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在古代思南置牂牁郡领十七县并授夜郎王印
（铜仁学院乌江文化产业研究院 田维华）
前 言
首次揭示并破译二千多年前的南越国（今广东）人，以精心谋划出的“道西北牂牁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欺骗汉朝使者唐蒙的这句假话，是南越人欲以此假话达到破坏汉武帝出兵南越、扰乱汉武帝消灭南越国一统天下的军事布署。这句假话，有似于三国时，周瑜设计那场诱引蒋干“盗信”一样，达到了破坏曹营的水师作用。当二千多年前的唐蒙率一万一千余人将士沿着南越人指点的方位，踏进“夜郎者临牂牁江（即乌江）”的古代思南实地勘察时，才知道南越国人制造出的那句“道西北牂牁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全是假话后，致使汉武帝没有及时出兵消灭南越国而一统天下。而时过二千多年后的今天，部份学人还将南越人制造出的这句假话当做“真史”作为理由，硬说“北盘江就是牂牁江”、误定“夜郎国都在安顺”。为此，造成将真正的古名牂牁江，即今名乌江流域的古代数千年历史被隐盖起来，导致贵州古代以“牂牁江冠名牂牁国，夜郎者临牂牁江”的人类社会发展史浪迹天涯，魂飘云霄。今天不仅要从《三国志》横空出世的“南至盘江，东接牂牁（江）”找回贵州古代东部的牂牁江就是今天的乌江，且还要重新解读牂牁江（即乌江）流域曾经孕育着一个古老的濮族人民，他们早在二、三千年前就在牂牁江畔（乌江之滨）的古代思南，创建了牂牁国及夜郎国的辉煌历史。
一、厘清牂牁国演变为夜郎国的历史链
根据贵州古代春秋以前的“牂牁国”，战国时期的“夜郎国”传承的历史名称链，去探源古代贵州的历史，去觅寻它的历史踪迹，方能得出历史的源头与历史的流链，这样才能形成贵州古代完整的历史。历史上，因为“牂牁国以牂牁江”而冠名；“夜郎者（国）临牂牁江”而传承。可见，春秋以前的牂牁国、战国时期的夜郎国，它们都与牂牁江结下了不解之缘。鉴此，不仅要从牂牁江流域在西周时，是怎样产生的牂牁国的历史源头研究起，而且还要研究历经数百年以后的牂牁国，到了战国末期又是怎么演变为夜郎国的。当夜郎国经历了百数十年后，到了西汉中叶汉武帝时，这个产生在华夏大地上“夜郎自大”的夜郎国，又是怎么更名为牂牁郡的等等历史课题，形成的历史史链，是摆在夜郎国、牂牁郡后裔的史学研究者面前，都应有与生俱来的历史使命和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去探寻、去研究。其实，要觅寻夜郎国、牂牁郡的历史踪迹，在古代贵州的方志中，早在明代贵州各府间，只有最早的明代嘉靖《思南府志》最先史记道：“思南本府，牂牁郡，汉（代）名”，其志又云：“本府，古迹，古牂牁郡城，在府治西（岸），即汉未伏时所保（存）”的一座古牂牁郡城。明代万历《黔志》史云：“思南府西（岸），有古牂牁都城，汉末所筑者”。《贵州通志·前事志》卷一222页又一次明显指出：“牂牁故墟，在今思南府西（岸），即思南府亲辖地。”诸如此类的这些历史文献，都凸现了思南早在汉代就是古牂牁郡城，且是汉武帝在古代思南置牂牁郡一统牂牁江（乌江）流域十七个县区划版图的军政中心。同时亦是夜郎王贵族们世居在“夜郎者临牂牁江”的风水宝地。
夜郎得名之前，以牂牁江铸就的国名就叫牂牁国。“夜郎国”的形成时间，应该是在公元前316年，秦军越过秦岭，于公元前316年消灭蜀国（成都），前313年消灭巴国（重庆）之后，在秦军占据了长江的东岸以及接近乌江（时称牂牁江）流域的北岸时，大约在公元前300年左右，在牂牁江（即乌江）流域中段古代思南的牂牁国，当秦军兵临牂牁国都城的情形下，终于以“牂牁”易为“夜郎”之名而投诚了秦国。历史上，自公元前1046年，以牂牁江（即乌江）流域集结起来的濮族（濮同僰，是仡佬族、僚族的前称）部落，由于参加了周武王消灭商纣的“朝歌之战”后，随着西周王朝的建立，而参加这次消灭商朝之战的西南各个部落族氏，在各自拥有的江河流域上建立了自己的诸侯方国（见图）。三千多年前，在大江（今名长江）之滨建立了巴国（今重庆）、蜀国（今成都）。在辰沅流域建立了辰国（今沅陵）。而在大江（长江）流域与辰沅流域之间的乌江流域，古称牂牁江流域中段的思南（今地）便建立了牂牁国。这三条位于华夏西南的大江大河，以江河流域生活的各族人民，因其参加了周武王消灭商纣王的“朝歌之战”后，随着西周王朝的建立，在周王朝分封制的制度下，其巴国、蜀国、牂牁国、辰国、荆夷国等，都在自己拥有的江河流域版土上构建了自己的国家，时称“方侯国”。公元前1046年，位于大江即长江之滨的巴国，蜀国就这样建立起来了。与之同时，在二千余里的牂牁江（乌江）流域中段古代的思南（今地）建立了牂牁国。同样在二千余里辰沅流域的沅陵（今地），也建立了辰国（见图）。
历史上，当这些方侯国历经西周、春秋（东周）、战国七百余年（公元前1046-前279）间，位于辰沅流域的辰国，于公元前361年，在强大的楚国（由西周时的荆夷国演变为战国时的楚国）威慑下，原先的辰国演变为黔中归附了楚国。为此，在《史记》卷一202页，产生了“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的史载。《括地志》关于“黔中故城”在何地这样史云：“黔中故城，在辰州沅陵县西二十里江南，今黔府亦其地。”的文献说明，楚国的黔中地就在辰沅流域的辰州沅陵县境内。公元前361年出现的楚黔中，其实就是历经西周、春秋、至战国时辰沅流域的辰国演变之名。以史可鉴，历经近七百年（公元前1046-前361）的辰国，到公元前361年演变名黔中最早归附了强大的楚国，始称“楚黔中”。其楚国黔中的领地，就在今天的辰沅流域及清江流域，即今天的湘西及鄂西南之地。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当华夏中南大地掘起的大楚国将四周的方侯小国实现军事附庸之后，当辰国于公元前361年变名为黔中归属于楚国不久，而在神州大地地处西北的秦国，也悄然派兵翻过秦岭，进入长江流域，并于“公元前316年，秦司马错伐蜀（成都），蜀亡；前313年，秦司马错伐巴（重庆）、巴亡”（《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载）。
为此，当秦国取得蜀国、巴国后，并以巴蜀二国之地设置了巴郡、蜀郡不久，秦国“秦惠王于周赧王四年（公元前311），惠王使人告楚怀王，请以武关外地易楚黔中地，不果。”（《贵州通志·前事志》卷一13页载）的历史文献出现。
秦惠王以秦国所辖的武关外地，请求换取楚怀王的楚黔中地，怀王不许，即“不果”而没有达成交易。考其为什么没有达成交易呢？是因为楚怀王已经识破了秦惠王的阴谋。秦惠王将武关外地（今湖北、陕西、安徽三省交界地），要换取楚国楚黔中地（今湖北鄂西清江流域，湖南西部辰沅流域）。从秦惠王要楚怀王所换的黔中地理位置来看，非常明显地反映了秦国在已经得到蜀地巴地，并在长江流域建立了巴郡蜀郡的基地上，还希望以不战之术获取楚国大后方的黔中地（今湘西、鄂西）。作为楚怀王来讲，已经识破了秦国以这样的方式易地，无意于引狼入室，楚怀王自然是不答应的。然而文献中“不果”二字给后人留下了许多空间，这些“空间”把我们的思维带进曾经在公元前1046年建立的巴国（今重庆）、蜀国（今成都）的方侯国，到了公元前316年后却变成了秦国的巴郡、蜀郡了。曾经于公元前1046年建立的辰国（今沅陵），到了公元前361年却变成了楚国的黔中。而作为与巴国、蜀国、辰国同时于公元前1046年并存的牂牁国（今思南），在秦楚两国长期的争战中，它又该是以什么样的称号来取代它的国名呢？这是我们今天在掌握牂牁国（古代思南）周边的方侯国，当它们都因秦楚争战而演变改其名称分别投向了秦国、楚国时，这就令我们推想到牂牁国易名的时间，以及易名的背景就在此间的前前后后。在我看来，牂牁改名夜郎，就在“秦惠王于公元前311年，使人告楚怀王，请以武关外地易楚黔中，不果”的岁月之后，在楚怀王抵制秦惠王易地不成的情形下，秦军必然要实行军事扩张，必然要对楚黔中地的邻国，即牂牁江（乌江）流域的牂牁国用兵。在秦军看来，只有占据牂牁国牂牁江域之后，才能完成实现以军事战略吞并楚国辰沅流域的楚黔中地。于是，在秦军的强大威慑下，以敲山震虎之势震服了牂牁国。使历经七百六十七年（公元前1046—前279）的牂牁国，最终以更名为夜郎国名的方式归属了秦国。由于牂牁国演变为夜郎国归属了秦国后，这就引出了当“秦将司马错于公元前280年，从桔县（今涪陵）入（侵）楚黔中”，即秦军进至楚黔中辰沅流域沅陵（今地）的第二年，而“楚将庄蹻于公元前279年，溯沅江（源于贵州东部云雾山）出且兰，侵夜郎，夜郎降”便侵占了牂牁江（即乌江）流域的夜郎都城（古代思南）。这种以敌对的、实时对峙的、相互侵略各自附属国的战争，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了。从秦楚两国相互争夺的猎物看来，当秦军攻取楚国辰沅（今沅江）流域的“楚黔中”之后，而楚军接着就侵夺归属于秦国牂牁江（今乌江）流域的“秦夜郎”了。这是笔者根据文献资料领悟后，第一次在史坛上产生的“秦夜郎”的最新解读。这个史实，折射了夜郎归属于秦后，当秦军争夺“楚黔中”时，才招来楚国人入侵“秦夜郎”的战争。当时，秦楚两国已经为争夺西南夷诸侯国产生了激烈的争夺战。这样争战的现象，《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第十》史曰：“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国交争，其势不两立”。当长江（时称大江）流域的巴国（今重庆）演名为巴郡归属于秦国，在辰沅流域的辰国演名为黔中（今沅陵）归于楚国的情况下，而位于巴郡与黔中之间的牂牁江（乌江）流域在古代思南的牂牁国，只得演变为夜郎国依附了强于楚国的秦国。这就是牂牁国演变为夜郎国的历史背景。为此，笔者认为公元前311至前279年，在秦楚交战这三十年间，是牂牁国演变为夜郎国的时间段。其原因是，在秦国以兑换方式得不到楚国黔中（今辰沅流域）时，秦军必然要对楚黔中地西北面毗邻的牂牁国实行战略吞并。所以笔者认为公元前311至前279年，这三十年间，是牂牁国改名为夜郎国的最佳历史时间及最佳历史背景。当然这三十年时间是演变的过程，而牂牁改名为夜郎则在历史事变的突变之下，便改变了国家的名称。从历史的大背景审视，从牂牁江（乌江）流域人类社会发展踪迹的踏勘，夜郎国的国都就沿袭在牂牁国临牂牁江的原基上。所以，才有后来《史记》曰：“夜郎者，临牂牁江”的历史文献出现。
当“夜郎”出现在史书上五十余年后，秦国的军队在秦始皇统领下，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了中国时，始皇以“黔中”在辰沅流域沅陵（今地）设置了黔中郡之际，次年，公元前220年，秦始皇又以“夜郎”在牂牁江（即乌江）流域中段的思南（今地）设立了夜郎郡。因故，作为国家第一部历史志书《史记》，由司马迁于公元前104年—前91年，以十四年的时间编篡的《史记》著下了“夜郎者，临牂牁江（即乌江）”的历史文化元素。说明，二千多年前夜郎国都，就铸立在牂牁江（乌江）流域中段的思南古址上。至此，从公元前279年出现在史志上的“夜郎国”国名，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秦王朝后，始皇于公元前220年将“夜郎国”改名为“夜郎郡”仍驻立在牂牁江（乌江）畔的思南古城。
回顾秦惠王时的秦军于公元前316、313年攻取蜀国、巴国并在此设蜀郡、巴郡后，又经公元前311年秦以武关易楚黔中地不果，到公元前279年，文献中呈现“夜郎”之名取代“牂牁”时，在这历经的二、三十年这段空间，其实就是“牂牁”历经演变到突变名“夜郎”产生的历程。待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于“始皇二十七（公元前220），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始置黔中郡（于沅陵），秦通五尺道置夜郎郡吏（于思南）”（《贵州通志·前事志》卷一27页载）的历史文献，反映了秦王朝设置的黔中郡仍在辰沅流域的沅陵（今地），而夜郎郡就设在牂牁江（即乌江）流域的思南（今地）了。这是研究从战国到秦王朝统一中国时，探觅“黔中在辰沅（今沅江）流域”，而“夜郎在牂牁江（即乌江）流域”的历史文化分水岭。如果不懂得这个分水岭，就不懂得以江河流域形成的各自的郡国制区划，就容易造成学人们总把秦汉时期位于辰沅（今名）流域的“黔中（沅陵）”，长江流域的“巴鄙（今涪陵）”胡扯在牂牁江（今乌江）流域的“夜郎国、夜郎郡（今思南）”身上，从而遮盖了夜郎郡国的历史，造成找不着牂牁江（乌江）流域在秦汉时期夜郎郡国制下的历史命脉。所以，厘清秦始皇于公元前220年在牂牁江（乌江）置夜郎郡吏之后的第二年，次年公元前219年，秦在石阡本庄置夜郎县（《石阡志》载）。由史可鉴，秦朝统一中国后，在战国末期出现的夜郎国的国基上建立的夜郎郡（在思南），以及建夜郎县（在石阡河坝场）的郡县制，在牂牁江（乌江）流域得以充分的反映。而公元2002年，在今湖南湘西里耶发掘三万余片秦朝时代的竹简，这是最有历史价值的文物，说明秦国或后来的秦朝势力已经控制到当年的楚国辰沅流域的黔中，并在楚黔中地（今湘西）的里耶设置过地方军政邮亭及行政区划。
统治中国的秦王朝，是从西周时期公元前841年出现的诸侯秦国，在历经六百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华夏第一个秦王朝后，随着秦末农民起义，到公元前206年秦朝被灭，短短的十五年，就将一个由六百多年奠基的诸侯秦国，建立仅有十五年的秦王朝毁灭了。取代它是汉高祖刘邦建立的汉朝。
汉朝建立后，汉高祖于公元前202年改黔中郡为武陵郡，并在原黔中郡沅陵（今地）南面的溆浦（今地）设置武陵郡。而在牂牁江（即乌江）流域的思南（今地）仍设夜郎郡国。《史记》云：“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之史句，说明拥有一条二千余里牂牁江（即乌江）流域的夜郎国，在西汉时期的郡国制下，它仍然是西南大地上最大的一个方侯郡国。
由于地处西南夷的夜郎国（时亦称夜郎郡），是盛产朱砂、水银的郡国，夜郎自归顺中央王朝政权后，中央王朝则对它自然有些宽松的政策。所以，在秦王朝时，只在“夜郎置夜郎郡吏”（《贵州通志·前事志》卷一27页载）派官吏驻在夜郎都（古代思南）。其目的，为秦始皇墓勒索夜郎国盛产的水银朱砂。（注：经业内者鉴定，秦始皇墓地上的水银质，与古夜郎版图下今天的铜仁万山、务川的水银同质）。西汉建立以后，除夜郎郡国例行向汉王朝贡奉方物外，在西汉中央政权的数十年间，从汉高祖到汉武帝之前的君主，很少过问西南方侯们，因为汉朝的视野一直放在北面匈奴身上。汉朝除将军事用于匈奴，并在匈奴边界布防外，直到汉武帝于“建元六年（公元前135），汉武帝许匈奴和亲”（《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载）。文献表明汉朝与匈奴之间至此才稍得缓和。此后，汉廷中央才把注意力放在没有归降的南越国（今广东之地）的“外交”上，去探察如何消灭南越国（今广东）的征讨路线。汉武帝之所以义取一个“武”字，翔考汉武帝一生，为帝五十四年，其间就进行了近五十年的战争，实可谓名副其实的“武”帝之君。
二、汉使唐蒙谍探南越国，越人以蜀酱诱使唐蒙受骗
公元前135年，汉武帝令唐蒙出使南越的国都番禺（今广东番禺城）。当下，镇守番禺城的将帅及兵民，全是秦始皇于公元前214前从中原征调五十万兵马踏进南越去的华夏人。自公元前214年起，到公元前135年，当年驻进南越国的中原人已经在这里生活八十年了。对于汉臣唐蒙的到来，他们深知汉使唐蒙到南越国来是充当军事间谍的，于是就特意摆出汉朝禁令出口的蜀郡枸酱招待唐蒙。照理，南越人应该用海鲜款待难得到番禺来的汉朝使臣。可是，南越国不仅没用海鲜招待汉使唐蒙，反而拿出汉朝禁止出口的蜀地枸酱来招待唐蒙：“南越食蒙枸酱”，这就诱引唐蒙自然要追问：“蒙问所从来？”南越人也就自然答道：“道西北牂牁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南越人制造这句迷津，令唐蒙一心往南越人精心设计的：“道西北牂牁江，（可）出番禺城下”的迷魂阵里去钻，去寻找汉朝统下夜郎国里牂牁江西北面的水道，能否将蜀地枸酱从夜郎牂牁江的西北道运到番禺？在唐蒙想来，如果蜀郡的枸酱能从夜郎国里的“道西北牂牁江”直接运到南越国都番禺城下，届时我朝汉军也可以从夜郎“道西北牂牁江”出兵消灭南越政权，整个南越国便可以归属我大汉王朝的统治之下了。
本来当下的南越国人就是秦朝去的中原人的后裔，秦军当年就是从灵渠等路攻进南越的。照理，汉军仍然也可以从灵渠江西一带攻进粤地，去消灭南越国政权。然而，由于接待侍候汉使唐蒙的南越人，都是南越国培养出来的高级间谍，他们以巧妙的饮食文化，隐藏着保卫自己国家的战略目的。南越人以特意准备的汉朝禁止出口国外的蜀郡枸酱，“南越食蒙枸酱”用来诱引唐蒙：“蒙问（枸酱）所从来？”，于是越侍人早已将胸有成竹的答语，自然而然向唐蒙回答说：“道西北牂牁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越侍人的答话，正中汉使唐蒙下怀，这正是唐蒙欲求不得的事。其实，越侍人非常明白，身为汉使的唐蒙，此次出使华夏南海之滨的南越国，其目的就是前来探察从汉朝的西南后方，可否有江河水道能直通南越国？当唐蒙一听到西南夜郎国里有条牂牁江的“道西北牂牁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能直接抵达南越国都的番禺城下时，唐蒙自然暗自高兴。在唐蒙看来，从侍候他的南越人那里听到的“道西北牂牁江，出番禺城下”一定是不会渗杂阴谋诡计的。这真是踏遍千山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然而，唐蒙哪里料到，这些侍候他的南越人，其实就是南越国的高级特工人员，他们设计以汉朝蜀郡生产出的上品枸酱组合的特别宴席，诱发出这段与夜郎国牂牁江相关的问话与答语，把汉朝的军事间谍唐蒙引向夜郎国里的“道西北牂牁江”的西北道，引向一条艰难的、不通战船的北盘江水道，以达到破坏汉武帝拖延出兵南越的军事部署，从而实现保卫自己南越国不受汉朝军队的侵略。然而，作为唐蒙来讲，当从越侍人那里获悉本朝西南夜郎国里牂牁江的西北道，是可以通南越国番禺城下的消息时，唐蒙如获至宝，自以为窃获到一份从夜郎国里牂牁江的西北道可一举消灭南越国的军事情报，这下可向汉武帝献上一份厚礼了。当笔者翔实到这段事情发生的历史大背景，透视这段历史事件前前后后的人文景观，以及他们之间的问话与答话的文史资料时，我才深深地感到汉朝的唐蒙与南越国的侍候人之间，他们发生的问话与答语所产生的军事隐情，以及所包藏的军事谋略，有似于后来三国时期在各国相互倾轧间，所发生在曹魏的使者蒋干出使东吴时，导演出蒋干窃取周瑜假设的书信一样，它们都产生了异曲同工之妙的效果。从周瑜捏造假信，使蒋干窃信自喜，最后达到曹操杀掉水师都督蔡瑁、张允而自毁长城的目的。从南越人设计，以“道西北牂牁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的答话，使唐蒙暗自高兴，直到唐蒙到夜郎国实地踏勘后，才知晓“道西北牂牁江”的北盘江，是一条不能用于军事乘船的水道时，致使汉武帝不能用兵南越国。可见，历史上产生的这句“讹话”，这封“假信”，都是运用“假信、讹话”以达到破坏敌方的军事作用和扰乱敌方的军事布署。
三、受骗唐蒙率部考查夜郎国里“道西北牂牁江是否可出番禺城下”
二千多年前的南越人，以“道西北牂牁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这句讹语假话，被今天的部份学者考证为：“牂牁江就是北盘江”。经考北盘江虽有九百里长，就有七百余里不通航。这就说明当时的南越国人，为唐蒙提供了一条“道西北牂牁江”是一条根本不通航的水道。当陷入迷局的唐蒙回国后，又道听途说：“窃问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谁知，当唐蒙把在南越国听到的“道西北牂牁江，出番禺城下”，连同“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的半真半假之语疏呈汉武帝之后，使汉武帝也暗中高兴。以为本朝夜郎国里不仅有十万精兵，且以“道西北牂牁江”又可以“浮船牂牁江出番禺城下”，我汉朝大军就可以此水道奇袭制胜番禺都城，届时南越国就一统于我大汉王朝之下了。汉武帝为了达到消灭南越国的目的，于是便于公元前130年升唐蒙为中郎将，令唐蒙“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国的）符关入夜郎”，即从巴国（今重庆），经巴符关（今娄山关以西），可入夜郎国境的古代桐梓，至古代遵义抵达夜郎国都临牂牁江（乌江）的思南古城。由史可见，汉武帝以如此厚重的礼物犒慰夜郎，汉朝要达到什么目的，便可想而知了。汉武帝就是要借道夜郎国的“道西北牂牁江”，达到“假途灭虢”消灭南越国的目的。
有关唐蒙出使夜郎的历史文献，《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这样写道：“公元前130年，唐蒙通夜郎，置犍为郡。发巴蜀卒数十万治道。”当唐蒙第一眼见到夜郎王多同时，世居牂牁江流域，扼守二千余里牂牁江（乌江）流域中段的夜郎国（古代思南）国王多同时，他向汉官唐蒙问道：“汉孰与我大”的“夜郎自大”典故，便出产于古代思南夜郎国闭关自守的都城里。
公元前130年，当唐蒙以中郎将的官职，率领一万一千余人的将士，从巴国（古代重庆）挑着巴国盛产的盐巴、粮食来到夜郎国的国都（古代思南）时，才发现“夜郎者，临牂牁江”的古代思南是座落在四面环山，居高临下于牂牁江（乌江）之滨的一座都城。唐蒙以及他的一万一千余将兵，在踏勘二千余里牂牁江（乌江）流域上，发现没有其他江岸之城，能比得上得天独厚、天造地设、四面当关的思南古代的夜郎都城时，于是唐蒙将亲眼看到的夜郎国临牂牁江的都城上呈给汉武帝后，这就为此后不久，司马迁于公元前104年至前91年编纂《史记》时，提供了夜郎国都（古代思南）是座落在牂牁江（即乌江）滨的真实写照。这个版本，就是唐蒙来到夜郎国（古代思南）后，将看到的“夜郎者，临牂牁江（乌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的真实版本上疏汉武帝后被司马迁纳入《史记》的记载中。
然而，当唐蒙以及属下将士从“道西北牂牁江”的实地探察到，牂牁江（即乌江）西北道的发源地，是一条根本不能通南越国番禺城时，或者说牂牁江（即乌江）西北面的北盘江，也是不能浮乘战船通番禺城时，唐蒙此时才明白自己受了南越人“道西北牂牁江、出番禺城下”的蒙骗。自公元前130年，以任中郎将的唐蒙来到夜郎国后，根据实地踏勘，才知道“道西北牂牁江，出番禺城下”是根本行不相通的。由于牂牁江（今乌江）是一条根本不通番禺城（今广东番禺）的江，以及得知“道西北牂牁江”的北盘江，也是一条数百里窄狭湍急、巨石挡于间、险滩环生不能行船通航的盘江时，这使汉武帝原先想要尽早消灭南越国（今广东）的战略计划又只好搁浅下来了。这一搁，就搁了近二十年的光景，直到南越国于公元前112年公开反叛汉武帝时，汉朝才真正出兵消灭了南越国。
四、二千年前唐蒙及汉武帝早已明白“道西北牂牁江不通番禺城”，而当代考史者硬说：“北盘江为牂牁江”
鉴于汉朝消灭南越国的这次战史，《汉书·武纪》这样史载：“汉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夏四月，南越王相吕嘉反。秋，遣驰义侯别将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牁江，会番禺。”《史记》、《汉书》亦曰：“南越反，上使驰义侯因犍（犍郡今遵义）发南夷兵。且兰（今福泉一带）君恐远行，旁国虏其老弱，乃与其众反，杀使者及犍太守。”
纵观汉武帝想要消灭南越国的历史时间，应从唐蒙于公元前135年为军事间谍出使番禺之年算起，经公元前130年汉武帝以唐蒙为中郎将，率部一万一千余人前往夜郎国（古思南）考察牂牁江（即乌江）是不能通南越国都（广东）番禺城后，汉武帝方才放弃了急速消灭南越国的战略。直到公元前112年南越王相吕嘉公然反叛汉朝时，汉武帝才派兵于公元前111年消灭了广东南越国。掐算起来，汉武帝从公元前135年谋取南越国起，到公元前111年消灭南越国止，前后整整用了二十五年时间。造成贻误这样长的时间原因，当然是南越人以“道西北牂牁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的不实之辞，蒙骗了汉武帝没能及时消灭南越国的主要因素。姑且不谈南越人蒙骗“道西北牂牁江”是一条不通番禺城的江，即便是今天的学人硬要说：“北盘江就是牂牁江”的话，而这条虽有九百里长，就有七百余里不通航的北盘江连接到番禺城下（今地），就有四千余里长。这样长的里程，也不仅仅是南越人蒙敝唐蒙时，所述只有“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的蒙骗之说。
鉴于南越人对唐蒙所说的“江广数里”的“里”，这个用于测量里程的单位来讲，早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就已经具有统一的计量了。秦汉时期的“五尺道”的“尺”，就是“里”的最短计量的史证。而时过九十年后，当南越人的间谍于公元前135年，向汉朝间谍唐蒙传递的“道西北牂牁江”的北盘江，只有“江广数里”之长，就可以“出番禺城下”了吗？姑且不谈牂牁江（乌江）是不能通番禺城的。即就是近二百年来的史学家们所定的“北盘江就是牂牁江”而言，从北盘江连接到番禺城下的里程，足足有四千余里长。这个里长，也永远不是南越人欺讹唐蒙的“江广数里”之说了。由史可鉴，南越人所说的“江广数里”而实际上却有数千里。可见，南越人所说的里程与实践的的里程反差如此之大，足以见南越人对唐蒙实施了欺蒙讹骗之术，同时再次证明南越人以“江广数里”之说，是在诱惑玩弄唐蒙的理念，将唐诱向一个错误的思维。直到唐蒙于公元前130年真正踏进夜郎国时，才知道南越人所说的“江广数里”之遥，而是实实在在的“江广数千里”之远。南越人欲以此“答语”挫伤汉朝对南越国的进攻时间和消耗汉朝的军事实力。
历史写到这里，我们可以断定二千一百多年前，当唐蒙和当朝的汉武帝了解受到南越人“道西北牂牁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的蒙骗后，从此打破了派将士从牂牁江（乌江）的西北道（今北盘江）乘船出番禺江（珠江）去消灭南越国的战略路线。从汉武帝本想及早消灭南越国，到二十余年不出兵去攻打番禺城的历史史事审视，这就提醒世人，说明当年唐蒙来到夜郎国考察后，已经了解到夜郎国的“道西北牂牁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的情报全是假的时，于是决定不从牂牁江（乌江）的西北道（北盘江）出兵番禺城了。因为夜郎国里的“道西北牂牁江”的北盘江也是不能通航番禺城的。然而，二千多年后的今天，居然我们的学人，还在固执自见以二千多年前，南越人假造“道西北牂牁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的一句讹蒙诈骗之语，仍将今天的“北盘江”硬说是“牂牁江”。如此一来，这就导致近二百年来产生了在夜郎国（贵州古代）境内，只因为北盘江的水是流入番禺城下这丁点理由，于是就硬“定北盘江为牂牁江”。由于硬“定北盘江为牂牁江”，这样一来“夜郎者（国都），临牂牁江”的夜郎国都，就被锁定在北盘江流域了。历史上，当二千一百多年前的唐蒙及汉武帝都知道受南越人：“道西北牂牁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全是一条假的军事水道情报蒙骗之后的今天，而我们的学者在考证这段历史时，却还把假情报、真讹语、假水道（不能通船的北盘江水道），当作“真史实”来取证。可鉴，学人们不知军事之诡诈，不明政治之隐晦，由于以片面性去理解“道西北牂牁江，出番禺城下”这句蒙骗之语，从而导致不自觉地认为这句话，它就是历史的“真实性”。
持“北盘江为牂牁江，定夜郎国都在盘江”流域的学者们没有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将二千多年前的夜郎国都，定论在二千多年前一个多国界的盘江流域交接地带上，在这个多国界的交接地带上有滇国、交趾国、邛都国、夜郎国、钩町国、漏卧国等，这就会产生数国重叠在一起的地理态势。二千多年后的今天，同样在这一地带上，却又演变成为数省交界的地方。如果我们学人误将“夜郎定在盘江”流域，这就等于将夜郎国（古代贵州）的边界之地，误说成是夜郎国国都的中心之地了。这样一来，由于盘江流域是今天的数省边界的一条界江，这就造成“夜郎国”国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意识形态。这就造成夜郎国都有在云南说；夜郎国都有在广西说；夜郎国都有在四川说的不正常的学术争论。历史上，祖祖辈辈、世世代代都知道夜郎国就是贵州的古代，而却被贵州近代学者们自己推给了云南、推给了广西、推给了四川。造成诸如此类的历史乱象，就因为贵州近代学者自己将“北盘江定为牂牁江”，这等于将“夜郎者（国），临牂牁江”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推论在古代为多国边界、今天又为多省边界的北盘江流域。这就必然产生云南边界、广西边界、四川边界都粘到了夜郎国（古代贵州）的国色天香了。于是你争我夺，搅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无从定论。贵州的学人们为什么不去想一想，在二千多年前，与夜郎国同时并立的有交趾国（广西）边防、有滇国（云南）边防、有邛都国（四川）边防、夜郎国（贵州）边防、还有较小的钩町国、漏卧国，这些国家的边界线几乎都是以盘江流域为各国的边防线。倘若将夜郎国的国家中心锁定在盘江流域的边界线上，这不就造成几个诸侯方国重叠在只有九百余里长、七百余里不通船的盘江流域的疆土上了吗？像这样将夜郎国的国都圈定在盘江流域上，能与《史记》所述：“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的元素匹配得起来吗？能与《史记》“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约200米左右宽、原生态的牂牁江配得起吗？如果按照近二百年来的学者，“定北盘江为牂牁江，定安顺为夜郎都邑”这套理论去认识古代贵州境内的夜郎国，那么，古代贵州境内的母亲河——今天二千百余里长的乌江，直到乌江出口流入长江的涪陵处，形成的这一大片乌江流域版图，它又该属于历史上的哪一个诸侯国来统辖？学人们去想过在乌江流域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所建立的古代行政区划的诸侯方国，它到哪里去了？它该是谁？它的国名叫什么名字？如果不提出这个史问，不解读好这个史题，这将永远找不着贵州古代的夜郎国国都在何处？不以科学的历史态度，不理清识别古代贵州夜郎国境的牂牁江，究竟是贵州境内今名的哪一条江？这将永远找不着贵州境内古夜郎国都在何地的准确答案。时下，只有找准古名牂牁江是今天贵州境内的哪一条江后，夜郎国都的中心就会自然而然会凸显在今天的贵州人眼前。
五、从《三国志》到隋唐志书，直至《清史列传》都说：“牂牁江就是乌江”
所幸，苍天不负苦心人，笔者在一千八百年以前的《三国志》卷四1046页，终于找到了“盘江”和“牂牁江”各是一条江的历史格言和历史信史。其志史曰：“建兴三年（公元225），诸葛亮南征，追奔逐北，南至盘江，东接牂牁（江），与亮声势相连，南土平定”的历史明言，从而破译了古代贵州南界的盘江（今名今地），东界的牂牁江（今名乌江）各是一条不同地域，不同名称的江。由此显见，这不是近二百年来部份先学将盘江和牂牁江混为一谈的说法。《三国志》是我们今天考辩盘江和牂牁江各是一条江的分水岭。因为《三国志》于公元225年史述了“南至盘江，东接牂牁（江）”，是距公元前91年成书的《史记》史述“夜郎者、临牂牁江（乌江）”年运最近的一部国家史志。作为与历史上夜郎国最近的《三国志》能分别史记道：“南至盘江，东接牂牁（江）”的江河名言，应该是最可信的史条。所以，“夜郎者，临牂牁江”就是反映二千余里乌江流域中段的古代思南，就是牂牁江流域人类社会发展史的最佳聚集地、生存地、防御地，思南的古代就是夜郎临牂牁江的一座古都。反之，将公元前91年成书的《史记》中，史载的“夜郎国，临牂牁江”被一千九百三十二年后，于公元1841年后的郑珍、莫友芝，误断“北盘江为牂牁江”，误定“安顺为夜郎国都”之说，其历史的真实性，就自然失去它的立足之说了。因为“北盘江”根本不是“牂牁江”在《三国志》中已经得以铁的史证。继《三国志》史曰“南至盘江，东接牂牁（江）”的历史明言之后，晋代《华阳国志》曰：“牂牁郡上当天井，故多雨潦。今有古城在郡西（岸），即汉未伏之时所保于此。”《贵州通志·前事志》卷一220页史云：“隋置南寿州。州在思南府境，隋牂牁郡地。”其志234页史云：“唐武德三年（公元620），牂牁首领以其地为牂州。”与此史话相接的《思南府续志》216、新版218页史云：“牂州、庄州皆思南地。”明代贵州省教育鼻祖田秋在全省最早的《思南府志》中写道：“本府，牂牁郡，汉时名。”或“本府、古迹：古牂牁郡城，《明一统志》云：在府治西（岸），即汉未伏时所保（留）。”明代贵州巡抚王士性《黔志》史云：“思南府西（岸），有古牂牁都城，汉末所筑者”。明贵州巡抚郭子璋巡视思南时，写在思南观音阁的“山绕牂牁水满溪”的史诗，亦阐述了思南是山环水绕的牂牁郡城。清初贵州巡抚田雯所撰的《牂牁江考》中，考曰：“牂牁江即今日之乌江，牂牁旧治既在思南，则牂牁之江宜在思南。”清史学家、金石学家贵州官吏张澍《续黔书》史云：“牂牁江必乌江无疑。”《清史列传·卷七十六·循吏传·三（李元度）》史云：“同治五年（公元1866），贵州逆苗及黄号、白号等匪构乱……，元度以大小屯河道上通石阡，由两江口入牂牁江，遂造战船，创立水师，扼江西（控制牂牁江即乌江的西部的城头盖）以拊荆竹园之背。”其中“由两江口入牂牁江”之句，再次说明今名的乌江就是古名的牂牁江。
当我们从《三国志》中的“南至盘江，东接牂牁（江）”的文献，历经隋唐至明、清历朝历代的大量文献中，对“思南是牂牁郡旧治，乌江是牂牁江”的信史厘清取证后，接下还得回归到汉朝消灭南越国的史话上，去认识汉武帝派唐蒙考证南越人所说的：“道西北牂牁江”能否令夜郎精兵“出番禺城”时，其回答是：二千多年前的唐蒙和他的万多人以及当朝的皇帝汉武帝，他们当年都清楚地知道牂牁江（即乌江）是不能通向番禺城下的。所以，汉武帝在长达近二十年间不出兵消灭南越国（今广东）。直到公元前112年，南越王相吕嘉公开反叛汉朝时，汉武帝才实施消灭南越国的方略。
从历史文献考证二千多年前所发生的这件事情，《史记》中史录下的“道西北牂牁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这句话，原本就是出自于南越国人回答汉使唐蒙的假话。这句话是出于即将要被汉朝吞灭的南越人之口，南越人处在这样历史大背景的风口浪尖下，能有什么“真实性”的情报回答汉朝使者唐蒙呢？而《史记》将唐蒙从南越人那里听来的：“道西北牂牁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原话史录下来，其话是真实的？还是欺蒙的？是讹语？还是实话？这就令二千多年后今天的我们在考证夜郎国里的牂牁江到底是北盘江？还是今名的乌江？这是一个值得深刻思考、实地勘察的问题。这里不妨以反证为例，如果一味坚持“只有北盘江可出番禺城下”是一条可用于军事水道的江河话，那么，汉武帝为什么迟迟不派兵从北盘江下番禺去消灭南越国呢？由史可鉴，司马迁在《史记》时，是以依时间前后秩序，仅仅是将唐蒙于公元前135年出使南越国时，南越人回答他的“道西北牂牁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的答话，以及唐蒙未经调查翔实的“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向汉武帝疏呈之文记录下来而已。然而，究其这前后两事史话的真实性、可靠性、可行性、虚假性、诡诈性，是《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亦无法考证的。要揭穿这句答话的真伪，还得等待公元前130年唐蒙率一万一千余将士到夜郎国调研后的当年，他们方才知道夜郎国里（古代贵州）的牂牁江（即乌江）是不能通番禺江（今珠江）番禺城下的。而所谓“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也是虚夸之说。夜郎国可能有精兵三、五万。所以，部份学者犯了一个把唐蒙于公元前135年的某月某天，南越人在首次接待唐蒙的筵席上，回答唐蒙第一句答话：“道西北牂牁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的蒙骗之语，便当做唐蒙于公元前130年到夜郎国实地考查后的真实的史实去认定。这样的认定，必然会形成不正确的认定，是错误的认定。因为，一切结论，来自于对事物调查研究的末尾。正确的结论，来自于正确的调查研究。而唐蒙于公元前135年在出使南越国时，被南越人精心策划、欺蒙拐骗、诱引邪途的讹诈之语，还有待于回国的五年后，唐蒙于公元前130年，亲自到夜郎国去脚踏实地考证：“道西北牂牁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的回话，是真、还是假的核实之后再作最后定论。而二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的史学研究者，却将唐蒙于公元前135年起事开头听到的：“道西北牂牁江，出番禺城下”，便当作唐蒙于公元前130年躬亲夜郎实地查勘后的最后结尾来认定。像这种仅以公元前135年南越人对汉使唐蒙的回话，就认定是真的，就是正确的，就是铁板钉的历史文献，就当做最可信的信史来认定。看来近代学者们，没有任何一位学者把唐蒙于公元前130年为什么要到夜郎国去的大行动，以及到夜郎国里调查研究牂牁江能否通番禺的结果当回事!没有人去深思这个史题？没有任何学者问津汉朝为什么要委派唐蒙统领如此庞大的队伍出使夜郎国的最终目是为何？没有人去反思汉武帝为什么迟迟不出兵消灭南越国的历史原因，就是因为唐蒙于公元前130年到夜郎国勘察后，才知道“道西北牂牁江，（是不能乘军用战船）出番禺城下”的假军事水道。而今天的学人仅是以公元前135年南越人捏造的第一句回答唐蒙的：“道西北牂牁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的全句谎言，便当做历史的信史来认定了。像这样将敌我两国间谍之间，南越人预先制造的这句开篇的谎言，就当作结果、结论来认定，这样的认定，能不涉入误区？能不形成误论吗？近二百年来，像这样考证史料的学者学人，除了证明没有弄通南越人最先给唐蒙传递那句“道西北牂牁江，出番禺城下”是假情报外，而更重要的是，令学者们忘记了在解读敌我两国之间的这句“特别”情报时，一定得记住 “凡是敌人（国）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国）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基本常识。由于学者们忘记了汉越两国是敌对的国家，于是便缺乏对南越国向汉朝预谋制造这句虚拟之辞的理解。这使我们自己史学研究带来了麻烦，自己为自己设置了障碍。请仔细想想，我们近二百年来的学者，总是将汉朝的敌国——南越人欺蒙讹骗汉使唐蒙的第一句开篇之作：“道西北牂牁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的假话讹言，当做白纸黑字，铁证如山的“真实信史，正确结论”来认定。在我看来，这是偏离了历史辩证法的认定。像这样的认定，既找不到历史的真象，又贻害后人。近二百年来，就是这句来自于敌国——南越人制造这句看似简单，实际复杂，甚至祸藏阴谋的这句开篇之语，没有被任何一位学者所揭穿；没有被任何一位学者以辩证的、科学的、合理的、明辩敌我立场、厘清敌我是非的方式，给予合情合理的解读。这样的结果，不仅学者们自己没有弄清越汉之间包藏祸根的对话，而且造成五、六代以来的贵州学者代代受骗。令代代学人，总是沦陷在“道西北牂牁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的禁锢之中饱受煎熬，将南越敌国制造的这句假话讹语，也当“真史”来认定、来传递。然而史实上，当汉朝的唐蒙、汉武帝早就清楚夜郎国里的牂牁江是不能通番禺城下的二千多年后的今天，而古夜郎国的后裔，今天的贵州史学研究者，还在深深地禁锢在南越人制造的“道西北牂牁江、出番禺城下”的蒙蔽之中。甚而，学者们还将此语捧为经典之句用来“以理服人”。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南越人那句蒙骗之语制造得万分高妙，真令人佩服，使二千多年后的今人也难以识破它的真伪。
长期以来，我为这种仅以只言半句引入误区，不求根本而产生误论的现象感到不解。但，后来甚至最近我终于找到了答案。我发现研究历史的学者，毕竟是文人，而不是政治家，不是军事家。学者们哪里知道政治家、军事家以及高级间谍们的话里总是伴渗着阳动阴取、阴阳并施的谋略。这就会导致今天的学者们难以心领神会历史文字与当时鲜活的历史背景，所产生不能识破文献理念与实际情形不符合的通病。所以，近二百年来的学者们从来没有以政治阴谋、军事诡诈的意识去识破“道西北牂牁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是南越人制造出的第一句假话、谎言、诡讹之语。因故，我们今天在考证二千多年前的南越人回应汉使的这句答话时，不能以文人们的单纯心里，去理辩看似简单，实质上是非常复杂的这句回话。我们不能将一个问题前后相连的两个侧面割断开来断定。如果以只认前语，不察后果的方式去解读这道“答话”史题，在我看来，思想纯朴的学者们，由于不能从单一的“答语史话”去解读诡诈的历史背景，所以，造成误定北盘江为牂牁江之说。话说回来，如果“道西北牂牁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真那么简单的话，请想：一生行武的汉武帝，当年为什么不急速从北盘江出兵去消灭南越国？为什么还要等待二十年以后，直到公元前112年南越国公开反叛汉朝时，汉武帝才派兵由湖南经灵渠往广西；由江西经广东一带出兵去消灭了南越国。以历史文献及历史背景分解至此，得出这样的结果：正是由于南越人制造的“道西北牂牁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是假话谎言，才使调查研究后的汉武帝明白，汉军想要从夜郎国里的牂牁江（乌江）去消灭南越国是不可能的。不要说汉军从“道西北牂牁江（的北盘江），出番禺城下”实属不可能之事。反之，南越国军要想从“道西北牂牁江”的北盘江攻入夜郎国，再打到汉朝京都咸阳就更是不可能的事了。这样看来，“道西北牂牁江”倒成为汉朝与南越国的一道天然屏障。于此，汉武帝只好安下心来，腾出手来，全力对付北方的匈奴国去了。
六、南越国叛且兰国反，汉武帝发巴蜀兵汉校尉讨灭时，令“夜郎兵下牂牁江”向乌江下游开拔究竟是怎么回事
自公元前135年唐蒙出使南越国，南越国的高级间谍向汉使唐蒙传言“道西北牂牁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之后，直到五年后的公元前130年，唐蒙来到夜郎国实地考证“道西北牂牁江，出番禺城下”全是假话时，汉朝在近二十年间不向南越国用兵。可到公元前112年南越国公然反叛汉武帝时，汉武帝才派兵消灭了南越国。有关这次汉朝消灭南越国的战争，司马迁在《史记》、班固在《汉书》都有相同的史载。其曰：“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夏四月，南越王相吕嘉反。秋，遣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湟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故归义越侯二人为戈船，下濑将军，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抵苍梧；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牁江，咸会番禺。”（《史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27—328页载、《汉书》同上第356—358页载）。
从上述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公元前112年夏四月，南越王相吕嘉反叛汉朝后，这年秋季，汉武帝命令四路大军从各自的江河地域出发，去攻打头号敌人的南越国。伏波将军率部从今广西桂阳下湟水去攻打南越叛军；楼船将军率部从今南昌出豫章下横浦去攻取南越；戈船、下濑将军率部从湖南零陵出发下漓水，经苍梧去攻打南越叛军；而只有驰义侯统领的巴、蜀罪人兵，与征调从牂牁江（即乌江）下的夜郎兵都得“咸会番禺”，共同前往广东番禺城下去消灭南越国的反叛之战。
文献中史载的“发夜郎兵，下牂牁江，咸会番禺”中“下牂牁江”的乌江，前面已经考明，这条古名牂牁江今名乌江是不能直通广东番禺江之滨的番禺城的。文献中所记“巴、蜀的罪人兵”与“发夜郎兵，下牂牁江”难道从长江流域迂回到了珠江流域番禺江去攻打南越国都番禺城吗？非也！“驰义侯所发夜郎兵未下”根本没有抵达番禺城下。
请看《史记》、《汉书》对此次消灭南越国的纪实战争这样写道：“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冬，楼船将军将精卒先陷寻陿，破石门，得越船粟，因推而前，挫粤锋，以粤数万人待伏波军。伏波将军将罪人，道远会期后，与楼船会乃有千余人，遂俱进。楼船居前，至番禺。……楼船攻败越人，纵火烧城（番禺城）。越素闻伏波名，日暮，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为营。遣使者招降者，赐印绶。……，黎旦，城中皆降伏波。（叛酋）吕嘉，建德以夜与其属数百人亡入海。……苍梧王赵光与粤王同姓，闻汉兵至，降。……驰义侯所发夜郎兵未下（没有到达番禺城），南越已平矣。遂为九郡：詹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马司迁《史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版第327—328页、班固《汉书》同上第356-358页载）。
文献揭示到此，我们从精微奥义的文史资料中，可以窥见公元前112年夏季，在汉武帝讨伐南越叛变的征调军队中，就有命令“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兵），发夜郎兵，下牂牁江，咸会番禺”的行军路线反映在史书上。但瞬息万变的战争战势，直到元鼎六年冬（公元前111），伏波将军、楼船将军所率之军突袭番禺城，迫使南越国叛军首领“吕嘉，建德与其数百人亡入海”，南越国至此灭亡时，文献中最先史述的“驰义侯所发夜郎兵，下牂牁江”即向乌江下游开拔后，而文献最后反映的是“驰义侯发夜郎兵未下”的历史史句，说明夜郎兵最终未下到番禺城。看来，汉武帝在消灭南越国的这次征战中，《史记》、《汉书》都记载了夜郎国的军队事先是：“使驰义侯发夜郎兵，下牂牁江，咸会番禺”的征战对象及出征路线都是明显的。但由于战争势态发生变化，夜郎将兵虽然先是往牂牁江（乌江）的下游开拔，然而没有下入长江，更没有从长江转入番禺江去消灭南越国番禺政权。所以，《史》、《汉》最后史载道：“驰义侯所发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的历史文献出现，说明等到南越国都已经被平定了，而驰义侯指挥的夜郎兵仍然没下到番禺城下。由史可见，公元前112年秋，夜郎兵虽然接到了“下牂牁江，咸会番禺”的命令，然而，“公元前111年冬，夜郎兵最终未下”到番禺城。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变，而使“夜郎兵只下牂牁江（乌江）”而“未下”到番禺城呢？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变？这才是我们的学者应该去觅寻探求的历史史题。
经考，在南越国公开反叛汉武帝之际，位于牂牁江（乌江）流域上游的且兰国也反起汉朝来。鉴于此史，《贵州通志·前事志》卷一46页引《史》、《汉》这样史载：“元鼎五年（公元前112），且兰君反”。文献可示，且兰国君反叛汉朝的时间，是在南越国反汉之后。其志46页又在下几行文献中说明了且兰反汉的原因。史云：“南越反，上使驰义侯因犍为发南夷兵。且兰君恐远行，旁国虏其老弱，乃与其众反，杀使者及犍为太守。汉乃发巴蜀罪人尝（前往抗击），击南越者八校尉击破之。”其志接后又曰：“遣驰义侯别将巴、蜀罪人（兵），发夜郎兵下牂牁江，会番禺”。
从上述这几段文史中，窥见到元鼎五年（公元前112），汉武帝正在调且兰国军队、夜郎国军队等，前往南越国参战的前夕，且兰国君因为“恐（怕）远行”非但不接受汉武帝的调令，反而“与其众反”联合他部反抗汉朝，并“杀死汉朝使官和犍郡太守”。在这种情形下，汉武帝征调“发巴蜀罪人（兵）尝”去抵抗且兰国的反叛。与之同时，汉武帝又将抗击南越的八校尉汉军调来，合力才将且兰国“击破之”。亦就是说，当汉武帝还没有消灭大敌南越国（广东）反叛之前，就遇到诸侯小国且兰国的发难。为此，汉武帝务必率先消灭且兰国的反叛，才能稳定局面。于是汉廷为镇压且兰反汉之叛，汉朝命令“驰义侯别将巴蜀罪人”组合起来的兵士，以及汉军“八校尉”将士，共同才将相存了一百五十年（公元前279—前112）以上的且兰国灭掉了。
七、汉武帝在古代思南设牂牁郡领十七县并授夜郎王印
汉武帝于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在消灭且兰国的运作中，我以为应该利用且兰国（福泉）北面下游临牂牁江（乌江）的夜郎国兵（古代思南），溯牂牁江（乌江）而上，与巴蜀罪人兵和八校尉一道去参与消灭、镇压且兰国的反叛事变。然而，史实上，汉武帝并没有要夜郎兵参与平叛，而是以“咸会番禺”韬光隐晦的战略命令，“使驰义侯发夜郎兵下牂牁江”，汉廷命驰义侯发令夜郎（古代思南地）将士“发夜郎兵”乘船“下牂牁江（乌江）”。经考，汉武帝“发夜郎兵下牂牁江”这个军事行动，是向反叛的且兰国（今福泉一带）所在地相反方向北下乌江，即向牂牁江（乌江）下游开拔。从汉武帝命令“使驰义侯发夜郎兵下牂牁江”的地理方位勘察审视，从中我们可以揣摸到汉武帝是要将夜郎国（古思南址）与已经反抗汉廷的且兰国（今福泉、黄平、瓮安一带）分割开来。因为，汉武帝非常清楚，且兰与夜郎曾经都与南越国有过交往。甚至，汉廷对且兰与夜郎产生过有亲南越而疏汉廷之嫌。所以，面对且兰国君公开反叛汉朝，汉武帝在一边命令“巴蜀罪兵”与“八校尉”消灭且兰国的同时，另一边却命令“发夜郎兵下牂牁江（北下乌江）”，以达到分割夜郎与牂牁江（乌江）上游且兰君反叛的来往。
今考元鼎五年（公元前112），汉武帝在消灭牂牁江流域上游且兰国（今福泉一带）反叛的同时，而调动牂牁江流域中段（古代思南）夜郎国的军事，“发夜郎兵下牂牁江”战略行径，是十分高明果断的举措。因为此时的汉武帝在决心消灭华夏南越国大敌之前，必先扑灭小国且兰国的反叛，同时还要割断 “夜郎自大”的夜郎国与且兰国的纠合。汉武帝当年以其精微奥义之举、韬光隐晦之谋平息了且兰国的叛乱。现在看来，汉武帝在二千多年前采取这一系列的军事韬略，这是我们后人、是近代史学者们，难以从历史资料、字里行间中洞察到当时汉武帝调兵遣将、声北击南，在最先扑灭发生在汉朝境内且兰国君的反叛事变中，所采取的一系列隐晦韬光的军事谋略。
二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虽然不知当年汉武帝“发夜郎兵下牂牁江”，北下乌江的夜郎兵屯集在今天的何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夜郎国军（古代思南地）北下牂牁江，往乌江下游开拔时，而在牂牁江上游的且兰国（今福泉一带），就在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底至六年（前111）某季之前的这段时间内，就已经被汉武帝消灭了。当时，汉武帝“发夜郎兵下牂牁江”，旨在控制和监视夜郎国的军事行动。而势态的发生与发展，已经证实“且兰君反汉”之为，完全与夜郎国无关。况且在且兰国君反汉的过程中，夜郎与且兰完全失去了联系的机宜，历史以铁的史实完全证明了夜郎国没有参与且兰国的反汉之叛。这就是让汉武帝自此以后，重新对夜郎产生了新看法的根本所在。加之，当“南越已灭”后，夜郎国王能主动入朝叩拜汉武帝，深得汉武帝的好感，并获汉武帝绶赐夜郎王印。至此，汉武帝在二千余里牂牁江（乌江）流域中段的思南古址上，以这里曾经是西东两周时的牂牁国国名建立了牂牁郡。汉武帝在以中央派去吴霸任牂牁太守的同时，并赐封世居在牂牁郡城（即思南古郡）的贵族们以夜郎王印而绶之。鉴于此史，《贵州通志·前事志》卷一47页这样写道：“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平南夷为牂牁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赐其王印绶，后遂杀之。……以吴霸为牂牁太守”一统牂牁江（乌江）流域。二千多年前，汉武帝以军事手段消灭了南越大国、且兰国之后，华夏大地的南部、西南部发生了根本变化。为此，《华阳国志》这样史载：“（汉武帝以）司马相如持节开越嶲；按道侯韩说开益州；武帝转拜唐蒙为都尉开牂牁。以重币喻告诸种（各位）侯王，侯王服从。因斩竹王，置牂牁郡，以吴霸为太守”任职于古代思南牂牁郡城。汉廷中央政府派任吴霸为牂牁郡太守统领着“夜郎国临牂牁江”演名的牂牁郡时，至此，古代思南设置的牂牁郡，成为汉武帝放心的地方政权。历史上公元前279年出现的夜郎国，于公元前111年变名为牂牁郡，其郡治仍然驻立在牂牁江（乌江）西岸的古代思南牂牁郡城里。因故，令多部史志均以“思南府西，有古牂牁郡城”或曰“古牂牁郡城，在思南府治西”的文献记载。文献中“思南府西”或“思南府治西”，以及东晋时的《华阳国志》史记：“牂牁郡上当天井，故多雨潦，今有古城在郡西”的“西”字；明代《思南府志》史曰：“牂牁郡城在本府西”；明代王士性《黔志》史云：“思南府西，有古牂牁都城”中的“西”字，其义都是指古代思南牂牁郡城在西岸或在牂牁江（乌江）的西面之说。
与之同时，当汉武帝除以夜郎国疆域（即古代贵州大版图）置牂牁郡于古代思南外，他还在西南夷古代的云南、四川等地：以广汉、白马建立了武都郡；以邛都为中心建立了越嶲（西）郡；以笮都地域建置了沈黎郡；以冉駹地域建置了汶山郡。为此，《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史云：“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南越降，并西南夷置牂牁等五郡”载入史册。鉴于此史，明代贵州巡抚郭子璋在思南宋代华莲寺（今观音阁碑存）赋诗曰：“山绕牂牁水满溪，……五郡年前忆旧题”的诗句中，说明思南这座山环水绕的古牂牁郡城，就是汉武帝于公元前111年设置的五郡之中的“牂牁郡”，它就在思南府治西岸的古址上。是年，当牂牁江（乌江）流域上游的且兰国被灭、南夷被平，以及南越国灭亡的大好形势下，汉武帝对“夜郎遂入朝，上以为夜郎王”的君臣之礼而封赐之。在我想来，汉武帝于公元前111年封赐夜郎王侯印的仪式可能是十分隆重的。这为七年后“夜郎”国名二字，于公元前104—前91年撰成华夏第一部国家历史总志的《史记》中写道：“夜郎者（国），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的原真文化元素被载入史册。说不定身为御史官的司马迁当年还目睹到汉武帝赐封夜郎王印绶的历史场面。
夜郎王及其贵族们归属了汉武帝，汉武帝在夜郎国土上，以其贯穿夜郎国二千余里的母亲河——牂牁江的名称，置牂牁郡于古代的思南。并派朝廷的官员吴霸出任牂牁太守进驻思南牂牁郡城，这让汉武帝放心了。汉朝以十七个县赐予牂牁郡封地。此史，《贵州通志·前事志》卷一46页史曰：“元鼎六年（公元前111），且兰灭，初置牂牁郡（于思南）领县十七：故且兰、镡封、鳖、平夷、漏卧、同并、谈指、宛温、毋敛、夜郎、毋单、漏江、谈稿、句町等县属之。”
历史上，与“夜郎”同时出现在《华阳国志》上，史云：“楚顷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79），使楚将庄蹻溯沅水伐夜郎，且兰既克，夜郎又降”中的“夜郎国、且兰国”，终于在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都改变了名份。“夜郎国”被改为“牂牁郡”属于同级郡国制区划。至此，夜郎国或称牂牁郡，才真正归属于汉朝的统辖。而被灭了的“且兰国”演名为“故且兰县”被纳入牂牁郡（古代思南）的辖区。在牂牁郡所辖的十七个县中，仅“故且兰县”的地域范围，王燕玉先辈在他的《贵州史专题考》第138页这样写道：“汉且兰县当今福泉、黄平、瓮安、开阳、贵定、龙里、都匀北半部、麻江至凯里地，皆为且兰县领地。”以史可鉴，仅且兰一县之地，就包括了今天贵州境内的七、八个县域。那么，由此推之，汉武帝于公元前111年，赐封古代思南牂牁郡太守吴霸所领的十七个县域，当时的一个县域，起码相当于今天的四、五个县域构成。由此说明，汉武帝时期的牂牁太守吴霸，以古代思南统治的十七个县涵盖了二千余里长的牂牁江（即乌江）流域。这与《史记·西南夷传》史云：“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的文化元素是十分吻合的。这与范晔《后汉书》史载：“夜郎国（亦称牂牁郡），东（实为南）接交趾、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以及巴、黔中以西，皆夜郎国”的地域史述也是十分吻合的。文献中此时的“巴国、黔中、夜郎”却各是不同名称的郡国。
历史解读至此，我们从上述这些文献资料中，窥见二千多年前汉武帝在消灭南越国之前，在调兵遣将过程中，却最先遇到且兰国君非但不听调动，反而发生了以“且兰君反”汉廷的叛逆行动。汉武帝为了控制事态发展，不使夜郎国卷入其中，而将且兰国（今福泉、黄平、瓮安等地）数百里以下古代思南的夜郎国兵，“发夜郎兵下牂牁江”继续往牂牁江（乌江）下游推进。汉武帝以这种分割分化的战略，消灭了“且兰君反叛”之举，从而使夜郎国没有参予且兰国君反叛汉朝的行为。
今天我们重温“且兰君反”是发生在牂牁江即乌江流域的上游，即古代的福泉、黄平、瓮安一带地盘上。而“发夜郎兵下牂牁江”却是在古代的思南（今地）、思邛（今印江）、思渠（今沿河）以下的乌江中下游一带地域上。从这里，我们再次获悉二千多年前的“夜郎国都”古代思南，就在“且兰国都”古代福泉的下游。当汉武帝取缔了“且兰国”之后，作为“故且兰”的县级区划名称，纳入设置在古代思南“牂牁郡”领辖的十七个县中，统归思南牂牁郡领治。然而，由于近二百年来，以“安顺府治为夜郎”中心论的误区产生后，一些学人就将牂牁郡治领辖的十七县级区域，划到今天的云南、广西、四川与贵州交界的盘江流域，形成一个定盘江为牂牁郡中心的误区。史实上，牂牁郡的军政中心所在地，应该在二千余里牂牁江（乌江）流域中段的古代思南。即五百年前明代田秋在《思南府志·古迹》中史云：“本府，牂牁郡、汉名”，“本府、古迹，古牂牁郡城在府治西（岸），即汉未伏时所保”；明代王士性在《黔志》中史云：“思南府西（岸），有古牂牁郡都城，汉末所筑者。”的历史文献，就已经全面彰显思南在汉代，就是当任牂牁太守吴霸统辖十七个县级行政区划领域的中心。其领地，就应该是包括整个牂牁江（乌江）流域。只是，当时的一个县，相当于今天的四、五个县的地盘。如“故且兰县”就包括今天的福泉、黄平、瓮安、开阳、贵定、龙里、麻江等县。可鉴，汉武帝刘彻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在二千余里牂牁江（乌江）流域中段思南古代设置的牂牁郡治，其郡统辖的十七个县级区划疆域，仍然应是夜郎国统下的二千余里牂牁江（乌江）流域版图才对。而北盘江流域则是牂牁郡治中心古思南的边沿界线。
结 语
终上所史，从《三国志》横空出世的文献中史载：“建兴三年（公元225），诸葛亮南征，追奔逐北，南至盘江，东接牂牁（江），与亮声势相连，南土平定。”的历史史料中，说明贵州古代南部的盘江和东部的牂牁江各是一条江。倘若否定《三国志》“南至盘江，东接牂牁（江）”误判贵州东面的乌江，不是古代的牂牁江；倘若将牂牁江与盘江混为一谈，这将使贵州古地上，江河流域不分，地域东南不明。如此一来，定会造成二千多年前，秦汉郡国制下贵州古代夜郎国或称牂牁郡，以及三千年前两周时期牂牁国的历史文化魂飘九天之外，形成有尾无头的断代史。在贵州境内一条二千余里母亲河——乌江，由于不承认乌江就是牂牁江，就会使贵州数千年的历史文化，永远失去她的光环。
2013年9月12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