讣 告
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田余庆先生，因病于2014年12月25日凌晨6时09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为沉痛悼念田余庆先生，兹定于12月26日上午8:00—下午5：00 在北京大学人文学院5号楼118室设灵堂吊唁，12月27日上午10：00在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举行遗体告别仪式。12月27日早9：00在北京大学正东门内侧，新生命科学大楼前将有车前往。
田余庆先生千古!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田余庆先生治丧小组
2014年12月25日
【田余庆，陈寅恪之后的中古史大家是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治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田先生最著名的代表作《东晋门阀政治》，虽不曾洛阳纸贵，但史学圈内的评价却持续走高，尤其在海外相当有影响，堪称历史系学生必读书。观察者网转载田先生的九十自述话治学，以飨读者。】
第一届国家图书奖获奖作品——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我青少年的时候，颠沛流离，未能获得稳定的求知环境。平凡的家庭未曾给我书卷习气的熏陶。那时是抗战第一，个人成长也是时刻心系民族存亡。后来流亡到大后方，碰上逐渐兴起的学生运动新潮流，青年人忧心国事，痛恨腐败政治，自然被潮流吸引。
可以说，我的青年时代，读书求知的机会是靠自我奋斗，在缝隙中获得的。读书欲望虽然强烈，却不存在学术上有多大造就的志向和幻想。后来几经折腾，试过几个学科专业，终于落脚到史学领域之时，我充满欢心和干劲，也由于缺乏坚固的学识基础而战战兢兢。
我起初的落脚点是北大文科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此时我已经转而专注于古代史，研究民国史并不是我的愿望。我在先辈的指点下被安排参加近代史史料编辑。1952年院系调整，调入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余逊先生过世，我被指定接替他在历史系的断代史教学工作，主要是秦汉史和魏晋南北朝史，兼教中文等系一部分通史课程。
那个年代的教师，尤其是中青年，多数人都只能随着政治运动的风向飘移，难得有宁静治学和独立思考的条件，业务长进有限，我自然也是如此。我在政治运动之余，把教学当作一小块“自留地”，愿尽心尽力耕作，一来为学生，二来也让自己获得一点教员的奉献感。我的要求不高，阻力却是很大，常被批评脱离政治，这使自己长期感到压抑。
学校也有科研任务。中国史的科研，风向所指，一是学术批判，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批胡适，但持续时间不长;一是意识形态强烈的五类课题的讨论，向达先生谓之为“五朵金花”。批胡适，我被邀约，写过批判“实用主义考据学”的文章，发表在《历史研究》上。当时自己是初生之犊，以无知而忝列“新生力量”，但心里并非无畏。
我自知所懂甚少，跟着风向在政治上上纲上线，折腾一番，学术意义是谈不上的，运动过后，事情也就忘了。没想到隔了近半个世纪，谢泳先生著文涉及旧日批判胡适一案，顺便说到我，说我当年所批“实用主义考据学”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也就是我自己后来治学的门径。谢先生的中肯批评使我自感惭愧。
关于“五朵金花”一类课题的研究，当时搞得热闹，我也不甘寂寞，暗自跟进，只是尚无把握，不敢张扬。我把范围选定在阶级斗争(实指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在社会形态转变中的作用这个方面。这并非新鲜问题，要想出点新鲜见解并不容易，搞不好很有可能被指责为异端。所以我着重找马恩语录来做支撑，写成了几万字的草稿，尚未完成。
正在此时，学校展开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我被列入北大全校所谓批判“党内专家”(这是北大某领导人自创之词，意指以专家自恃的党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不是真正的什么专家)一案。那时风云骤起，被批者和批判者都不甚明白这一案是怎样搞起来的，反正是乱砍乱伐，上纲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披着理论外衣的反革命修正主义。
批判毫无理性，残酷无情。最让我吃惊的是，校领导在总结此案的大会上，竟说出如果党员中有谁再搞修正主义，就休怪下手更重的威吓语言。我预料还将在党员教师中找所谓披着理论外衣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靶子，而我手上那篇未完成的文稿正适合批判的需要，于是就此机会偷偷把它烧掉，避免后患，心想以后决不再涉此类课题。
下决心一烧了之，还有一个较深层的思想背景，就是批斗并没有让我明白究竟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历史研究中的修正主义。北大领导在总结此案的大会上训斥我们，气势很足，只是也没有说出什么是修正主义的话来。后来有点明白，就是越“左”越好。
在等待发落的过程中，我为了汇报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心得，取毛选中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思想，写成一篇歌颂农民战争的文章，调子很高，《新建设》杂志印成大样，准备刊出。稍后形势变化，大局调整，舆论随之降温，文章没有出炉。这一在被扭曲心态下写下的表白性的违心之言，既误人又伤己，如果发表出来，成为我自己学术档案中的一页，将会是我永远的内疚，比起当年由于无知而乱批“实用主义考据学”，性质就不一样了。
接下来，在全国调整时期，我在翦伯赞先生主编中国史教材这项上面抓得很紧的任务中，潜心编写古代史的两大段落，利用时机补读了一些早该阅读的书籍。这是难得拥有的平静思考而又感到充实的几个年头，翦先生是非常关切我的长者，理解我的处境，对我调适心态帮助很大，我很感激他。只是他无从理解他自己的处境，不久以后就陷入大灾难之中，令人悲愤不已。
这几个年头，是我对自己的学术人生的反思过程，也是认识深化过程。我从自己的经历中深深体会到，学术上不可能不受政治风向的制约，但也不能一刻放弃独立思考。求真务实毕竟是学术的首要条件。自己落笔为文，白纸黑字，要永远对之负责，不能只顾眼前。如果以务实求真为目标，真正做到以我手写我心，错了改正，这样的学术工作才能心安理得，才是为学正道。
我按照独立思考、务实为学的信念，改变过去浮华的路数，设想沉潜做专题研究工作，逐步推出专题研究课程，酝酿写出研究文章和著作，重新开启自己为学之路，进入一个新的境界。没等到迈开脚步，“文革”一来，一切变样。不过有了这几年的沉思和历练，学术理念已较为明确。只是所设想的为学之路暂时受阻，等形势稳定后再说。
几年理性反思使我脱离了过去那种懵懵懂懂的状态，成熟了一些，懂得随波逐流的错误和危险。因此，我在十年“文革”中多少能理性地判断方向，谨慎从事，避开一些风浪，少栽一些跟头。这里我举与学术有关的两项事例。
正当外间盛传“劝君莫骂秦始皇”诗句的时候，军宣队带同出版社的人，找我写歌颂秦始皇的书，作为政治任务，要得很急。我知道此事有来头，不容说不。他们要的是政治，不允许两点论，学术水平不太在意。我处在困难中，只有拖延一法。拖到出书失了时效，才被允许改为写一篇论文，要在《北大学报》复刊号上刊登。
文章写完了，虽然重在歌颂，但总体上还是没有脱离两点论。军宣队的干部会上放出话来说:“北大居然还有人坚持骂秦始皇是暴君!”言外之意大家懂得，好心人为我担心，让我家人考虑眼下利害关系，劝我不要再顶牛了。
我当然非改不可。怎么改呢?我想到如果只图现在过关，时过境迁之后，有人以此责备我涂抹史实歌颂农民所反对的暴君，我能规避文责吗? 所以我只有斟酌分寸，删除了部分内容，在文末另加小段文字，表明秦始皇历史贡献中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本文对此不予评论。
这样，妥协达成，《北大学报》登出了这篇艰难曲折中写成的平淡文章。风波过去了，我逃过一劫，避免了背负自责的包袱，舆论也能理解我的苦心。事后回思，我把那时能侥幸争得这种妥协视为自己坚守务实为学的小小的得意之笔。
务实为学，还有一个事例。在评法批儒高潮中，我被约为《历史研究》复刊号写文章。
此时曹操作为法家皇帝正被热捧，我觉得对这个问题还有点话可说，于是写成《袁曹斗争和世家大族》一文。
审稿过程中，风闻有较强烈的责难，我没有太在意。我猜想责难可能是在曹操兴于法而终归于儒这一见解上，这一学术见解如经恶意歪曲，可能触犯大忌。但我知道，按曹操情况，不崇法不能起家，不入儒不能治国，此见解既有史料根据，又有前人研究可供参考，所以我敢于坚持。
此文刊出时用小字排印，附在一篇大字排印的工农兵群众歌颂曹操文后，可以被理解为一篇供批判用的反面文章。我当时对此有点懵懂。后来全国政治大局有了急速转移，舆论重心随之大变，此文居然躲过批判。
多年以后，清华的刘桂生教授告诉我他所知审查此文的幕后情况，颇为详尽曲折，也算是我所知关于此文的一点小小掌故。曹操一文的论点、思路和方法，实际上都是受陈寅恪先生的影响，这在当时并不是自觉的，却对自己以后的学术工作长期起着作用。现在我把此文选入本卷书中。
一场“文革”，连同其序幕和余波，对我说来，损失时间又不止十年。从生理上说这是读书人最能拼搏出成果的十年，我失去了。等我在学术上重新上路时，自觉还略有余热可用，只是一刻也不容耽误。
重新上路，从重新读书开始。旧史新读，有时能读出新义。学与思结合得紧一点，读书得间，能较快发现新问题，顺利进入研究过程。
我秉持的理念，是求实创新。华而不实之作，无独立见解之作，无思想内容之作，趋俗猎奇之作，我都不去考虑。我知道能拼搏的时日毕竟有限，必须量力而为，心无旁骛，特别是在研究范围方面不容扩充。
教师最主要的任务是教书，我是以教书为乐的，所以我把备课与科研结合起来，教学促科研，科研为教学。我觉得这是我发挥余热的合适而有效的途径，我循此走过十好几年。后来一场大病剥夺了健康，教课暂停，科研还勉力维持，只是节奏慢了下来，思维能力退化。八十之后，沉潜的研究是全无力气了。
勾勒自己的学术人生，觉得在学术上能发挥一点光和热，主要是“文革”以后的事情，为时已经不早了。1991年我在自己的一本书的前言中说:
十余年来每有所思所作，总不免晚学之憾。但是自知之明和学有所守的体会却日渐增长。一位博学多才的文学家在自己的一种著作付印后被问及此后写同类作品的设想(注:这是指杨绛先生为《围城》出版事问钱钟书先生的话，当时为避攀附之嫌而未举名字)，他回答说，要想写作而没有可能，那只会有遗恨;有条件写而写出来的不是东西，那就要后悔了，而后悔的味道不好受。所以他强调说:“我宁恨毋悔。”对这几句话，我曾久久凝思。
我知道学科有不同，学识有高下，不能一概而言，强比前人。不过“宁恨毋悔”的论学之语有如当代《世说》，读来浓郁沁心，极堪回味，我愿以为圭臬。
我用旧日写的这段话来结束新的自序。我想强调一下其中的关键词，首先当然是“宁恨毋悔”。此外，“晚学之憾”和“自知之明”也要强调，“晚学”所以少成，“自知”所以知足。至于“学有所守”，是想避免曲学和滥作，守住科学良心，这是我的愿望。
【斯人已逝水犹寒，学生撰写的《东晋门阀政治》读书报告或是最好的悼念和挽歌。翻页为“南柯太守”所撰《再给田老师交篇读书报告吧》】
再给田老师交篇读书报告吧
文/南柯太守
记得大一下听阎步克的中国古代史，阎老师说，他之所以选择做制度史，是因为觉得做政治史无论如何也做不过他的老师。“他的老师”就是田余庆，而《东晋门阀政治》是他的老师最负盛名的代表作。这是一部钩玄索隐、把握大历史进程的史学专著，但其行文流畅，文采斐然，勾勒东晋风流人物纵横捭阖，丝毫不逊于演义小说，是我大一一年读到的写得最漂亮的一本书。
后来为了读田先生那本并不厚的《拓跋史探》，将拓跋族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密密麻麻画了好几页，还理了一遍五胡十六国如麻的地理、人物、民族、王朝、征伐与杀戮、权术与阴谋，花了一个寒假的时间。再读《秦汉魏晋史探微》，可惜那些读书笔记都随着上学期笔记的遗失而风流云散了，我也丢了自己的一段历史。然而我依然可以凭借记忆拼凑出当年阅读田余庆时的惊叹与心折，还有感动，真的是感动，并非因为文本煽情，而是因为你可以透过书本看到书桌前那个沉静而笃定的白发先生，用了一生时间去皓首穷经，钩玄索隐，默默挑起历史的重担。
田先生的书为我打开了一段波澜壮阔的魏晋史，也在我大一最不知所措的时候，用那几卷皇皇巨著安慰了我年轻躁动的心，为我开启了一段奇妙的知识旅程。虽然我在不学无术的新闻专业上愈走愈远，最终也没有勇气修历史学双学位，但我依然愿意攀附田先生为我的一位老师。
今天，愿老师一路走好，给您交一篇读书报告。
一
中国自初，政治与文化就水乳交融，难舍难分。我们习称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为士人。士人干政，积累了政治力量，背后依附了整个家族。士与宗族的结合，便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独特的士族阶层。士族是文化贵族，与日本的武士，欧洲的封建领主有着本质的区别。士族政治作用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而门阀政治作为士族政治的顶峰，只存在于东晋一朝。
《东晋门阀政治》梳理了门阀政治百余年的历史脉络。田余庆在自序中说：“本书所指门阀政治，质言之，是指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它的存在是暂时的。它来自于皇权政治，又逐步回归于皇权政治。”
皇权政治变态一说，与东洋史学家所谓六朝贵族论大异其趣。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后，皇权因内耗和外侮而衰弱，自东汉以来积累了政治力量的士族挽救了岌岌可危的司马氏，开启了皇权与士族共治的门阀政治。此后，各家门阀既相互制衡又相互配合，使司马氏皇权得以维持，亦使江左华族得以与北方胡族对峙。但这种不稳定的平衡只是历史的变态，最终，新的政治力量次等士族和流民势力崛起，击败了行将就木的司马氏皇权和因内耗而相对衰弱的门阀士族，承担起重振皇权的历史使命。在这百年中，门阀的相互牵制、江左与北方胡族的抗衡、新政治力量的崛起，都围绕着皇权从衰弱到重振这一内在逻辑。所以东晋门阀政治的基本政治形态依然是皇权政治，并不存在如东洋史学家所说的贵族制社会。
这是《东晋门阀政治》的核心思想。
为了更好地看明白这一历史进程，田余庆治史不囿于东晋一朝。他前承西晋，阐释了江左政权与东海王司马越的历史渊源；后接南朝，论述南朝的权力结构和门阀士族社会地位的变化；在横向上，对北方政权和南北关系进行了考察，在“北方民族关系与淝水之战性质问题”中打通了南北关节，使读者能从更长更广的时空中理解东晋政治制度的皇权政治属性。
门阀政治“来自于皇权政治，又逐步回归于皇权政治”，并非无意义的历史循环。从整体上去考察江左社会，无论是具体政治制度，还是经济文化状况，都有着长足的进步。自古被视为衰乱之世魏晋南北朝为中国古代政治形态提供了多种可能，而在这数百年时间中酝酿的制度创新和物质进步，为隋唐的大繁荣奠定了基础。田余庆说：“历史运动中的胜利者，不是这一胡族或那一胡族，也不是江左门阀士族或次等士族。历史运动过程完结，它们也统统从历史上消失了。留下来的真正有价值的历史遗产，是江南广阔的土地开发和精致的文化创造，是北方普遍的民族进步和宏伟的民族融合。”（第３４６页）
二
田余庆将门阀政治的存在基础概括为三点：“如果没有一个成熟的有力量有影响的社会阶层即士族的存在，如果没有一个丧失了权威但尚余一定号召力的皇统存在，如果没有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这样一个外部条件，都不会有江左百年的门阀政治局面。”
西晋东海王司马越是东晋门阀政治的奠基者，他对东晋政治格局的形成至关重要。江左政权实际上是司马越和地方实力派王衍势力的派生物。西晋末年，东海王司马越与成都王司马颖对峙时期，司马睿，也就是后来的晋元帝，是作为司马越集团政治代表被派往江左。
“王与马共天下”格局的形成，标志着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东晋门阀政治开始。而“王与马共天下”的雏形是司马越与东海世家大族代表王衍的结合，这“是一种各有图谋的政治结合。”（第７页）司马越作为宗王为王衍提供政治舞台，而王衍则为司马越笼络名士，与地方势力融合。但这里的“王与马”体系中，司马氏掌握了权力重心，司马越代表了宗王势力，是皇权的延伸，所以在这一时期皇权政治仍占主导地位。而到了东晋元帝时期，政治形态发生深刻的变化。永嘉之乱后，作为晋室孑遗的司马睿得登大宝，但“由于皇族劫余无多，建邺的司马睿更不得不依傍具有号召力量的士族琅琊王导。”（第１６页）
三
门阀政治作为“皇权政治的变态”却得以存续百年之久，主要得益于门阀士族内部、门阀与皇权之间、门阀政治与整个社会基础之间所形成的一种动态平衡关系。
虽然在门阀政治的各个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士族能把持朝政，凌驾皇权。但并没有一家的力量强大到足以彻底破坏门阀之间的均势。田余庆在“庾、王江州之争”一节中层分缕析地阐述了琅琊王氏和颍川庾氏之间的斗争，双方都是相对克制的，并没有出现直接的军事冲突，这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门阀均势大框架的制约。
这里必须论及郗鉴在门阀均势中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高平郗氏是本书六家门阀士族中唯一没有入主中枢的。郗鉴本人也一度被史学家忽视，在某些史论中，将郗鉴与刘隗、刁协、温峤之流归为一类。而田余庆独具慧眼，以较大篇幅论述了郗鉴的历史价值。在《论郗鉴》一章中，田余庆从郗鉴引流民帅平定王敦叛乱、郗鉴在门阀斗争中斡旋、郗鉴与京口重镇形成三个方面论述了郗鉴的历史功绩，这里我们重点关注第二部分。郗鉴经营京口，依托自身实力，“处其利而无心”，却一力维持门阀之间的平衡，他坚决反对陶侃废王导之谋，避免了朝政动荡，维持了政局的稳定；后庾亮谋划起兵废王导，此时王导依托武人、降将积累了军事力量，而郗鉴坚决反对，阻遏了内战的爆发。田余庆认为：“郗鉴的努力，使士族诸门户间的权力平衡状态得以维持，使得门阀政治得以延续，也使东晋政权得以存在较长的时间”（第96页），“他身居危朝而能阻遏觊觎，终于对东晋朝廷有所匡救。”（第99页）
不仅当权大族之间存在妥协，侨姓士族与江南士族之间也存在妥协。在江左政权建立之前，江南士族名士曾物色陈敏作为江左统治者。但陈敏企图独霸江东，最终在司马越和南士的联合打击下被消灭。所以以琅琊王氏为代表的侨姓士族渡江后，在巩固自身势力的同时，注重笼络江南士族。江南士族希冀在战乱中保全家族势力，侨姓士族则能够为江左提供这样的庇护，双方各取其利。然而，江南士族的政治地位始终不及侨姓士族，他们也不可能掌握中枢。其始终处于侨姓士族的保护和压制之下。
侨姓士族能够在江左立足，一方面是因为其势力压倒了江南士族，另一方面是由于司马睿是晋室孑遗，江左是西晋故土，门阀士族只有拥立司马氏才能名正言顺地入主江左。这里就涉及门阀与皇权的关系。
如祝总斌所述，门阀士族既“尊奉皇权”，又“控制皇权”。门阀士族只有作为一个整体时才有力量与皇权平行，乃至“控制皇权”。所以门阀之凌驾皇权，是一种集体式的凌驾。而它们以个体面目出现时，却借“尊奉皇权”为名相互掣肘，所以单个门阀的势力是不稳定的，因此东晋一朝权力核心更替频繁。
从王敦两次起兵可以清晰地看到门阀士族之间的默契与冲突。当晋元帝借刘隗、刁协等之力伸张皇权，打击门阀之时，王敦以诛刘隗为名起兵，得到了侨姓士族和部分江南士族的默认许可。
而王敦第二次起兵则不同，其意在颠覆司马氏政权，这就触及了门阀政治的存续条件之一，虽然得到身在中枢的王导的默认，却遭到其他士族的反对，最终郗鉴引流民帅平息了叛乱。
门阀对皇权的尊崇是利益博弈的结果，而非门阀士族的初衷。在颉颃中，门阀士族走向衰微，皇权正朔思想也逐渐淡化。然而与此同时，南北矛盾却未缓和。所以当刘裕北伐取得重大胜利，维持了所谓的华夏文明正统地位的同时，也已经具备了取东晋政权而代之的社会舆论基础。刘宋代晋，并没有遭到守旧势力的激烈反抗，一方面是因为门阀势力的衰弱，另一方面是因为华夷之辨超越了皇权更代。
四
田余庆认为，民族矛盾尖锐的外部因素也是门阀政治存续的条件之一。东晋政权本身就是民族矛盾激化的产物。如果没有这一条件，“江左政权就失去了生存下去的历史理由”。（第343页）王敦之乱和桓玄之乱之间，门阀士族内部未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除了郗鉴等人的斡旋，更重要的原因是北方强敌的威胁。因此，门阀士族的内耗没有以频繁内战的形式上演。门阀士族必须寻找一个形式上的核心整合各自的力量与北方抗衡，而这个核心就是司马氏，所以门阀士族并不敢轻易篡晋。而南士则依赖于晋室的庇护，所以只能与侨姓士族妥协以保全家族势力。整个江左社会都无法回避北方强敌环伺这一客观事实，而东晋政权存在的目的，除了统治江左，从名义上来说，还要匡复中原——虽然晋室并未真正以中原为念。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与民族关系相关的活动成为重要的政治筹码。淝水之战使陈郡谢氏的势力达到顶峰。而桓温的三次北伐则使谯郡桓氏崛起并最终掌握中枢。刘裕代司马氏称帝，也是建立在北伐功绩的基础上的。
而门阀士族之间的斗争也藉北伐或北防之名展开，如荆扬之争中，双方都以抗击北方入侵的名义增强军事力量。但门阀士族扬言北伐，多是政治手腕而无实际行动。田余庆看问题非常透彻，他说：“在此以后，侨人逐渐安于所居，南北分割局面随之为人们所接受，北伐口号也丧失了原有的意义，往往成为强臣增益权威的手段，因而总是得不到朝野一致的支持。”（第35页）
实际上，门阀士族利用北伐的名义造势的同时，北伐却受制于门阀政治。祖逖北伐时，士族忌惮其功高震主，对其多方掣肘。田余庆评价桓温北伐时说：“桓温以北伐为手段，以篡夺为目的”，“桓温的政治野心限制了他的北伐活动，使北伐活动得不到广泛的支持”。（第184页）“广泛的支持”自然包括其他士族的支持，桓温若北伐成功，则会打破门阀内部的均势，所以受到或明或暗的抵制。
“广泛的支持”还包括人民的支持。虽然此时北方存在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但江左政权偏安犹可，若要匡复中原是绝无可能的，所以北伐的意义仅在于以攻为守，却造成生灵涂炭。人民安居江左，对北伐的热情已经被逐渐消耗。抛开狭隘的民族观念，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进步是超越南方的，事实上，历史也最终选择了北方。所以，北伐的历史价值有限。
顺便说，田余庆钩玄索隐的功力在“桓温先世猜测”一节中淋漓尽致。田余庆注意桓氏世系紊乱，他从桓温先祖桓荣以下第六世孙名讳阙如着手，依托各种零碎的史料和逻辑推演，得出桓温是曹马之争后被司马氏诛杀的桓范的后人的结论。
五
北伐成就了刘裕，而刘裕最终成为了“门阀政治的掘墓人”。（第278页）可以说，南北矛盾间接促成了门阀政治的终结。田余庆将刘裕等北府兵将领，和利用道术组织农民起义的孙恩、卢循等人统一划分为次等士族，与门阀士族相区别。次等士族的来源不一，刘裕和孙恩分属北府兵将领和晚渡侨人两支。他们的根基也不同，刘裕依托强大的军事力量，而孙恩则利用道术组织三吴农民。但他们都曾依附于门阀士族，北府兵曾是门阀掌握的一支军事力量，而孙恩等则以道术寻求门阀宠幸，寻找政治出路，但他们最终走向了“反对门阀士族垄断政权，反对门阀政治”（第３１０页）的道路。可见，虽然门阀士族的力量还较为强大，但其内核——门阀政治制度业已腐朽，延续了一个多世纪的门阀政治开始走向谢幕。
孙恩等人起事，标志着东晋主要的政治力量（以周勰为代表的江南士族、以王敦和桓玄为代表的门阀士族、以祖约苏峻为代表的流民、孙恩卢循领导的下层贫民）都完成了冲击门阀政治的尝试。
田余庆认为：“刘宋以后，皇权政治基本上恢复了常态。”（第311页）而皇权重振的进程却在刘裕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东晋最后一个当权的门阀士族太原王氏不再掌握军权，士族专兵已成明日黄花。太原王氏的两支分别依附于皇权（孝武帝司马曜）和相权（会稽王司马道子），丧失了门阀士族的独立性和凌驾皇权的基础。而太原王氏两支的公开倾轧则加剧了门阀士族的内耗。皇权重振的条件已经成熟，但“力图振兴的皇权不可能在业已腐朽的司马氏皇族手中得到振兴”（第244页）而历史将终结门阀政治的使命赋予了次等士族刘裕。
东晋门阀政治兴于琅琊王氏，讫于太原王氏，历史经过一个循环又回到了“王与马共天下”的格局，只是此时已成了“共失天下”。东晋门阀政治的历史至此走向微妙的收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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