装歌剧电影，影片有讽刺时弊的寓意，演员韩云珍演技高超，故轰动上海。随后他又导演了很多受欢迎的电影，发掘了诸如王汉伦（女) 等一批明星。26年4月，任矜苹离开明星，独资创办了新人影片公司，自任总经理，他导演的《上海三女子》，也是蜚声沪上。新人公司还跟随北伐军，拍摄战地纪录片，这也是首开先河。新人公司拥有当时最多的名导演、名演员，如著名导演陈寿阴、程步高，电影明星杨耐梅、王汉伦、韓云珍、毛剑佩、王元等，他十岁的儿子任潮军也是童星，拍《小侦探》、演武打戏。在缺乏拍片资金的情况下，他甚至可以得到预支款，方椒伯、袁履登、孙梅堂等十几位总商会会董都给予他支持，黎黄陂、梅兰芳也给他赞助。他曾和唐世昌、严独鹤一起为梅兰芳编了个专辑。

图三· 任矜苹和两位二十年代的电影女明星杨耐梅、张织云一起。张织云是任矜苹导演的《新人之家庭》的主演。电影反映了“五四运动”后“新人”的面貌。

图四· 任矜苹导演的成名电影《新人之家庭》的剧照。当年该电影曾风靡上海。

从以上可以看出，任矜苹对中国电影的贡献不应被忽略。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个爱国心特别强的人，在爱国宣传、社会活动上，一直是一个十分活跃的人物。维基说他是女子教育家，这恐怕有点拔高，他担任女校教务长时才22岁，顶多做了4年。但如果说他是社会活动家的话，我认为恰如其分。

而这一切都是从五四后开始的。我的曾外祖田时霖看来对他有点影响。

图五· 田时霖（田澍霖，田汝霖、田世泽）

（三）

这要从他的一封信说起，这封信被刊登在1919年7月30日的《申报》上，信的全文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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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章、汝霖（田时霖的另个名字) 两先生均鉴：

谨启者，自和会失败，民心愤激，痛国势之已削，奋智力以相谋，储金之声先后竞起，国之不亡事之可为。殆以此始故其初也，必审慎远虑，严规以防弊，合群以致强，庶发一言有一言之力，行一事有一事之效，四年覆辙不致重寻。然合群非庸人所能为力，严规必集思而后有功，故矜苹尽国民之献。而先生等有讨论之会，当时矜苹因上海学生联合会之委，曾列末席，各抒所见，详确讨论，于是有召集团体会议及设立储金会之议。而先生等复，慨任先倡筹划进行，负责有人。本不必再贡管见，以辱听闻，惟念事关重要，心所欲言，更有不敢缄默者。夫储金足以救国，已成公论，以其能兴业也行抵制之实，能济穷也防未来之危，故储金会能早一日成立，即中国早一日有转机。不仅此也，我国山东问题，在和会虽已失败，然或可博胜利于国际同盟会，故于开会之前先当有所设备。所谓设备者，内蓄我实力，外扬我民气，使与会诸国幡然起助，庶东方之德，不再暴横。故储金会之组织不必限止于上海，当普遍于全国，此先生等筹划之时所应兼顾并谋者也。狂狙之言，猷献一得，惟先生等采择焉。至于进行情形，如能惠示一二，则尤幸矣。

七月二十九日，任矜苹谨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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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的抬头中的田时霖和宋汉章分别是绍兴七邑旅沪同乡会的正副会长，都是上海总商会会董。田时霖是上海木业界领袖，著名的民族工商业巨子和慈善家。宋汉章是中国银行行长，并在第六届总商会的选举中被选为会长。二十年代，上海总商会是上海最重要最核心的组织，左右着上海乃至全国的经济和政治，海关、外贸、税收等机构都在其之下。总商会会员必须是各自行业里拥有相当多团体会员的公会领袖或推选出的代表才有资格入选。总商会会董则是由全体会员投票选举出的人组成，会董可以说是精英中的精英。

这封信要交代一下背景才看得懂。任矜苹的信中说，他作为上海学联的代表，列席了两先生组织的一场讨论会。这是一场什么样的讨论会呢？还是看一下比上信早半个月（1919年7月14日) 刊登在《申报》上的一个启事吧，这就是那次会议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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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储金赎约救国同志会启：

窃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此次外交失败，激起风潮，各界人士皆知以救国为前提，群起而为一致之表示，可知国人对于国家观念，非尽薄弱。但凡事贵求实际，不尚空言，既有主张，要当贯彻。吾国人从来办事往往有两种特性，非筑室道谋举棋不定，即热度过高流为激烈，犹之一哄之市，俄顷即散。如“五九国耻”，当时国人非不激昂慷慨，曾几何时便淡焉若亡。此五分钟热度，之所以被讥，亦即自来交涉失败之最大原因，固毋庸深讳者也。诚欲一雪此耻，亟宜奋起吾人之责任心，庶乎其可。近闻鲁省请愿团声明筹款，代赎高徐济顺铁路借款合同，并认负担该款全额之半，余归各省分担。近日政府宣称该路只订草约，此时向赎尚有商量之余地。鲁省欲争青岛而以赎回路约为第一步，办法最为切要。同人等不自量力，窃愿附该团之后，聊尽职志，以冀共襄厥成。按该路借款为日币二千万元，每元约合吾国币五六角，共合中币一千二百万元，除鲁省已认半数外，其余一半拟从沪埠着手，以为之倡。兹先发起同志会，征求各界同志入会，分任劝募赎约储金。指定银行为收款机关，以一元为起点，推而至于十百千万，多多益善，少少无妨，随人能力志愿不加强迫。银行收款后给予收据，次日五厘起息，储有成数，即要求政府实行赎约，并以该约原订一切权利让予本会为交换品。似此办理，庶几投资者本利均有着落，且有该路实业上之希望，而使已失路权及随路将丧失之国土均得早日回复。一举而数善俱备，当亦爱国志士所乐从也。惟兹事体大，同人等发起此会，非敢好大喜功，不过竭其愚诚，冀收得寸得尺之效。要之为由，起于一篑：众志可以成城。以我国人民之众，倘各慷慨解囊，区区数百万，何难立集所望？邦人君子合力策进，俾偿此宏愿，无任馨香祷祝之至。附呈简章。伫候明敎。（简章略)

临时发起人：祝兰舫、宋汉章、田汝霖（田时霖)、盛竹书、劳敬修、陈光甫、秦润卿、朱吟江、王绍坡、吴纪宏、原福堂、赵聘三、魏星文。

民国八年七月启。（19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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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由田时霖执笔起草的启示。发起人里，祝兰舫、宋汉章、田时霖、盛竹书、劳敬修、秦润卿、朱吟江都是当届总商会会董，其余是总商会会员。在五四运动中，上海举行了大规模的“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运动，以声援北京学生，反对巴黎合约。上海总商会除了当时的正副会长朱葆三、沈联芳态度有点暧昧外，其余多位会董是上海五四运动的积极发起者和支持者，因为他们也是上海商公联（商业公团联合会)的领导干事，而商公联正是上海五四运动的主要发起者。当时南北军阀剑拔弩张，商公联是一个为促进南北和平，在当年3月刚刚成立的组织，实际上是一个试图联合起来以经济手段应对时事的协商组织，也就是商讨如何阻止军阀打仗的紧急组织，有53个团体参加。这53个团体几乎包括了上海所有的行业公会，每个公会下有许多工厂、店铺、商家，只要公会一声令下，整个行业就会停摆。比如银行、钱业公会一停，资金就无法流转；航运公会一停摆，整个轮渡、外贸就瘫痪。五四运动时，北京政府最后做出让步，就是因为上海航运的停摆所造成的巨大压力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1919年4月15日，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日子，正是这一事件，导致了五四运动的爆发。而4月15日的当天下午四时，田时霖就以商公联会议主席身份主持会议，做出了“欧洲和会外交事件公决力争”的决议，是上海第一个对该事件正式表态的会议，16日的《申报》和其它报纸都做了广泛报道。这一立场的确定，使得“商公联”成为了上海五四运动期间最具号召力的组织。总商会会董田时霖、虞洽卿、谢蘅牕、陆维镛、穆藕初、聂云台、张乐君、苏筠尚都被民众推选入了领导“三罢”运动的25人干事名单。如果加上这封信的发起人，上海总商会仅会董就至少有14人公开支持五四运动。25名领导上海“三罢”运动的干事中，徐乾麟、汤节之、冯少山、徐春荣、赵晋卿、陈良玉、邹静斋、卢炜昌也是当时的总商会会员，次届选为会董。另外9人蒋梦麟、黄任之（黄炎培)、曹慕管、朱叔源、何葆仁、狄侃、恽震、朱承洵、舒志侠则为文化教育界人士和学生代表。其时，虞洽卿是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田时霖是绍兴七邑旅沪同乡会会长，卢炜昌、汤节之是广肇公所，也就是广东旅沪同乡会会长，邹静斋是江西旅沪同乡会会长。这些同乡会至少有十几万会员，而且上海几乎所有的报纸经理、很多大中学校校长都是这些同乡会会董，正是同乡会奔走相告，到处联络，形成了上海的“三罢”阵势。

图六· 上海“五四运动”时被民众推举出的领导“罢工、罢课、罢市”的25名干事中的十八位。

以前有文章说，上海总商会是反对五四运动的。那种说法是以概偏全，是不正确的! 他们不知道的是，商公联推选出来的20位领导干事其实就是总商会的会董、会员，他们是虞洽卿、田时霖、张让三（张美翊)、邹静斋、朱伯为、黄伯平、钱达三、项如松、吕耀庭、陆维镛、陈炳谦、陈良玉、叶惠钧、方椒伯、汤节之、沈卓吾、刘万青、劳敬修、冯少山、徐春荣。实际情况是，五四事件发生后，商公联于5月6日就分别致电北京政府、北京大学校长及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专使，坚决要求直接收回青岛，废除中日合约，释放爱国学生。而总商会只有副会长沈联芳一人担心局势失控，消极了一点，拖到5月9日才致电北京政府，而措辞又比较暧昧。会长朱葆三年事已高，基本不管事了，被沈联芳借用他的名义发了那个电报。这份背着总商会会董会员擅自发的电报，引起了各界的愤怒和批评，也受到了总商会会董会员们的批评，最后两位会长被迫下台。这就是总商会的“佳电风波”（“佳”是“九日”的电报代称）。其实，两位会长也不是不爱国，他们只是对规模性的群众运动持保守态度而已。日伪期间，沈联芳拒绝出任上海伪市长就可见一斑。所以，研究历史，要实事求是，要公允，不能以一两个人的失误而否定总商会多数会董在五四运动中的积极态度和作为。这也是任矜苹给田时霖、宋汉章写信的大背景。

如果我们把上面“发起储金赎约救国同志会启示”的思路用通俗语言概括一下，就是：日本拿协议要挟咱们，咱们打又打不过，你政府不是没钱吗？那咱们就发动人民来凑一笔钱，算人民投资，你政府拿这笔钱去把失去的路权给赎回来（需要1200万元)，赎回来的铁路反正能赚钱，你再把钱还给人民。

这个想法是否有点天真？还真不是，因为他们有过成功的先例。1905年，清政府欲和英国签订沪杭甬铁路借款条约，意味着中国将失去路权。江浙人民发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拒款护路”运动，全民认股，仅一个多月，就达到了2300万元之巨，为英国借款数（150万英镑，时合1000万元）的两倍多，数额之巨，震惊朝野，迫使清廷不得不废止沪杭甬铁路借款合同。总商会很多人都亲历过这一事件，田时霖当时是浙路公司的劝股干事，领导者之一。所以在中国外交失败后，想到用这样的方法来争取主权，便在情理之中。

这种储金先备的想法也是有远见的。“五四”后的两年，即1921年11月，美国总统召开了“华盛顿会议”，使“山东问题”再度被提上议程。中国对这次会议寄予了极大的希望，除了外交人员外，上海各界推出蒋梦麟和余日章作为国民代表赴美，从欢送场面的隆重，可见当时民众的热切。然而，这次会上中国也没有成功。后来，中日双方改为会外解决，经过了两、三个月的反覆谈判，最后终于谈成。中国于1922年12月10日收回了青岛以及山东的权益，1923年5月2日膠济铁路也接收完毕。但中国为此额外付出了6100万日元（约合中币3600万元)的代价。然而据计，日本占领青岛的八年时间里，仅“膠济铁路”就获利5126万元，掠夺山东煤铁矿产获利2260余万元、港口贸易收入1.1亿元。若化钱能把路权赎回来，看来还是值得的，因为毕竟还牵涉到领土的完整。若打仗解决，不仅要化钱，还要丧命，代价可能更大。唉，不禁想起了现在的一句时髦话，“能用钱说话就用钱说话”。不过这句话现在似有贿赂的意思，当年则是兑现“契约”。民国初年，中国商人在日渐频繁的国际经贸来往中，已经意识到了“契约精神”－－“落后要挨打，失信也要挨打”。

军人救国靠打仗，文人救国靠文章，学生救国靠游行，商人救国靠资金。国难当头，匹夫有责，路数不同，其志一致。

任矜苹就是通过这件事和我曾外祖田时霖认识的。他成了爱国储金会的积极支持者。而他超強的演说能力、文艺才能也在那时被发现了，他被带入到救国宣传、募捐赈灾等一系列社会活动中去。之前他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中学教务长，尚未从影。

他是怎么去做女校的教务长的呢？

（四）

这和他一个叫郝赋天的同学有关。任矜苹、顾肯夫和郝赋天都是上海民立中学的学生，是很要好的同学。郝赋天毕业后被民生女校骋用，担任教务长，一战期间，他赞成段其瑞的参战主张，作为译员随华工队赴法，临走时请任矜苹代理其教务长职务。华工赴法参战是1917年，五四是1919年。明星电影公司1921年成立，所以我说任矜苹顶多做了四年教务长。郝赋天回国后从商，但境况不顺，被人骗钱，最后是自杀的。

任矜苹自从结识了田时霖后，成了田时霖的助手。田时霖那时已是沪上素有声望的慈善家，号召力大，特别善长组织大型的募捐征求会员的活动，各慈善团体都能以邀到他出面为荣。任矜苹、郑正秋、郑介诚这几位热心又有能力的年轻人的加入，无疑为慈善活动带来了新的活力。如1920年普益社的征求大会，邀请到田时霖担任总队长，任矜苹成了命名为“虎队”的分队长。1921年田时霖被邀担任中华武术会征求总司令，任矜苹帮助组织征求竞赛，在成绩揭晓会上放映该会参加远东运动会的电影，搞游艺等，搞得有声有色。1922年俄国灾荒振济会，田时霖是董事和干事长，干事部下分设总务股、文书股、会计股、交际股、游艺股、募捐股、新闻股、演讲股等，任矜苹、郑正秋、郑介诚都成了他的手下干事，搞图片展，影戏演出、化妆演说等，把市民感动得纷纷掏钱。1922年南京路成立纳税华人会，由田时霖的绍兴同乡会的助手蒋梦芸发起，任矜苹也参与其中。1923年3月，因日本无理拒绝我国要求收回旅大的要求，宁波同乡会、绍兴同乡会、广肇公所、台州同乡会四团休发起市民大会，任矜苹和刘山农、郑子褒负责拟公函、广告，及传单文稿。1922年成立的全国道路协会是个层次很高的组织，一万一千多会员中选出一百多人的董事会，包括张謇在内都是工商界、教育界的名望人士。田时霖及其他总商会会董全在其列。任矜苹、郑正秋、郑介诚也被带入协会，成了讲演部名誉干事，还被选上董事。这时候的他们，已经接触到了“上流社会”，开始有了强大的人脉。任矜苹也加入了宁波同乡会，成为那里的活跃分子。

1921年底，上海发生了一场著名的“信交风波”，即人们一窝风地去搞金融交易，并在年底大部分倒闭。信托公司只剩下两家没倒，其中一家就是田时霖担任董事长的中国首家华人信托公司－－中央信托公司（后改名中一信托公司）。张石川、任矜苹那时也开了一家“大同交易所”，但他们没有金融经验，自然很快倒闭。好在他们已经在有经验的商人圈子里，赶紧转投尚无人涉及的电影事业，于是，就有了明星电影公司。大同交易所的员工成了首批演员。演了《劳工之爱情》《孤儿救祖记》等。他们还拍《万国义勇团中华队阅操记》《爱国东亚体育学校运动会》《沪太长途汽车游行大会》等，这些反映上海新闻的记录片受到欢迎，也是他们参与社会活动的成果。24年为提倡国货，开启中国最大的商品展示窗口，振兴中国经济，总商会的头等大事是建立商品陈列所，举田时霖担任委员长兼所长。筹办期间，需要选送展品去美国参加国际博览会，任矜苹也很热心，积极拍摄各大公司的活动影片，以备拿到国外宣传中国工艺。

25年、26年是任矜苹电影事业的鼎盛时期。田时霖25年6月己经去世，他们不再有交集，但田时霖曾经的助手们，如王晓籁、蒋梦芸、任矜苹等都继续活跃在慈善、公益、爱国的社会活动中。

（五）

27年5月，任矜苹的好友，红极一时的影星郑介诚（郑鹧鸪) 去世，这对任矜苹是个不小的打击。一个来路不明的西方人自称有“返老还童”的医术，把鹧鸪当作试验品，结果鹧鸪损害了身体，不幸殒命。28年更是不顺，新人公司因地皮问题多次被迫搬迁，而玻璃摄影房则无法搬迁，损失惨重。他的公司开始走下坡路。30年，实业家张子廉创办南京路国产商场，一向积极倡导国货的任矜苹提出了建设国货营业的计划，被张子廉采用，他就此放弃了电影，去做商场设计了。35年还在商场内设计了儿童遊乐场，儿子潮军任经理。

他们大力提倡国货，却引起了租界当局的不满，31年中期，巡捕房借故封了商场，还打伤了商场的员工。任矜苹领头发起了一场较大声势的爱国抗争运动。九一八事变后，沪民众奋起救国，一向激进的他，立即投入了救亡运动，到处讲演，主张抗日。9月23日上海五千余人召开反日大会，成立了抗日救国委员会，他和史量才、邬志豪、张子廉、马少荃等六十人当选委员。24日，反日援侨会也加入进来，合并成立抗日救国会，王晓籁被推为主席，任矜苹担任宣传部付主任，后又担任抗日宣传大会的主席。次年任矜苹等人组织抗日将士遗族抚育会，许静仁任干事长，任矜苹和邬志豪、林康侯、赵晋卿、陈蔼士、裴云卿都是干事，这些人全是曾经和田时霖一起干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任矜苹也像当年田时霖发起储金会那样，起草发起了储金计划，宣传储金可以为抗日做军需，可以为被日军炸毁的闸北做重建，可以为政府长期抗战做后盾。而后又参加“拥护国联盟约会”的集会，通电全国对日经济封锁，并担任“抵制日货方案”的设计委员。凡是沪上和抗日有关的活动，都有他的身影，如请愿、募捐、慰问东北将领，组织欢迎来沪的抗日英雄大会等，忙得不亦乐乎。

33年7月，任矜苹和王晓籁、林康侯、邬志豪、史量才等一批商人发起了国货产销联合公司，组织“生产救国之阵线”。年底杜月笙也加入了进来。投票中，杜月笙当选了董事长，聘邬挺生任总经理，任矜苹任秘书长。王晓籁、史量才、许世英、林康侯、俞佐庭、邬志豪为常务董事。在该公司，任矜苹成立了上海国货销售社，任经理，以后基本上都在经营这个销售社，一边宣传国货、抵制日货，一边做其它公益方面的社会活动，数不胜数。

35年，他的另一个好友郑正秋也去世了。36年处于困境中的华艺电影公司曾拉他和吴邦藩帮忙，他犹豫再三答应观察性地加入，但搞红一个电影后就退出了。这年，他被一个案件纠缠。有一个自称是“血魂除奸团”的人，到租界商家扔炸弹，被巡捕房抓获。这人供称张子廉、任矜苹、蒋仲和是他的后台指使，这三人就被通缉。任矜苹是自己投案的。这起官司打了好久，最后三人因证据不足被无罪释放。

抗战爆发以后，任矜苹应该是离开了上海，上海报纸没有了他的信息。那几个高调反日的商人，如王晓籁，杜月笙、张子廉、邬志豪都去了香港或重庆，任矜苹很可能也是去了这两地。抗战胜利后，他又回到了上海，承包了“大上海”戏院，任总经理。之前“大上海”放的都是译制片，他则改放国产片。目前能找到的他的最后一则消息是在1948年第2期的《电影周报》，说他是中国电影界第一老牌资格的人，三十余年对电影乐此不疲，最近老兴勃发，有志写一部开拓国际路线的历史戏，打算以春秋战国为背景，自信能打入美国电影市场，受到美国民众欢迎，从而改善友邦关系，促进世界和平。文章提到他的这种时代意识可能不会被以娱乐为主的电影制片商接受。说任老先生准备给总统写意见书试试。在这之前中国有参加莫斯科电影节的《渔光曲》（34年），却并没有出口国产电影的。任矜苹不仅在国内主张“国货”，还想把“国货”推到国际上去。可见，他是一个有创意，并一以贯之爱国的电影人。

这之后报纸上就没有他的信息了。不知他的下落如何。如果是48年去世的话，像他这种沪上闻人，报上应该有讣告。没有讣告说明他48年还没有去世。我估计是49年去世的，那时民国报纸都停办了。而海外、大陆都没有他49年后的信息。

总之，这个在民国时期被誉为“第一老牌资格”的电影名家神秘消失了。

图七· 中国著名漫画先驱、《大闹天宫》漫画作者张光宇和著名漫画家黄文农合作为任矜苹三十岁生日所画的漫画。看漫画，他好像是右手大拇指有两个? “六指翁”也许就是指这个? 任矜苹50岁时也在家里举办过一次盛大的生日庆祝会，当时的电影界名流都参加了，非常热闹，报纸也做过报道。

（六）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曾外祖的另一个朋友史量才。

图八· 史量才（史家修）

史量才是《申报》的总经理，教育家和报业大王。他和我曾外祖田时霖有过不少交集，如他们都是上海商科大学（今上海财经大学）的创办董事，都是上海租界华人纳税会的理事。中华教育职业会的征求活动中，他们各任队长。苏浙和平运动时他们都为代表，史量才负责说服江苏军方停战，田时霖负责说服浙江军方息火。

史量才是在1934年11月13日下午遭暗杀的。他风闻有人要加害于他，借胃病疗养到杭州避风头。任矜苹的上海国货销售社因有重要问题需要解决，社里开会推举他到杭州促史回沪，他12日抵杭，住新新旅社，当日访史，请史回沪，史就决定次日离杭。13日下午1时，史量才乘自家的汽车，从西湖边的“秋水山庄”出发，沿公路回沪，同车有他的儿子咏赓、之江文理学院学生邓祖询、夫人沈秋水、侄女沈丽娟及司机黄锦才。3时左右汽车开到了杭海交界处，到了海宁翁家埠大闸口附近，突然遭到狙击，史量才和邓祖询当场身亡。史量才成为继邵飘萍、林白水之后又一被害的著名报人。任矜苹说他的行程鲜有人知，怀疑是社里开会时走漏了风声。

史量才被刺的当晚，遗体被运回上海。第二年的5月17日，在上海开吊，18日举殡，19日由火车专列将棺柩运回“秋水山庄”，一路公祭，非常隆重。在杭州城站搭棚公祭，到了“秋水山庄”，又由之江文理学院会董和家属公祭。王晓籁是主祭。任矜苹是送葬成员之一。

史量才的事迹和被杀原因现在网上已有很多文章，这里不再赘述。

唉，要是任矜苹不去杭州催史量才回沪，史量才是否可以躲过一劫？章太炎为史量才写了墓志铭，叹曰“命也夫！”

任矜苹从一个才华横溢的电影名导到一个被人遗忘的历史沉钩，是否也是“命也夫”？

史量才的儿子咏赓和邓祖询是同学，祖询因搭他家的车死去，让咏赓很难过，为了纪念祖询，咏赓向之江大学捐钱建筑了经济学馆。不知这个建筑如今安在否？

人物、建筑、历史……若隐若显，却都是真实的曾经。他们从民国的文字堆向好奇者走来，又和陌生者擦肩而去，宛如那些散步的行人，宛如路边盛开一时，又最终凋零的桃花……

（天端 2021.3.30）

感谢青岛农业大学阳泽宇老师新提供的图二、三、四、七照片。

信息来源：美篇@天端

供稿：田锻

作者简介：天端，海外诗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浙江大学化工系毕业，八十年代中留学美国，从事激光散射方面的研究，获物理化学博士学位。现在美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