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乌江为牂牁江、思南为牂牁治、思南为夜郎郡”之说，从清初田雯《黔书》、到清中叶的张澍《续黔书》史云：“牂牁江即乌江，汉牂牁太守陈立据思邛，治夜郎王将兵破之。牂牁旧治，既在思南，则牂牁江宜在思南”的历史文献，上溯至明朝《大明一统志》：“思南，古牂牁郡城，在府治西。”唐朝《唐书》、《唐史》史载思南为：“当牂牁要路，武德中改牂州，寻改牁州。”上溯至隋代的“牂牁郡”在思南之地，《贵州通志·前事志》卷一220页引《纪要》史云：“南寿州，在思南府境，隋牂牁郡地。唐贞观三年（629年），以南谢蛮首领谢疆地置南寿州。”234页载：“唐贞观三年，牂牁首领谢龙羽遣使来朝，以其地为牂州，拜龙羽刺史，赐封夜郎郡公。”以史可鉴，隋唐两朝的“牂牁郡、夜郎郡”仍在思南府境。《贵州通志》228页又云：“引《通典》牂牁巨帅姓谢氏旧臣中国，晋有谢恕保境拒成。隋末大乱，谢氏保境自固”。此史是说自谢恕保全牂牁古城（思南）归附于晋起，历经东晋、南北朝至隋朝数百年间，其谢氏后裔在隋末农民起义之际仍守护着牂牁郡地及思南古牂牁郡城。《贵州通志》159页引《晋书》史云：“东晋咸康六年（340），汉李奕攻牂牁（思南）不克，太守谢恕保城拒守积日，不拔。奕粮尽引还。”文献可见，牂牁太守谢恕利用牂牁江（即乌江）天险，以及四面关隘崇山峻岭的天资优势，保护了牂牁（思南）城，成为东晋政权的一方辖地。晋朝为“牂牁太守谢恕保境为晋，晋朝嘉之。”从此史又追溯至《三国志·蜀志》史载：“蜀后主建兴三年（225年），马忠破牂牁，诛牂牁太守朱褒。李恢自平夷至益州大破之，追奔逐北，南至盘江，东接牂牁，与亮声势相接。”从《三国志·蜀志》的这段文献中，使我们非常清醒的明白，在诸葛亮征南中境内，盘江与牂牁江各是一条江。这是公元225年留下的历史文献，是任何人都不能捏造的。它不是像郑、莫二先于公元1841年，将盘江与牂牁江混为一谈之说，令后世学者不知道今天的乌江就是古代牂牁江的称谓。作为蜀国定都益州（成都）史记诸葛亮平定南中的这次战略战势，其文献中的“南至盘江，东接牂牁”的战争力度和征战的方位，说明公元225年的蜀国进军南中，已经占据了今天的贵州“南至盘江”极南边的盘江之地了。此盘江之地正好是在蜀国益州国都（今成都）的南部，所以，用“南至盘江”的文献载入史册中。而“东接牂牁”，是说牂牁郡治的思南城在位于蜀国都城（今成都）的东部，而蜀军不仅占据了东部的牂牁郡城，还占据了牂牁江（乌江）流域的最底部，并且将反叛蜀汉的牂牁太守朱褒斩杀于思南。纵观文史中“追奔逐北，南至盘江，东接牂牁”的战略战势，说明公元225年诸葛亮麾下的蜀军，在征南中大地的这次战争中，已经占据了牂牁江（即乌江）流域，亦就是说，占据了由牂牁江构成的原牂牁国、大夜郎国全境。值此，我们终于揭开了《史记》所述：“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的历史文献中，被冠名的“牂牁江”，原来就是《三国志·蜀志》上陈述南中境内一条二千余里“东接牂牁”的乌江，便是牂牁江了。
既《三国志·蜀志》史云：“诸葛亮麾下的蜀军，于公元225年占据 ‘东接牂牁江’畔的牂牁郡治，并杀死反叛蜀汉政权的牂牁太守朱褒后，”到三国归晋时，“公元283年，牂牁僚两千余部落内属归晋（《贵州通志·前事志》卷一130页载）。西晋王朝时的牂牁太守谢恕把持着牂牁郡（思南）地。到了西晋公元313年，《贵通志》卷一141页史云：“逊议欲迁牂牁太守谢恕为涪陵太守，”说明晋朝想将驻扎在思南的牂牁太守升迁为涪陵太守。不论牂牁郡治还是涪陵郡治它们都在牂牁江（乌江流域）畔。
自谢恕为牂牁太守后，《贵通志》卷一159页史云：“公元340年汉将李奕攻牂牁（思南）不克，牂牁太守谢恕保境归东晋”。
谢恕的后裔一直把守着牂牁郡治，守护着牂牁郡境，直至隋唐两朝仍为谢氏巨室成为牂牁领主。此史《贵州通志》卷一220、228页史云：“思南府境，隋牂牁郡地。唐贞观三年（629），以南谢蛮首领置南寿州”。“晋有谢恕保境拒成，盖牂牁（思南）巨室也。隋末盗贼蜂起，谢氏保境自固”。《贵通志》卷一234页史云：“唐武德三年（620），牂牁首领谢龙羽遣使来朝，以其地为牂牁，拜龙羽为刺史，封夜郎郡公。”
因此上，在《思南府续志》216页史道：“黔中夜郎、且兰等地，自汉以来，自为君长者以十数，皆土著也。唐武德二年（619）牂牁首领南谢龙羽遣使入朝，封夜郎郡公，以其地为牂州。贞观中谢首领以疆地来朝，授刺史，以其地为庄州，牂与庄皆思南地，其后诸谢式微，惟田氏鼎盛，历宋及元皆内附。”
综合上述几段文史资料，其历史要义是说：西汉以前的思南地为牂牁国、夜郎国的国都。即便是到了三国、两晋、隋唐时仍称牂牁郡、夜郎郡的称谓。
继之并由此而追溯至西汉末年、到秦、经战国夜郎、直溯抵春秋之前的西周王朝时的方侯国——牂牁国的国都，其实就在“临牂牁江”古代的思南之城。所以《大明一统志》史云：“思南，古牂牁郡城，在府治西”今思南城址上。这样以江河为动脉建立的政权格制，完全彰显了古牂牁江即乌江衔接长江、贯通华夏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所以才使思南有这样厚重的历史。在古代思南以濮族为主体创建牂牁国的历史，完全可以代表乌江流域乃至贵州人类古代的发展史；它是乌江流域乃至贵州人类发展史的起源地；是开源贵州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先河。贵州省文物考古队于2008年，在思南南面二十余里的赵家坝发掘有殷商时期的陶器碎片。上世纪五十年代在乌江流域保存的夜郎墓——生基坟。以及沿河洪渡有汉砖窑、汉墓。务川发掘有两汉时期的钱树树干上的佛教造像等等，都可以证明二三千年前的牂牁江（乌江）流域，贵州古代人类社会发展史，就已经和华夏人类社会发展史同步了。
由于三千年前牂牁江乌江流域古老的濮族集团创建的牂牁国，以及二千多前建立的夜郎国历史远离我们，这令一百七十年前的郑珍、莫友芝，于公元1841年研究夜郎国史时，难免使郑、莫先学误入三步误区。这三大误论、误区，一百七十年从来没有被人识破过。仅凭他俩一句“只有出番禺城的江水，才能定格为牂牁江”看似有理的混沌之谈，其实完全是一句谬误之说。酿成失之毫厘、谬之千里的历史大误。甚至郑珍还武断地下了一句：“牂牁江，必非（绝对不是）贵州东部诸水也”，“乌江，不得为牂牁江”（《贵州通志·前事志》卷一62、63页载）的判决词。从而将《后汉书》史载：“夜郎国东接交趾（实应为南），西为滇池国，北为邛都国”，以及“巴、黔中以西皆夜郎国”（即大于今天贵州全境）的母亲河——牂牁江（即乌江），被郑珍一句“牂牁江，必非贵州东部诸水”的判决，就将乌江不准作为牂牁江来研究而被打入冷宫，致使古代牂牁国与夜郎国越千年的历史远离贵州而去。
其实，清朝中初叶及大明王朝以前:"牂牁江即乌江，牂牁郡治在思南”是一个不争的历史史题。然而到了公元1841年的郑珍、莫友芝给贵州后来学人制定了乌江不得作为牂牁江、不得作为夜郎文化来研究的这个禁圈立论后，以致造成一百七十年来贵州近几代学人，在百数十年间，只能以“北盘江为牂牁江；安顺地为夜郎治”作为古代牂牁国、夜郎国的军事政治中心来研究。请问，假如以今安顺为中心定为“小夜郎国”，这与司马迁笔下：“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夜郎者，临牂牁江”今整个乌江流域的大夜郎国境，不知偏离到哪里去了？假如又以北盘江、广西西江、广东珠江为“总称牂牁江”之说，那么，这个夜郎国疆域将把“安顺、兴义、广西、广东”之地划为“特大超级夜郎国”，这个“特大超级夜郎国”能与《后汉书》史载：“夜郎者，东接交趾，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以及“巴、黔中以西皆夜郎国”（即今天的乌江流域）的疆域匹配得起来吗？通过这样以历史文献资料与郑、莫考证的“小夜郎国”实地相互对接、衡估、比拟，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以郑珍、莫友芝二位先学误考出来的以安顺为夜郎国、以北盘江为牂牁江是不能成立的。
历史写到这里，我们还是用一个“假证前史”和“倒证前史”的手法来求证历史上夜郎国的本来面目，作为课题的结尾。假如，牂牁国、夜郎国国境，是按郑珍、莫友芝划定由今天的：“安顺、兴义、广西、广东”构成的古代“超级夜郎国”的话，那么，《中国历史大事年表》与《管子·小匡篇》真实史载：“齐桓公于公元前651年，诏南北各国时，其中亦诏南方牂牁国（今贵州思南境内）国王，前往史称‘齐为葵丘（今河南兰考）之会’”的出使路线就应该从：北盘江——红水河——黔江——浔江——西江——直到珠江番禺江，当牂牁国王走出这条按郑、莫思维考证为：“全长四千多里的江被总称古牂牁江之后”，又得从番禺江——出南海——入东海——上黄海——进黄河——登河南，行船万千余里才能抵达今天的河南兰考参加“齐为葵丘之会”。如果以这个“倒证前史”的历史史事所叙述的水道路线，在距今两千六百六十年前的公元前651年，牂牁国国王，能乘这条万千余里的所谓总称古牂牁江的水道，北上河南去参加“齐为葵丘之会”的华夏大结盟吗？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所以，笔者运用“假证前史”和“倒证前史”的手法，可以达到追溯历史的真正起源和寻求历史的真正结果。由此，再一次揭示古代牂牁江（即今乌江）流域的原始土著濮族部落，受周武王之邀，于公元前1046年，参加了武王灭商的牧野（今河南淇县）之战的行军路线，也不会乘上述这条万千余里的水道去河南淇县参加灭纣的牧野之战的。既然按照郑、莫先学的思维所定：“北盘江——红水河——西江——珠江”这条“总称古牂牁江”，不是史书上所记的真正的牂牁江，那么，由古代濮族部落为主体的民族在牂牁江（即乌江）流域始建的牂牁国，以及后来在牂牁江流域演变的夜郎国国都，难道还会建立在没有江河的安顺地带上么？因此，以“倒证前史”史事的手法，可以达到求证《史记》“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的夜郎国都，应该是设置在牂牁江今天乌江流域的哪一段呢？学者们经过看到本文全方位佐证、解读、探寻“夜郎者，临牂牁江”的历史迷津后，应该是心知肚明的了。至此，西周王朝、春秋以前的牂牁国、战国时期的夜郎国，这两个国家所临的哪一条江，才是我们所觅寻的真正的牂牁江，经上述手法的求证，所得出的结果，应该说已大白于天下了。
其实，按照历史原本真实的史实，应遵循《史记》、《汉书》、《后汉书》、《华阳国志》、《三国志·蜀志》的历史文献，以及《纪要》、《唐书》、《唐史》、《大明一统志》、《思南府志》、《黔书》、《续黔书》的历史学家们的考证“乌江即牂牁江，思南为牂牁治”的地理位置，才是翔实二千六百六十年前，代表濮族集团的牂牁国国王于公元前651年，前往中原河南参加“齐为葵丘之会”出使路线的发祥地。当年，牂牁国国王就是从思南（今地）“古牂牁郡，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的牂牁江乌江边乘船出发——顺江下涪陵郡（今地）——经长江入荆夷国（今湖北境内）——然后北上汉水——抵达河南，便可以参加“齐为葵丘之会”的华夏各国大结盟了。这才是春秋时期乌江流域包括贵州全境的牂牁国国王北上结盟的水道路线。可鉴，只要把牂牁江（即今乌江）找准确了，在牂牁江畔所设置的牂牁国、夜郎国的所在地自然就凸现于世。至此，本文开篇所要寻找“公元前279年，楚将庄蹻溯沅水伐夜郎，且兰（福泉）既克，夜郎又降”中的“夜郎国”国都，其实就在今天乌江河畔的思南，这里就是古代夜郎都城的所在地。所以清朝初期，江南学政，贵州巡抚田雯考订“乌江为牂牁江，思南为牂牁治”。因故，战国时期的“夜郎国临牂牁江”，仍建立在春秋时期牂牁国的国都——思南郡治上。这就自然体显了江河文化的历史根本所在和历史源流链接的价值所在。
值此，体会到，写历史，做学问。无论有多老的资格，多高的文品。都要以原始的文史资料为准。不仅要翔实其文史之内外的背景，且还要对历史链系列事件作全方位的研究，方能落笔。如若不然，即便是以一时所谓权威之笔形成了的定论，也总有一天会有人以铁证的历史史料，推翻所下误论之说的。
由于历史上的牂牁国、夜郎国都建置在贵州古代的思南，至此乌江该是否是牂牁国、夜郎国的国道的牂牁江？思南该是否是牂牁国、夜郎国的国都？行笔至此，可以肯定的回答：乌江就是牂牁江！夜郎古国的中心就在乌江中下游，思南就是牂牁国、夜郎国的国都！思邛印江就是夜郎将兵的集结地！为此，请学人们按照时下已经揭示的史料，去翻阅史料、翔定历史，得出更加丰厚而圆满的历史答案。
铜仁学院乌江文化产业研究院
田维华撰
2012年7月12日
参考文献：
1：《史记·西南夷列传》 10：《贵州通志·前事志》
2：《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11：《思南府志》
3：《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12：《遵义府志》
4：《华阳国志》 13：《铜仁府志》
5：《三国志·蜀志》 14：《石阡府志》
6：《中国历史大事年表》 15：《贵州史专题考》
7：《中国通史教程》 16：《夜郎考之一》
8：《黔书》 17：《夜郎考之二》
9：《续黔书》 18：《中国历代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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