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敬堂（１９０６－１９８６），王明口镇田庄人，与田镇南同宗而非近亲。他是抗战时期著名抗日将领，曾参加过娘子关战役、台儿庄战役；也是著名的国民党起义将军，１９４９年率国民党一个军起义。历任解放军补训师师长、项城县第一届政协副主席。

将军沉浮记--记原政协副主席田敬堂坎坷生涯
 
作者：戚元敬

写在前边的话

　　解放前，项城县流传着这样的话：有银子有钱，不胜姓田，小的县长，大的专员，还有军长田镇南。这话是针对项城县王明口田乡老家村的真实写照。该村自二十世纪初至解放前夕，的确出了不少官，如项城县县长田云樵，淮阳专署员田镇洲，国民党武汉军服厂中将厂长田镇旅长第张圆林司令员田伯英更有原西北军爱国将领三十军军长上将田镇南等大大小小的官员的确令人刮目相看，在这些官员中，还有一名国民党高级将领少将师长田敬堂，他虽然也姓田，但不是田老家人，而是邻村的田庄村人，他的戎马半生十分离奇，他的生半生又相当坎坷，很具传奇色彩，在大起大落的生涯中，最终在政协项城县委员会副主席上与世长辞，他那戎马半生，他那刚直不阿的性格，以及他做人的原则都堪称人之楷模，值得作文以记之。

立志从军

　　田敬堂先生虽曾身居高位，但他出身于贫寒之家，他的祖父曾给地主当小把牛，到了你辈仍家贫如洗，无力供应田敬堂兄弟二人就学，这使田敬堂青少年时期失去了求学的机会。家里的生活苦撑苦熬，十七岁的田敬堂终日过着食不裹腹的日子。一天他奉你母之命去邻居家借点白面，不但没有借到白面，反被数落了一顿，邻居说：“借面借面，像你家这穷坑什么时候能填平啊，还不知道借了什么时候能还得起呢！”

　　田敬堂尝到了因穷被人瞧不起的滋味，觉得十分的委屈和难过，可这种伤心的事又能对谁谁言，他决心离开这个穷家投军，不混出个人样来就决不罢休。人争一口气，神争一炉香，他暗暗下了决心，不骑着高头大马决不进田庄，在旧社会，所谓骑高头大马，那就意味着做高官。

　　十七岁的田敬堂赌气走了，他向谁赌气，他在向不平的旧世道赌气，他带着一肚子忿懑投奔了冯玉祥的西北军，那是1924年的春在。十七岁的田敬堂还算是未成年的孩子，本该在人父母的呵护下成长，可从没出过远门的田敬堂毅然离别了父母，在军纪严明的西北军过上军旅生活，怎能不让他想家，不让思念亲人啊。

田敬堂实在想家了，去向营长请假回家探亲，营长也姓田，又是本家的“叔”字辈，他想请假不成问题，没想到不但没准假，还挨了一顿训，因为军队不是民间，营长一脸的阴沉训斥道：“想回家，军队是旅馆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当连长排长的也不这样，何况你一个刚入伍的新兵蛋子，再吵吵着回家就以动摇军心论处，有本事你就干去，什么时候当了营长再说回家的事吧！”

　　田敬堂从此再不提回家这一章，但他非常有志气，他咬紧牙关干下去，他想官也不是只兴别人当，我田敬堂也不见得不是当官的料。他没有文化，没有钱财，没有靠山，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凭着自己刚毅果断和勇敢不怕死，在和东北军张作霖打仗时，当和阎锡山，蒋介石拼杀中，屡立战功，一次次受到上级的奖励，第二年就当上了正目，第三年当上了排长，当排长不足半年便提升为连长，军衔已是上尉。在连长任上不到一年晋升为少校团附，两月有余再将提升为少校营长，时年才21岁。

　　田敬堂的梦想变成了现实，他又想起请假回家的往事，这一次当然不同上次，他的请示被批准了，他真的骑着高头大马回到了田庄，当年连一点白面也借不到的穷小子，如今已是戎装战马，威风凛凛的军官了，不仅光宗耀祖，村里人不得不刮目相看了。

血战台儿庄

　　1937年7月7日，日寇发动卢沟桥事件变，从此中国人民陷入八年的战争深渊。西北军著名爱国将领吉鸿昌的侄儿吉星文率领他的团打响了抗日战争的第一枪，揭开了八年抗战的序幕。

　　日本侵略军张牙舞爪不可一世，疯狂地向南侵犯，第二年，在全国人民抗日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的形势下，国民党调集四十四万大军于徐州台儿庄一线堵截日军，日军虽没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但也以二十多万的兵力投入战斗，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台儿庄大战开始了。

　　田镇南的第三十军本就是西北军的主力，台儿庄战斗自然是主战部队，作为三十军的一个营，田敬堂的部队当然被安排在最重要的前沿阵地上，不要说营长以下的军官，就是团长也要带领部队往前冲。他的部队从农历二月初二进入主战场，直到麦黄稍才结束战斗。

　　台儿庄大战的实际情况远比电影中场面惨得多，日本动用他们当时最先进的武器对中国军队要来个下马威，第平方米的地面上炮弹就能落几发十几发，甚至几十发，大地成了一片焦土，村落被夷为平地，由平地又炸成了大坑，战斗的激烈，人员伤亡的惨重是可想而知了。

总指挥李宗仁下了死命令，不管有多在伤亡，都不能后退一步。三十军是主战部队，当然伤亡贻尽，指挥部采取伤亡一批补充一批，老兵几乎伤亡贻尽，新兵又一批一批地补充上去，三十军的番号始终不变。日本侵略军的确有点害怕，也有点不相信，据抓住的几个俘虏说，三十军为什么这样顽强，按他们的想法有几个三十军也该被消灭了，为什么还是三十军死守阵地。

　　田敬堂过去也曾和日本侵略者打过仗，他了解他们的所谓武士道精神，但只要众志成城抗拒到底，日本人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能坚守阵地日军休想前进。但他更明白一个道理，只有怕死的官，没有怕死的兵，阵地能否守住，关键在他这个营长，他早已下定了决心，无论战斗多么残酷，牺牲多么惨重，他都要带领官兵与日本血战。敌人一次次的冲锋都被他们打退了，敌人在他们的阵地前束手无策。

　　几天几夜的连续作战，使田敬堂两眼红肿，满面灰土，他的腿被敌人的子弹穿透，血流不止，他让卫生员给他作了简单的包扎，又继续投入战斗。战士们营长流血过多，劝他下去休息，他却说只要有一气尚存，，我就决不离开战场半步。士兵们多么了解自己营长的脾气啊！他说怎么就得怎么，只靠劝说是没用的，但他们知道，自己的营长是多么爱护士兵啊，只要是哪一个士兵负了伤，他就下命令让你下去治疗养伤，而今轮到他，士兵确没有办法，可他们也是非常热爱自己的营长呀，于是让话务员通过电话报告了司令部，司令官通过电话命令田敬堂退下战场，可见司令官是多么地爱这位战将啊，但田敬堂在电话里回答说，他虽然打伤了一条腿，但还有另外一条腿，即使两条腿都没有了，他还有两只手，坚决向日本侵略者讨还血债，不把日寇赶出中国去，死也要死在战场上。

　　田敬堂真的打红了眼，他身先士卒的榜样作风不仅让他的下属官兵感动佩服，他的上司们还有何话可说，士兵们个个像猛虎一样与日本侵略军拼命，他的上司说什么也要把他的爱将弄下来。

　　司令官真的下达了死命令，让士兵抬也要把他抬下来，背也要把他背下来。

　　司令官看着因流血过多而面色煞的田敬堂，对在场的其他人说：“中国军队如果都像田敬堂一样，日寇寸雨步难行。”

军中历险

　　台儿庄战斗结束不久，田敬堂于1939年3 月被提升为上校团长，1940年5月又调任三十军二十七师八十一团上校团长。

　　西北军普遍军纪严明，田敬堂领导的八十一团更为甚之。他的士兵在队列里，哪怕手里拿的钱掉在地上，他就不敢弯腰把它拾起来，必须报告班长，由班长出队拾来递给士兵，否则以违犯军纪论处。行军换防是经常的事，沿途秋毫无犯，所过城市村庄公买公卖，不准擅自进入群众家，哪怕是大雨滂沱，也得站在雨地里淋，连随便站在老百姓的屋檐下避雨也不行。住房分配好了，先替老百姓打扫卫生，挑水扫地，临走照常打扫得干干净净，等大部队走后，都要有一支监察部队去向老百姓调查访问，看有没有随便吃拿老百姓的东西不给钱的，一旦被查出有人违犯了群众纪律，除加倍赔偿外，还要受到军纪处分。田敬堂对官兵讲,军队是老百姓养活的，养活军队干什么，是让保卫国家和老百姓的，如果你反过来去伤害老百姓，那还不是养活一条狗。他又说自己之所以对官兵要还要求如此严厉，是为了战时少流血牺牲。

    田敬堂虽然对官兵约束甚严，但他对官兵非常爱护和关心，从不克扣官兵的军饷，除了自己应该享受的那一份军饷外，没有外财可得，因此，直到当了少将师长，家庭并不富裕，他的爱人和孩子仍然过着俭朴的生活。

　　鉴于这种情况，全团官兵都很拥戴他，他的威信特别高，战斗力是全军最强的团，进攻时他的团打先锋，退却时他的团打掩护，已成为全军可依赖的团。

　　田敬堂是靠枪杆子拼杀出的一名团长，他对任何上级从不巴结奉承，就连蒋介石他也不甩乎。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服从他（蒋介石）的调遣，但不听从他的召见。”据说有一次蒋介石召见三十军团以上的军官，田敬堂竟没服从召见，可见他的性格非同一般。但他的人缘特别好，很受上司的欣赏，和很多高级将领关系都不错，但也有人说他孤傲和臭硬，他却不在乎。

　　解放战争初期、西北军爱国名将高树勋不愿打内战，毅然在战场上树起了义旗，弃暗投明，这对蒋介石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原本对西北军就不放心，这次事件后，蒋介石在西北军中暗暗地放入不少军统为眼线，监督西北军各部的行动。

　　高树勋平时和田敬堂关系就不错，起义后还一心想着田敬堂，为了让他在适当的时候起义，他偷偷给田敬堂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没有寄到田敬堂手中，被保密处（特务机关）查获，一看是叛将高树勋寄给田敬堂的，信中明文写着让田敬堂在适当的时候起义，不用说，田敬堂平时一定和高树勋有联系，这还得了，立即将田敬堂以叛军罪关押，由一名姓高的执法总监审判田敬堂，逼迫他交待准备投敌的全部计划，否则必死无疑。

　　这封信田敬堂根本就不知道，只是高树勋的一厢情怀，不但没为田敬堂带来什么好处，反而带来了杀身之祸。田敬堂当然拒不认帐，他说虽然和高树勋关系不错，可自己并没收到信，信被你们扣住了，不要说信的内容一概不知，连这件事都毫无消息，凭什么说要投降共产党，完全是对自己的栽赃陷害。

　　高总监见审问不出什么名堂，派人搜查田敬堂的住处，想找到投降的依据，但什么也没找到。高总监又问他，为什么这一仗全军团都有重大伤亡，而唯独你的军团损失最小？言外之意，田敬堂和共军事先有联络，共军有意避开了田部。田敬堂听了很气愤，反问道：“这也是我要投降共军的依据吗？”如果我的团也和其他团一样被共军消灭了也就消除对我的嫌疑，你也高兴了，保存了一个团就是投共，请问总监先生，上了战场上级才下达的作战部署，事先我根本不知道我团的位置在哪里，怎样向共军联系，战场上又有师长在我的阵地上，我有天大的胆量敢与共军联系吗？这些事可问师长看我说了实话没有。

　　高总监虽然除了那封高树勋的信外没有抓到田敬堂的任何把柄，但他是不会轻易放人的，他要从田敬堂这里打开缺口，好向蒋介石邀功请赏。

　　田敬堂的全团官兵平时都十分爱戴自己的团长，自从关押死活不知，他们议论纷纷，有的说田团长已经害死了，副团长见大家情绪激昂，他立即召集全团官兵会，号召全团全副武装包围保密处，见了团长撤兵回来，交不出团长就开枪，打死那些狗特务，然后拉上山去打游击。他的号召一呼百应，在他的带领下真的包围了保密处，轻重机枪小炮全架上了，本来他这个团就是美式装备，这次大家眼红了，对那些军统特务已构成最大的威胁。高总监心里明白，这些当兵的可不讲三七二十一，你要镇住了他们，万事好办，要惹恼了他们，他们真敢拼命，在西北军里军统特务再多也不是对手，弄不好会引起全军哗变，不可收拾，反而促成他们早日投共。想到这些，他不得不交出田敬堂和大家见面。

　　八十一团全团官兵见了田敬堂，知道他还安然无恙，立即撤了兵。

　　田镇南和孙连仲等高级将领见局势不妙，又深知田敬堂的为人和脾气，联名出面为他担保，才幸免被子害。

　　田敬堂虽然出来了，但团长他是不能再当了，从此离开了八十一团，被调到省城开封军官总队。

　　在开封等于赋闲，那时已是1947年，项城县共产党建立了县区两级政权，虽然还处在拉锯时期，但大局已定。县大队联合军区独立旅在蒋桥打败末代县长王凤鸣，王凤鸣化装潜逃，项城县根除了国民党县政权。时任省城开封警备司令的三十军军长田镇南，为了拉选票竞选国会议员，他串通省长刘茂恩委任田敬堂任项城县县长，但因形势所迫，田敬堂只挂了个虚名，并没有回项城赴任。
战场起义。

时隔一年，解放战争已进入关键时刻，蒋介石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不得不扩编自己的部队，起用闲置军官，搜罗地方武装，田敬堂东山再起，担任127军310师少将师长。

    田敬堂的师是个加强师，下辖四个团，囊括了项城、沈丘、太康、西华四县的保安团及自卫大队。127军归桂系军阀白崇喜指挥，军长赵子立和田敬堂关系不错，但他们对蒋介石和白崇喜都没有好感，自然思想上产生了裂痕，田敬堂始终没有忘记高树勋劝他起义的那封信，更没有忘记他是原西北军冯玉祥的部下，冯玉祥总司令惨遭蒋介石杀害，以及自己身陷囹圄差点丢命的一幕，他已彻底看透了蒋介石的本质和大厦将倾的局面，心底里说他不愿意和共产党打内战，虽然他奉命南下追击李先念部，但因为自己是一名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行动和思想不时是矛盾的，因此他并没有真追，当李先念让他撤兵二十五里时，他真的将部队和解放军拉开了距离。据李先念曾派人给田敬堂送信联系，这个人叫张建民，化妆成一个乞丐，开始田敬堂感到很奇怪，为什么部队走到哪里，乞丐就跟到哪里，起义后才知道这名乞丐原是共产党密探，改编后他竟是他那个师的政治委员。

    127军的军官家属全住在开封，说是随军家属但不能随军，因为军队不断打仗，但她们虽然住闲，思想并不轻松，每次战斗总会有伤亡，每次打过仗总要召集家属开会，公布战斗中谁阵亡了，使家属终日提心吊胆。

    1948年，开封吃紧，家属不得不随军南下，但仍没和部队同行。家属到了武汉，武汉时局也同样吃紧，只好乘船顺长江西上，船到宜宾消息传来，说白崇喜打算把部队拉到越南去，让家属坐飞机去台湾，飞机票已买好。田敬堂的夫人栗跃华和田敬堂失去了联系，她又不愿意去台湾，怕去台湾无亲无靠，生活无着落，不如回家生活有保障，在这种难以决断的情况下，急切盼望和田敬堂联系，听听他的意见，不得已她带几个孩子去了万里，等待田敬堂的消息。

　　田敬堂的师此时正在川北的陕小区域内，前不能进，后不能退，想过江南下已不可能，西去入藏又不情愿，已到了山穷水尽已无路的绝境。田敬堂心里明白，蒋介石逃到了台湾孤岛之上，全国几乎全被解放，还有什么可打，为远在台湾的蒋家王朝卖命吗，太不值得，说心里话，蒋介石也从来没有把他们，把西北军看作是他的部队，只不过拉拢他们为自己卖命而已，一切都想清楚了，他下了最后的决心，把这支部队送给共产党，共产党要比国民党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天意民心，至于去越南去台湾，他更不同意，于是一方面他暗暗派人和共产党解放军联系，一方面派人寻找家属，让家属暂时隐藏，那也不要去。

    栗跃华见到了田敬堂派去的人，她就在万县住下来静等。

　　军长赵子立和他军官的家属大部分坐飞机去了台湾，造成了他们终生的遗憾。

　　田敬堂派出的秘密联络员和解放军的高级将领时任61军的军政委胡耀帮军长取得了联系，胡耀邦接受了他们战场起义的壮举，并约定了起义的时间和地点。

　　起义可不是一句话而已，因为部队中人员复杂，思想各异，又有蒋介石按插的军统特务，稍有不慎会前功尽弃，人头落地，那次因高树勋的一封信差点掉了脑袋，这教训田敬堂什么时候能忘记，所以他十分谨慎地进行。

　　宣布起义的当天，田敬堂把营以上军官全部召集到师部开会，任何人也不准带枪，但他的警卫员却例外。田敬堂向大家讲述了当时的局势和困境，除战场起义向解放军投诚是唯一的一条活路以外，别无他途，他不愿让弟兄们步入死亡的深渊。因为人人都不父母和妻儿，他们都眼巴巴地望着大家。蒋介石已远逃台湾，再为他卖命是不识时务，悬崖勒马才是光胆大道。他的话刚结束，全场热烈鼓掌，就在大家热情洋溢的时候，一名特务突然让了起来，掏也他暗藏的手枪就要打田敬堂。在这一发钧的危险时刻，早有防备的警卫员眼明手快，一枪结束了狗特务的性命。田敬堂立即宣布起义，把部队拉到指定地点接受改编，改编后的部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川北军区61军补训师，田敬堂仍任师长，并颁了起义证。

    军长赵子立也带领其他师宣布起义，他仍任军长。

　　从此，田敬堂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解甲归田

　　改编不久，田敬堂于1950年2月进西南军政大学学习，直至1952年月1月，主要学习政治、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更新观念，清洗国民党统治的思想残余，完成世界观的根本转变。

　　学习结束后调入中国人民解放第二高级步兵学校任军事教官。

　　该校的学员大部分都是解放军的中高级年轻军官，是培养他们能担任更高级职务的本领的，但是，当这些学员得知田敬堂是国民党起义的旧军官时，就产生了瞧不起他的念头。让谁回答问题谁不愿回答，有的当着田敬堂的面公开说，败军之将，何言说勇?

　　这些话让田敬堂听了太有刺激性了，课是没法讲下去了，他深知自己的底盘不硬，再教下去不是自我难堪吗，于是他就产生了打退堂鼓动的念头。

    这些事很快传到了当时任西南军区政治委员邓小平耳朵里，邓小平亲自去了第二高极步兵学校作工作，他对学员讲，田敬堂虽是旧军人，但他深明大意弃暗投明，革命不分先后，如今就是我们解放军的一员，他担任教官就是你们的老师，要不得尊敬师长，虚心向他问题必须站起来认真回答，不准再出现以往的事情。从此以后，再没有人敢轻视他了。

    1953年，田敬堂走进西南军区高级干部训练班，上级安排他再次学习，目的是结束后让他担任某军分区司令员。可是田敬堂是个孝子，一心惦念着远在家乡的双目失明的老父亲，决心解甲归田，回乡务农。

　　田敬堂本是我军的高级干部，按当时的规定他是不能复原的，可他去意已决，最后得到了上级的批准，临走时，胡耀邦设宴为田敬堂全家送行。一再嘱咐田敬堂，回乡遇到什么困难就找他反映。

　　田敬堂于1954年11月回到家乡，开始过上了由将军到农民的大起大落的生活，这又是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由于他长期从军，土改时当然不会分给他土地，这时突然回家当农民，没有土地全家就无法生活。当时土地都已分到一家一户手里，而且地里都已种上了麦子，要想得到土地必须从农民手里挤出来，挤谁的地都得付出一定的代价，还要包赔青苗钱。田敬堂不得不拿出自己得的复原安家费解决土地问题。

    土地问题解决之后，还必须盖房，等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复原费已基本用光。那时的农民生活比较难以忍受，他被定为旧军官，按四类分子对待。可他比起和他一块起义的部下项城的尹洪武，沈丘的长张洪亮及太康的几位下级官还算幸运者，他们回到地方，大都被镇压了。

　　田敬堂最可贵之处就是一个“忍”字，他从来也不把起义证拿出给政府和干部看，甘心忍受着不公的政治待遇，不向上级反映，好像把胡耀邦临时的赠言全忘在了九宵云外，也不向任何人诉苦。他的夫人栗跃华催他向政府说说。他还是过去的老脾气，在部队时他从不巴结人，现在仍一如既往。

　　栗跃华终于忍不下去了，她向河南省民政厅去了一封信，大致反映了田敬堂的情况。民政厅接信不久就回了信，让栗跃华到民政厅去一趟，详细汇报一切。栗跃华去了，民政厅领导热情接待了她，她把田敬堂的起义证书交给了领导，领导当场表态说，像田敬堂这样高级起义军官，又当过我军的高级干部，按照党对起义人员和政策，他不应该受到这种待遇，这是地方上执行政策的问题，并告诉她很快就会改变。

　　栗跃华回来后不久，省民政厅来了一位科长，在县领导的陪同下去了田庄，向干部做了工作，从此，改变了对他的待遇。

三年困难时期，田敬堂也和广大社员群众一样，过着食不饱腹的生活，连又霉又苦的红薯干也是吃不上时，只好吃野菜树叶树皮充饥。一个堂堂正正的将军，高级军事干部，到了这步田地，他还是不叫一声苦，默默地忍受着。

　　那时候生产队里的牲畜饿得东倒西歪，换了几任饲养员都没改变这种状况，眼看着牲畜要饿坏，大家都愁着没办法。一生从没养过牲畜的田敬堂，自报奋勇当上了饲养员，在他的精心饲养下，骨瘦如柴的牲畜竟慢慢的肥壮起来，从此，昔日的将军成了称职的地地道道的牛馆，一干就是七八年。

　　一日，突然接到一封信，这封信是从北京寄来的，拆开一看情不自禁，竟是他的老军长赵子立的亲笔信，怎不让他激动啊！复原后各奔东西，几十年音讯全无，多么想念啊，读罢信方知老军长的后半生也十分坎坷，因某种原因被监禁，直到文革后才和杜聿明他们一起被特赦。

　　信中说他续了弦，要田敬堂前去相聚，共叙友情。田敬堂突然想起老军长的原配已去了台湾，儿女随她去了，孤苦伶仃的老军长也是年近古稀之人，多么需要人照顾啊，找个老伴全在情理之中，自己更应该前去祝贺。

　　田敬堂带着格外兴奋的心情去了北京，一来也要去见多年不见的老军长，这是他复原后第一次出远门。名曰前去贺喜，确没带什么珍贵的礼品，带去的是自己种植的绿豆和黄豆，这足以表达他多年的期盼这情，那时候除此之外，他还能带什么。

　　北京期间，他不仅和老军长赵子立畅谈了惜别之情，还意外地受到了当时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的亲节接见。

　　胡耀邦一见田敬堂的一副老相，他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当年的潇洒英姿的将军已荡然无存，展现在他面前的是留着长长的花白胡须的老农民。胡耀邦伸手拉住田敬堂的胡须开玩笑说：“我给你拔了，留这玩艺干什么？”田敬堂笑了，他回答说入乡随俗么。

    胡耀邦认真寻问了他的情况，安慰他好好注意自己的身体。

    田敬堂回来不久，县统战部长袁同贤同志代表县委去了田敬堂家，田庄的干部见小汽车去了田敬堂的家，知道是上边的大干部来了，立即用自行车带一袋白面给田敬堂送去，并说先吃着，没有了再送，以示地方上对他的照顾和关怀。

　　不久，县里通知田敬堂，已经为他安排了工作，让他到县图书馆报到，从此，田敬堂结束了二十年的农民生活，在人生的道路上又是一个一百八十芳的大转弯。

    1981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不仅在发展道路上开始了新的征程，县级也成立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根据党的政策，田敬堂被选为政协项城县第一届委员会副主席，他做梦也想不到，他在垂暮之年又重新登上县级干部的宝座。

    (作者：戚元敬，原项城市委党史办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