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炎黄春秋》2012年第8期，作者：田纪云

    1948年秋，在辽沈、平津、淮海战役取得伟大胜利，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大部被歼灭之后，蒋介石妄图凭借长江这一天堑扼守江南，形成南北分治局面。毛主席、党中央及时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并很快部署大军渡江南下，消灭国民党的残余势力，解放全中国。同时决定从华北、华东、东北、西北、中原各老解放区抽调大批干部随军南下，到新解放区建立人民政权，开辟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根据中央的决定，华北局决定从冀鲁豫边区抽调一个区党委的干部架子，包括6个地委、30个县委、210个区委的干部和勤杂人员。

    率先报名南下

    遵照中央和华北局的决定，冀鲁豫区党委迅即进行部署，组织南下队伍，办法是个人报名、组织批准。条件是：第一年轻，第二有一定文化知识，第三最好是共产党员。女同志如果是干部，没有孩子拖累也可以报名。很快从8个地委、专署、军分区和57个县市抽调3960名干部和2027名勤杂人员，共5987人，组成南下支队，随二野五兵团渡江南下。南下支队司令员傅家选（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兼参谋长），政治委员徐运北（冀鲁豫区党委副书记），参谋长万里（冀鲁豫行署秘书长），政治部主任申云浦（冀鲁豫六地委书记）、副主任郭超（冀鲁豫四地委书记），供给部长陆耀海（二野五兵团供给部长）。冀鲁豫南下支队的任务是接收江西省的赣东北地区，组织赣东北区党委和行署及其5个地市、27个县市以及区乡的党组织和政权。

    当时我在冀鲁豫战勤总指挥部供给部任总会计，刚刚结束淮海战役带担架营的任务回到工作岗位不久，听了号召南下的动员报告后立即报名并被批准南下，成为南下支队的一员。当时我刚满十九岁，已有四年党龄，是南下支队中最年轻的营职干部之一。

    1949年3月，南下干部组成南下支队，我作为二野五兵团供给部的会计，被编入南下支队供给部任总会计，我的爱人听说我报名南下，怕我把她丢下，迅速从范县赶来菏泽要求与我一起南下。在我的请求下，组织上批准我爱人李英华也调入南下支队供给部当出纳，一起南下。

    南下支队在距今菏泽市三华里的晁八寨集中进行了一个月的军事训练。3月下旬，全支队同志发了军衣、被褥、雨布、米袋和老区人民慰问的鞋子等生活用品。

    3月26日，冀鲁豫区党委在晁八寨举行热烈欢送全体随军南下同志的大会。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在会上作动员报告。令我难忘的是支队政治部主任申云浦同志的动员讲话。他的讲话生动而幽默。他说，我们决不能满足于已经取得的胜利，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有的同志觉得现在解放区生活已经不错了，有地种了，有饭吃了，日子已经很好过了，何必还要打仗。他说，不彻底打倒国民党，不解放全中国，这些胜利果实是保不住的。他诙谐地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就不是现在吃的窝窝头，喝的‘黄金油’（玉米糊），晚上搂的剪发头（解放区的妇女兴剪短发了），而是大米美人鱼了，有大米吃，有鱼吃，可以找漂亮老婆。”大家哈哈大笑，不少人以为可能要我们去江苏或浙江了。

    3月31日起南下支队走上征途。南下干部的行李非常简单：一床被子（两斤重）、一双鞋子、一个茶缸、一条毛巾、一个布制挎包，还有一块两尺见方的油布，下雨当雨伞，不下雨用来打背包。

    在今江苏蚌埠至合肥的途中，记不起是什么原因了，我掉队了，一个人追赶大部队，走到深夜也未追上，夜间一个人在二郎庙里蹲了一晚，第二天才追上。

    南下途中，当时的战争气氛和迹象处处可见，上级命令只准沿公路前进，因公路两侧国民党埋设的地雷尚未扫除。在长江两岸，被人民解放军炮火击毙的国民党军的尸体、战马和残存的弹壳以及三五成群、身着旧棉衣一瘸一拐的国民党残兵败将，举目可见。南下支队的全体干勤人员，在南下征途上，精神振奋，纪律严明，高唱着革命歌曲，雄赳赳、气昂昂地前进，时常受到当地群众的夹道欢迎。

    4月10日南下支队来到安徽合肥市。在合肥等待渡江期间，接到总前委命令，调万里带一个大队的干部去南京参加接管工作。万里是山东东平人，抗日战争时期我一直在东平、梁山、聊城一带活动，加之又听过万里的报告，所以对万里的名字那时就熟悉，听说他要与我们分开了，心里挺舍不得他离开。

    南下支队4月21日到达渡江地点安庆等待渡江，4月26日黎明乘木船渡江。渡江前，支队领导作了渡江动员，号召会游泳的同志报名成立救生队，就是说，渡江时如有人落水了要跳下去救人。我不会游泳，是个“旱鸭子”，但我也报名参加了救生队。我找了块木板，如有人落水，我就抱着木板跳下去救他。好在没有发生这种情况。

    南下途中，组织上交给我和李英华的任务是押运两马车准备在敌占区用的银元。渡江后南方已进入雨季，行军路上，阴雨连绵，道路泥泞，逢沟过坎，马车过不去，我们就同押车战士一起，把银元一箱一箱扛过去，然后再装车前进。晚上宿营后，我和李英华轮流睡在马车上，以确保银元的安全。历尽千辛万苦，5月初我们终于胜利到达江西上饶，我和爱人也圆满完成了任务。

    进军大西南

    赣东北是指江西省鄱阳湖、军山湖以东，与安徽、浙江、福建接壤的广大地区。这里气候宜人，雨量充沛，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江西著名的鱼米之乡。赣江则是赣东北的母亲河。我们很快爱上了这片热土。赣东北解放后任务十分艰巨。剿匪、反霸、土改、征粮供给前线，还要培训干部建立基层政权，等等。但战争形势发展很快，我们南下至赣东北不到四个月，脚跟尚未完全站稳中央就决定进军大西南，解放全中国。1949年9月，华东局决定冀鲁豫南下支队接管赣东北地区的原班人马，加上江西地下党的部分同志、赣东北区党委各级干校的学员，以及江西解放后参加工作自愿西进的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共9331人，组成西进支队，随二野五兵团西进接管贵州。西进支队很快组成，其领导成员是：司令员傅家选，政委徐运北，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申云浦，政治部副主任郭超。

    决定做出后，我作为赣东北行署财政处的总会计迅速与赣南行署财政处进行交接，一天就完成了交接任务。交接完成后才想起来为财政处印刷账簿的印刷厂还剩了几令纸张，会计科长王心广（当时的科长是正团级干部）叫我去处理。工厂作价退了3元6角钱，我交给科长。王科长说，小田，咋办？账已经交了，让会计科的同志一块吃顿饭把它花了吧？我说，行。但心里也打鼓，是否违反纪律呢？

    西进支队9月中旬分批由上饶出发。西进途中，10月1日那天在湖南长沙听到毛主席在天安门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消息，大家欢欣鼓舞，一路高唱“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前进……”

    等革命歌曲。

    从江西上饶到贵阳，除武汉至九江坐一段木船外，一路步行，早起晚睡，爬山越岭，个个精神抖擞。湖南境内的雪峰山真是够高的，一上一下40多公里，地势陡峭，云雾弥漫。爬一段就得停下来喘口气。经过千辛万苦，千里跋涉，我们于11月26日到达贵阳市。

    贵州地处云贵高原，山高路险，但地上地下资源十分丰富，汞矿、铅锌矿位居世界前列，煤矿、铁矿储量十分丰富，足够开采300年。从贵州解放那天起，我在贵州工作、生活了16年之久，直到1966年初调中共西南局工作。

    贵州解放初期，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万金油”干部，哪里需要就派我到哪里去。解放初期，我先是任军管会财政接管部机要秘书，但土匪四起，截断了贵阳市粮食、布匹、盐巴、日用百货等供应渠道，军管会领导就调我到军管会办公室负责物资调运工作。随着各级政权的建立，需要大批干部，1952年组织上又调我到革命大学和财经学校培养干部。“三反、五反”开始后又调我去省政府印刷厂领导“三反、五反”运动。“三反、五反”结束后又让我去处理赃物。直到1953年下半年才回到省财政厅。在财政厅我先是任秘书科长，继而任计划科长、预算处长、办公室主任、直到副厅长。我在贵州省整整工作了16年，这16年是我从21岁到35岁的青春年华。回顾这16年，我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全身心地投入贵州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从不谋取个人私利，曾两次获得全省财贸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在贵州工作期间，我的足迹走遍贵州的78个县市，对贵州的山山水水，对贵州各族人民的勤劳、朴实、诚恳、和谐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且终生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