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江汉、江淮地区的蛮族，表现得极为活跃。据《魏书·蛮传》：“(蛮)在江淮之间，依托险阻，部落滋蔓，布于数州。东连寿春，西通上洛，北接汝、颍，往往有焉。其(蛮)于魏氏之时，不甚为患，至晋之末，稍以繁昌，渐为寇暴矣。自刘石乱后，诸蛮无所忌惮，故其族类，渐得北迁。陆浑以南，满于山谷。”又据《南齐书·蛮传》：“蛮，种类繁多，言语不一，咸依山谷，布荆、湘、雍、郢、司等五州界。”可知蛮族的分布十分广泛，而且它自西晋末年以来，大规模北迁从而大量分布于“东连寿春、西通上洛”的南北政权交接地区即本文所谓“中间地带”①。
公元439年，北魏统一黄河流域，二十年后，又因刘宋泰始之乱而占淮北及豫州淮西之地。北魏为巩固黄河以南地区而不断拓展南疆，南北争夺的中间地带，南移至义阳淮水一线，这一线的中、西部正是蛮族聚居之地，北魏与蛮族的合作遂成为南北政权争夺中间地带的重要一章。众所周知，南朝蛮人北附(北叛)在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仅据《魏书·蛮传》统计，自延兴二年(472年)至正光(520—525年)中，南朝境内的蛮族就有十三次蛮民附魏，总数约有八十万余人。②笔者拟就桓诞，田益宗两个著名蛮族首领北附并与北魏政权的合作进行个案分析。
一 桓诞（节选）
《魏书·蛮传》云：“延兴(471—475年)中③，大阳蛮酋桓诞拥沔水以北，滍、叶以南八万余落，遣使北属。高祖嘉之，拜诞征南将军，东荆州刺史，襄阳王，听自选郡县。”据《魏书·韦珍传》，桓诞归附时，魏廷派韦珍为使，“与诞招慰蛮左。珍自悬瓠西入三百余里，至桐柏山，穷淮源，宣扬恩泽，莫不降附。……凡所招降七万余户，置郡县而还”。桐柏山地毗邻东荆州治所沘阳(今河南泌阳)，看来，桓、韦深入桐柏山蛮区，置郡设县，在于扩大对蛮区的控制与统治。
《南齐书·陈显达传》载，永明五年(487年)，“荒人桓天生自称桓玄宗族，与雍、司二州界蛮、虏相扇动，据南阳故城”。南阳盆地为战略要区，关系南北战局。桓诞借助雍、司二州蛮的力量，得以占据南阳故城，大大震撼了南朝。萧齐面对如此严峻形势，“遣丹阳尹萧景先出平阳，护军将军陈显达出宛、叶”⑤。陈显达出宛、叶，抗击桓诞。萧景先出平阳，则是为了防止北魏军故伎重演，趁机进犯义阳。据《南齐书·萧景先传》，萧景先到义阳后，“屯军城北，百姓乃安”。通过努力，萧齐最终挫败了桓诞的攻势，稳定了南朝疆界。桓诞此次南下开始之所以能得到成功，除了他利用了桓玄宗族与蛮族首领的双重身份影响雍、司蛮民外，还在于他的进攻点就选在了他北附前的活动区域，从而避免了曾在义阳一带无蛮响应的遭遇。①
桓诞于太和十八年，被征召入朝，赏遇隆厚，不久去世。其子桓晖承袭东荆州刺史之职——北魏尊重蛮人首领世袭职位的惯例。与此同时，北魏于东荆州辖域内的鲁阳镇设荆州，分割了东荆州的实力，对东荆州蛮的控制相应地也有加强。景明初，桓晖死，赠冠军将军，蛮族刺史在荆州的统治结束，但桓氏家族的地位似乎并未进一步下降。
时南朝梁国积极向北发动攻势，北魏对与梁相呼应的荆州、东荆州蛮大加挞伐。①大阳蛮首领桓氏未参与当时的反魏斗争。究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北魏策略地维持了与桓氏的传统合作关系；二是桓氏为了保持自身的地位，活动中心依然在中间地带。《魏书·蛮传》云：“永平(508—512年)初，东荆州表□□太守桓叔兴前后招慰大阳蛮归附者一万七百户，请置郡十六、县五十。”延昌元年(512年)魏拜桓叔兴(桓晖弟)南荆州刺史，居安昌，隶于东荆州，延昌三年，梁雍州刺史萧渊藻遣蔡令孙等至南荆州之西南，沿襄沔上下，破掠诸蛮。“蛮首(萧)衍龙骧将军楚(樊)石廉叛衍来请援，叔兴与石廉督集蛮、夏二万余人击走之，斩令孙等三将。藻又遣其新阳太守邵道林于沔水之南，石城东北立清水戍，为抄掠之基。叔兴遣诸蛮击破之。”②襄沔一带蛮人当是两属，他们依违于南北之间，桓叔兴在蛮人“频请统率并为声势”之时，灵活处置，“给一统并威仪，为之节度，蛮人遂安”③。北魏通过桓叔兴加强了对襄沔蛮人的影响，稳定了中间地带的局势。
桓叔兴统帅诸蛮独立击退梁军的屡屡进攻，足以证明其实力、作用。延昌四年，桓氏提出不隶于东荆州，得到北魏政府的同意。说明北魏不得不正视现实，提高桓氏的政治地位。桓叔兴的地位尽管与其父桓诞不可同日而语，但依然拥有一定的独立权力，因而继续努力为北魏效劳，“萧衍每有寇抄，叔兴必摧破之”④。当然，桓叔兴并不满足于这种“独立”，北魏正光二年(521年)，六镇大起义爆发前夕，桓叔兴乘机南叛附梁，“驱掠城民”，造成“南荆荒毁”的境况。⑤
二 田益宗
光城蛮首领田益宗北附及北附后的经历与桓诞大致相似。据《魏书》田益宗传、蛮传，太和十七年(493年)四月，田益宗率部四千余户附魏。十九年，魏拜田为员外散骑常侍，都督光城、弋阳、汝南、新蔡、宋安五郡诸军事、任南司州刺史，所统守宰，任其铨置。后以田既渡淮水，不可仍为司州，立东豫州，以田为刺史。在田益宗“率户归国”时，孝文帝派杜纂前去“安慰初附，赈给田廪”⑥。由上所观，北魏对田益宗封官授爵，给予实权。光城等五郡，在南朝分属豫、司、郢三州，北魏予以田益宗一并统辖，迎合了蛮族首领建立自治区的愿望。
北魏景明初，南朝齐梁交替之际，萧衍向魏发起攻出，遣将攻三关等地，为田益宗所败。趁此时机，田益宗上表魏廷，请求南伐：“窃惟萧衍乱常，群臣交争，江外州镇，中分为两。……无暇外维州镇，纲纪庶方。藩城棋立，孤存而已。不乘机电扫，廓彼蛮疆，恐后之经略，未易于此。且寿春虽平，三面仍梗，镇守之宜，实须豫设。义阳差近淮源，利涉津要，朝廷行师，必由此道。若江南一平，有事淮外，须乘夏水汎长，列舟长淮。师赴寿春，须从义阳之北，便是居我喉要，在虑弥深。义阳之灭，今实时矣。”②田益宗认为魏廷应趁南朝内乱，攻击义阳，抢占中间地带要地。《南齐书·州郡下》云：“(义阳)有三关之隘，北接陈、汝，控带许、洛。”义阳(今河南信阳)在军事地理上是南北必争之地。齐魏争夺时，以义阳为中心的南朝司州，西可威胁南阳盆地，北可压迫魏豫州、东豫州，东可凌逼光城郡，田益宗所督之地，均受义阳牵制。“义阳差近淮源，利涉津要”，北魏如取义阳，既可开辟南进通道，又可控制淮水中上游，巩固对寿阳的占领，确保河南地区的安全。田益宗则既可减轻来自南朝的严重威胁，又可藉此将势力扩展到东起寿春，西至淮水上游的蛮族分布区。因此当北魏进攻南朝义阳地区时，田益宗予以积极配合，景明四年(503年)十一月，“镇南将军元英大败萧衍将吴子阳于白沙(今河南光山县西南)，擒斩千数”③。田益宗遣其子鲁生“领步骑八千，断贼粮运，并焚其钧城(不详，当在义阳附近)积聚。(萧)衍戍主赵文举率部拒战，鲁生破之”④。后田鲁生又与奇道显败梁军于蒙笼(今麻城市东南)。由于北魏与田氏的通力合作，正始元年(504年)八月，魏终占义阳。田益宗也“廓彼蛮疆”，势力范围扩展到北接淮汝，南连长江，西至义阳，宋安，东至举水、白露河的上游，今鄂、豫、皖三省交界处一带。⑤
魏永平元年(508年)，义阳三关镇将反叛，豫州民白早生据悬瓠反，引梁将齐苟仁等人城，魏郢(治义阳)、豫(治悬瓠)诸城大部附梁，惟郢州刺史娄悦凭义阳孤守。时田益宗屯兵东豫州，居悬瓠之西，亦呈孤立之势，却地扼白早生与萧梁的联络通道。因此，事变伊始，宣武即诏抚田益宗，“悬瓠要藩，密迩崧、颍，南疆之重，所寄不轻。……知将军志翦犲狼，以清边境，节义慷慨，良在可嘉，非蹇蹇之至，何以能尔?深戢诚款，方相委托”⑥。梁武帝亦以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五千户郡公的优厚条件招诱田益宗，没有效果。梁仅以高官厚爵相诱而无更多的实利予田，且梁军若推进到悬瓠一线，田所据地区便处于梁的控制之下，这将危害田的利益。田益宗本传云：“当时安危，在益宗去就，而益宗守节不移，郢、豫克平，益宗之力也。”魏失诸城，然蛮地在田益宗控制之下，有力地保证了魏军平叛。田氏之所以“守节不移”，实与其自身利益息息相关。此事件说明田益宗与北魏合作在中间地带争夺中的相互作用。
田益宗为东豫州刺史达二十年，实际上是在中间地带上，维持了一个相对独立的蛮族自治区，但是他与魏的矛盾也源于这种“相对独立”。《魏书·田益宗传》载，田益宗兄田兴祖于太和末亦附于北魏，任郢州刺史。魏正始元年夺得义阳设郢州后，兴祖改治江州(麻城)。兴祖死后，益宗请以其长子随兴代治，魏廷不许，而把江州并入东豫州，由益宗本人统领。撤销江州而归于东豫州，此举表面上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魏廷实含有深意：若让随兴治江州，田家将有两个州刺史，且江州偏于南朝境，难以控制。北魏随后把田随兴调至腹地任东平太守，显然也是为了控制。北魏的控制意图即使在与田益宗充分合作时期也是如此。田益宗“拟守三关”，魏设军司监察①；义阳之役时，魏廷派征虏将军宇文福行豫州事，“与东豫州刺史田益宗共相影援，绥遏蛮楚”②；当白早生反叛时，魏主向田所下诏书宣扬魏军兵力强大，也当有警示田益宗之意。
《魏书·田益宗传》云：“益宗年稍衰老，聚敛无厌，兵民患其侵扰。诸子及孙竞规贿货，部内苦之，咸言欲叛。”传中反映出魏廷对田益宗的不满与担忧。魏宣武帝以田鲁生在淮南横暴，“扰乱细民，又横杀梅伏生”为由③，征田鲁生入朝，这显然是北魏试图把田益宗所部纳入正规统治的重要步骤。在遭到田益宗的抵制后，北魏派三关别将李世哲袭劫田益宗。鲁生、鲁贤、超秀兄弟奔于关南，“招引贼兵，袭逐诸戍，光城已南皆为贼所保。世哲讨击破之，复置郡戍，而以益宗还”④。李世哲袭击田益宗，看似偶然事件，实是北魏政权同蛮族首领矛盾尖锐化的必然结果。《魏书·肃宗纪》载，延昌四年，“萧衍定州刺史田超秀率众三千请降”。则田超秀南附后不久又谋降魏。《魏书·蛮传》：“(萧)衍定州刺史田超秀亦遣使求附，请援历年，朝廷恐轻致边役，未之许。会超秀死，其部曲相率内附，徙之六镇、秦陇，所在反叛。”田超秀谋复附魏时，魏竟“未之许”，其理由是“恐轻致边役”，这可能只是一个藉口，其深层原因恐怕还是对田超秀及所部无法施以有效控制，否则怎么会待田超秀死后，即把投附过来的田超秀部曲“徙之六镇、秦陇”呢?
田益宗被李世哲挟持到洛阳后，没有遭到贬黜，仍然品位“崇重”，但田“犹以为恨”。史书说是因为田益宗“长生边地，不乐内荣”⑤，实际上是田益宗脱离了自己的盘踞地，受制于魏，心有所不甘。当初田益宗之所以投魏，在南朝不是没有地位，而是不愿“受制于萧赜”①。北魏明帝初，已七十余岁的田益宗，仍以招抚两子为名，求为东豫州刺史。魏廷准许他与其子联系，却以种种理由将他羁留京师。值得注意的是，田益宗被解除实权之后，仍得生享爵禄，死尽哀荣，此中缘由，当在田益宗子侄拥兵中间地带，田氏在豫州蛮民中，仍有相当的影响。豫州蛮的人心向背，对南北政权的中间地带，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北魏希望通过优容田益宗，使其子侄及蛮民仍为己所用，至少不对其边境构成太大的威胁。
研究者一般认为，北魏是少数民族政权，蛮族也是少数民族，且社会发展阶段上两者相近，在对付南朝政权上又有共同的利益，这是他们进行合作的重要原因。笔者通过以上对桓诞和田益宗的个案分析，认为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北魏与蛮族首领的合作，不完全是为了共同利益而更是为了满足各自利益，他们合作的实质是相互利用。众所周知，蛮族的地域组织及其联合以部落组织为基础，部落组织之间不可避免地具有分散性，其首领各自称王称侯，有一定实力且有野心的蛮族首领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总是不择手段地扩大自己的势力与影响。在南北争夺与蛮族相关的中间地带之际，羁縻或流离于南朝政治系统的蛮族首领选择投奔北朝，确实是一个可提高威望的办法。北魏方面，通过招引沿边蛮民尤其是笼络著名的蛮首，在南下与南朝争夺中间地带的过程中得到了不少益处，得以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占有优势。正因为北魏与蛮族的联合不完全是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因此双方的矛盾、斗争也就不可避免。
同时，我们注意到，以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为界，北魏政权对中间地带蛮族的政策前后有明显的差别。前期，北魏急于南下夺取与稳定汉水中游、淮水流域，对蛮人采取“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策略，给北附的蛮人以比较优厚的待遇，以为其战略目标服务。②北魏对蛮族的政权基本上是出于打击南朝的军事目的。后期，北魏即对附从的蛮人从合作转为限制为主，甚至不惜以铁血手段削弱蛮族的力量，以使蛮族纳入政府的正规统治。北附蛮人最终往往被北魏所瓦解：或成为北魏统治的臣民，或被消灭，或再反叛南归。从这现象上看，北魏政权利用蛮族的功利主义政策与南朝政权异工同曲，③只不过是实行的时间有先后而已。究其本质，北魏对蛮族政策的变化是随着其封建化进程而变化的。北魏迁都之前，统治者虽已开始推行封建化，但基本上还是采用鲜卑族传统的统治方式，故对蛮族的政策比较单一。迁都之后，封建化日益加深，统治经验的日益丰富，统治者对蛮族的认识、管理与利用也较前大为成熟。因此，其采取的政策渐趋于与南朝一致。当然，南北对蛮族政策的接近，也是南北政权围绕蛮族及其所处中间地带长期争夺的必然结果。
在此，我们顺便再关注一下中间地带蛮族的命运。南北朝时期，生活于中间地带上的诸蛮不可避免地成为南北统治者争夺的对象，因此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南北统治者的军事征伐。但正因为他们是南北争夺的对象，而当时南北对峙的总形势又决定谁也无力稳固地控制这一大片地区，过分的军事征伐反而会把争夺对象驱向对方。因此，为了赢得中间地带蛮人的支持，南北统治者都注意对蛮族拉拢与招抚——这是另一种形式的争夺，结果“当两国相争之时，彼此咸藉蛮以为用。平时则资其捍蔽，战时则用为前驱，又或使其扰乱敌后，阻塞道路”①。蛮人在一定时期内造成附北则北强，留南则南强的局面。蛮族首领利用南北政权的敌对，回旋于南北之间，择善而从或者唯利(力)是从，中间地带成了其大展身手的空间。蛮族在这种南来北往中既保存了自己的实力，又无形之中抬高了自己的身价。唐人杜佑有言：“自后魏与宋、齐、梁之时，淮、汝、江、汉间诸蛮渠帅互有所属，皆授封爵焉”，“群蛮酋帅互为南北封爵”。②这种封授在很多时期其实只起羁縻作用，蛮族首领往往在形势有所变化时，去就任意，并不以封爵为自己的羁绊，如田益宗子侄南授官后仍有去就心，显示出一定的独立性。
然而，由于中间地带深受南北政治、军事形势的影响，作为最终必须以依附南朝或北朝政权才可能存在的蛮族，其主动性不得不受这大气候的制约。如蛮人在发生叛附，有意向叛附一方境内迁徙、以图得到保护时，往往仍被安置在中间地带或其边缘地区，因统治者要利用他们作为境上捍蔽，并利用他们争取敌手境内的同族。而当蛮人希望留在中间地带时，政府又往往强制迁徙他们，因为政府需要有力地控制中间地带。因而，蛮族与政府矛盾一直存在，并可能发展到尖锐的程度。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2年06期 陈金凤 姜敏
【作者单位】：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 宜春学院招生工作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