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从典（1652-1728），字克五，号峣山。山西阳城通济里（今东关）人。田从典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是清雍正朝内阁元老，人称“田阁老”，等同宰相。田从典宦海沉浮30多年，高居相位，一生为官清廉，性甘俭约，家无厚产，门无杂宾，为后人传为美谈。

    田从典从小就很有才气。10岁就能写文章。康熙戊辰年（1688）中进士后，踏入仕途。初任英德知县，刚一下车就写文章向天发誓：“若为囊橐之计而倾一人之家，任喜怒之私而戕一人之命，则大庾岭上将同颓石齐倾，始兴江头直与流波俱逝”（同治版《阳城县志》）。任职四年期间，他“判决明敏”（《清史稿》），尽革陋例，澄清地亩负担，使民困大减。英德县地瘠民贫。旧有的户籍田亩多不属实，加在农民头上的苛捐杂税又很重。以耗羡(也称火耗，即是官府征收田赋时附加的损耗)为例，每两竟加至八九钱之多。为了逃避赋役，富户大多隐瞒丁口、田产，诡寄于亲邻、佃仆之家，躲避赋税；穷人则因无力纳税，只好向外逃亡。对此严重局面，田从典从严格清查田亩户籍入手，规范了税收秩序，减轻了群众负担。逃亡百姓纷纷回籍定居。当地文化落后，百余年很少有人中举。从典建立眉山书院，留置学田，聘请名师任教，致使当地读书成风、学子学业大进，每次考中举人者就达八九个之多。离任时，县民攀车挽留，依依不舍，有的一直把他送过大庾岭。从典在英德曾为在当地任过县令的三个宋代贤臣（唐介、郑侠、洪皓）建立“三贤祠”。他死后，英德县人把他供入祠内改“三贤祠”为“四贤祠”。

    康熙四十三年（1704），田从典升任云南道监察御史。在任御史期间，他上《请禁滥调疏》，力陈地方官员频繁请调和抚督官员滥调的弊病，认为地方官员请求调动是出于“希优缺”、“避冲要”、“豫为地”的卑劣心理，而滥调抚督官员则是出于“循请托”、“行贿赂”、“用腹心”的不良动机，“名为整顿地方，简拔贤良，实乃巧开捷径。”（《清史稿》）。他提出严格调动的办法，建议吏部用人要实行考选，不得由堂上官保送。御史的职责主要是监察百官，设于各道的御史，品级虽低，但因代天子巡狩，所以权力很大。知府以下均奉其命。但田从典自律甚严，从不滥用权力。他曾两次巡视西域（陕西等地），住食均为自理，不由店铺支垫；一路打击不法豪强，清除歪风邪气，办事铁面无情，一丝不苟，使地方贪官污吏一时缩手。在其后的八年光禄寺卿、副都御史等任中，从典稽查核实最为精详，使“奸弊不得行”，并节省开支累计上万。在兵部右侍郎任上，从典严格执行选取制度，凡认为不能办的事决不面从。他著有《砥愚说》来表明自己的志向。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时，奉旨要办安徽布政使年希尧、凤阳知府蒋国正贪污案，使首犯国正处斩、希尧免职。在户部尚书任职期间，他一分一厘不敢隐匿，按时供给钱粮，从无拖延。入阁后，对自己要求更严，退朝后，正坐读书，对国是决策严格保密，“虽子弟莫能知”（清同治《阳城县志》）。从政30多年，田从典性甘俭约，食不兼味，家无厚产，门无杂宾。

    当时，人们想从田从典身上总结些为人处事的妙诀，同乡人田嘉谷问他为什么能受到皇帝的倚重和同列的敬信，他回答是：“朴诚而已”；又问他如何使用部下，他说：“任之弼尽其才，有小过则宽之”（《清史稿》）。

    田从典从广东英德县知县任职起，历任御史、右通政参议、左右通政、光禄寺卿、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兼管光禄寺、左都御史、户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职。雍正三年（l725）拜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雍正六年三月，这位年已77岁的老臣恳请退休，方得以批准，却病逝于途中。以严厉著称的雍正帝亲书“清谨公方”四字赠他，并赠诗赞曰：“出纳望同天北斗，清芳品拟省中兰”，谥文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