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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尚与武陵田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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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田氏网 访问量：7381 添加时间：2008-2-16 22:19: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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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溪地区何时纳入刘秀政权统治范围——刘尚二征五溪史事索隐
五溪地区，秦时属黔中郡，以境内有雄溪、 溪、辰溪、武溪、酉溪五水而得名。按现今行政区划，其范围除部分延伸到四川酉阳、秀山和贵州松桃、铜仁、玉屏、镇远一带外，主要包括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怀化地区各县及其邻近一些地方。先秦时期，现今一些少数民族如土家族、苗族等的先民就已经聚居、活动在这一广阔的区域。秦汉以后的史籍中往往称之为“黔中蛮”、“武陵蛮”、“五溪夷”、“五溪蛮”、“武溪蛮”等等。
西汉初年，改秦黔中郡为武陵郡，对五溪地区蛮族实行了不同于中原地区的羁縻政策，同时实行了一种赋税制度，“岁令（蛮族）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一丈，是谓 布”[1]这种 布之赋虽然低于中原地区，但对于当时生产力水平远远低于中原地区的五溪蛮族地区来说，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因此，在西汉时期，五溪蛮族就曾为此不断地举行过反抗斗争，但尚未能危及西汉王朝在五溪地区的统治。
西汉末年，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浪潮猛烈地冲击着西汉刘氏王朝及随后代汉而立的新莽王朝，直至使其遭受灭顶之灾。在这地主阶级统治风雨飘摇之际，中原汉族统治者无力南顾，五溪地区蛮族便趁机摆脱了封建束缚和压迫。据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武溪夷田强，遣长子鲁居上城，次子王居中城，小子仓居下城。三垒相次，以拒王莽，光武二十四年，遣武威将军刘尚征之。尚未至，仓获白鳖为目霍，举烽请两兄，兄至无事。及尚军来，仓举火，鲁等以为不实，仓遂战而死”。光绪《湖南通志》卷一百六十引《姓谱》亦云：“田强，五溪酋领。王莽欲铸强铜印，强曰：吾汉臣也，誓不臣莽，却，弗受。强有子十人，皆雄勇过人，以其三子将五万人下屯沅东，各筑一城，烽火相应，田子居中城，王子居上城，仓子居下城。”两书记载虽然小异，但大体相同。从这些记载来看，当王莽之时，五溪酋领田强业已据地自守。西汉已亡，为“汉臣”有何意义，此不过为拒莽自立之借口而已。他先是派三子带兵拒莽，由于其实力之强，其地之僻远，在农民起义浪潮冲击下处于困境的王莽政权确乎鞭长不及，莫之奈何。田氏拒莽之后，又当拒“汉”，不过，此时的“汉”所指当然是刘秀政权了，故东汉王朝特派遣武威将军刘尚率大军征讨，于是发生了田强之子田仓颇似西周末年幽王“烽火戏诸侯”的史事。此段史事的实际政治含义乃是：在王莽政权的十几年间乃至刘秀政权建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五溪地区蛮族摆脱了中原汉族地主阶级政权的控制，独立发展起来，《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称：“光武中兴，武陵蛮夷特盛”，就大致说明了这一事实。
刘秀建立东汉王朝以后，什么时候才把处于独立状态的五溪地区重新纳入封建统治范围呢？
据《后汉书•岑彭传》记载，建武五年，“（岑）彭以将伐蜀汉，而夹川谷少，水险难漕运，留威虏将军冯骏军江州，都尉田鸿军夷陵，领军李玄军夷道，自引兵还屯津乡，当荆州要会。喻告诸蛮夷，降者奏封其君长。初，彭与交 牧邓让厚善，与让书陈国家威德，又遣偏将军屈充移檄江南，班行诏命。于是让与江夏太宁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长沙相韩福、桂阳太守张隆、零陵太守田翕、苍梧太守杜穆、交 太守锡光等，相率遣使贡献，悉封为列侯。或遣子将兵助彭征伐。于是江南之珍始流通焉。”由此可见，刘秀称帝以后，武陵太守王堂直到建武五年（公元29年）当岑彭引兵还屯津乡，并派屈充移檄江南以后，才向刘秀政权“遣使贡献”，表示归服。那么，五溪地区蛮族是否随着王堂的“遣使贡献”而归服了刘秀政权呢？没有。从当时武陵郡的形势看，作为太守的王堂是否控制了五溪地区很是可疑的。谭其骧先生在《近代湖南人之蛮族血统》一文中认为，在西汉时期，湖南地区还是“蛮多汉少”，汉族人至“汉末王莽之乱，始大举移殖荆湘”。[2]谭先生的见解是很精辟的。对于武陵郡这样蛮族聚居的主要地区来说，“蛮多汉少”的情况尤其为甚，即或是经历了新莽十几年后也如此。当“武陵蛮夷特盛”之时，失去了中原汉族地主阶级政权凭恃的武陵太守王堂，大概也只能保守住郡治、县城及其附近地区等几个中心据点而已，对于动辄可出兵数万的五溪地区蛮族应早就失去了控制能力。因此，他向刘秀政权“遣使贡献”只是意味着他所能控制的郡、县城等几个据点归服了东汉王朝，而广大的五溪地区则仍然是如同原样独立的。否则，就用不着派遣武威将军刘尚率领大军进入五溪地区来大张挞伐了。
那么，五溪地区究竟是何时才被刘秀政权纳入其统治范围呢？从前述《酉阳杂俎》和《姓谱》的记载来看，肯定始自刘尚深入五溪地区打败田氏以后。《酉阳杂俎》等书记此事的时间是光武二十四年，光武帝刘秀只有“建武”和“中元”两个年号，“建武”在前，“中元”在后，“建武”有三十一年，“中元”则只有一年多一点，刘秀即于中元二年二月戊戌死去，因此，光武二十四年显然是指建武二十四年，也即公元48年。但刘尚讨伐田氏一事不见于《后汉书》。该书只记载了刘尚深入五溪地区讨伐蛮族相单程一事。如《南蛮西南夷列传》即云：“建武二十三年，精夫相单程等据其险隘大寇郡县。遣武威将军刘尚发南郡、长沙、武陵兵万余人，乘船溯沅水入武溪击之。尚轻敌入险，山深水疾，舟船不得上。蛮氏知尚粮少入远，又不晓道径，遂屯聚守险。尚食尽引还，蛮缘路徼战，尚军大败，悉为所没。”《光武帝纪》记此事甚简略，但却更具体地载明了时间：建武二十三年“十二月，武陵蛮叛，寇略州县，遣刘尚讨之，战于沅水，尚军败殁”。这里的建武二十三年十二月换算成公历则为公元48年1月。另外又据《光武帝纪》记载，相单程在击灭刘尚全军以后又进而“寇临沅”（今常德），时间为“秋七月”，换算成公历即为8月，据此就可以推算出，刘尚讨伐相单程失败的时间当在公元48年1月以后至8月以前。《马援传》载此事云：建武“二十四年，武威将军刘尚击武陵五溪蛮夷，深入，军没”。更可证刘尚讨伐相单程是在建武二十四年上半年。这样，刘尚讨伐相单程与刘尚讨伐田氏在时间上就重合或者相近了，考虑到相单程与田氏均系五溪地区蛮族，是否就可以由此推断，《后汉书》所记与《酉阳杂俎》等所记同系一事呢？我以为显然不是。
第一，刘尚征讨的虽同是五溪蛮族，但具体对象不同。《酉阳杂俎》等记载的征讨对象田氏系“武溪夷”，虽曾以实力强大而为“五溪酋领”，但其主要根据地是在“武溪”，即今湖南泸溪一带；而《后汉书》所载的讨伐对象是相单程，相单程以“精夫”名号，系武陵蛮之零阳蛮，其主要据点在今湖南慈利、桑植一带。
第二，征讨的政治背景不同。刘尚征讨田氏是在田氏“拒莽”之后，而征讨相单程则是在“武陵蛮叛”之后，既云“叛”，则在叛之前已经归服，否则，何能以“叛”字称之。
第三，征讨的结果不同。刘尚讨田氏获胜，但讨伐相单程则惨败，以至身亦殁于五溪。
由是观之，《后汉书》所记与《酉阳杂俎》等所记显然系风马牛不相干之两事，从而可以断定，刘尚征五溪有两次：征田氏为刘尚第一次征五溪，征相单程为第二次征五溪（关于刘尚第二次征五溪，《后汉书》载之甚祥，这里也就置之不论了。）从《酉阳杂俎》、《姓谱》等书所言刘尚征讨田氏是在拒莽之后，且交战地点是在田氏拒莽所筑三城之原地点来看，刘尚第一次进入五溪地区讨伐田氏获胜之时也就是五溪地区纳入刘秀政权统治范围之日。《后汉书》为什么不载此事呢？这可能与《后汉书》撰者范晔的史识有关。范晔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学者，夷夏之辨非常明显，在他看来，建武五年武陵太守王堂的“遣使贡献”就已经意味着整个武陵郡纳入了大汉王朝的统治之下，至于五溪蛮夷的存在，这是可以不必提及的。
总之，《酉阳杂俎》、《姓谱》等书记刘尚征田氏事，其基本史实是可信的，但说刘尚征田氏的时间在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则属有误。因为这与前面我们已论及的刘尚征伐相单程在时间上重合或接近，这是不可能的。那么，刘尚第一次进入五溪地区讨伐田氏究意发生在什么时候呢？由于历史的久远与文献记载的缺乏，已很难进行精确的考证了，但我们仍可以利用《后汉书》所载刘尚的行踪来进行考证。
关于刘尚其人，《后汉书》无传，但从《后汉书•公孙述传》所载建武十二年光武帝刘秀指责刘尚之言可知，刘尚为“宗室子孙，尝更吏职”。此人骁勇善战，曾多次血腥镇压西北羌族和西南夷等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连刘秀也认为他残忍不仁。其行踪最早见之于《后汉书》是建武六年春，刘尚奉光武诏命与征虏将军祭遵、建威大将军耿 、虎牙大将军盖延等人“从天水伐公孙述[3]”，其时间紧接建武五年十二月（公元30年1月）武陵太守王堂向刘秀政权“遣使贡献”。此后，一直到建武十二年十一月（公元36年）刘尚与吴汉攻破成都尽灭公孙氏为止，刘尚一直在西北、巴蜀等地与公孙述、隗嚣以及羌人作战。[4]在此时间，他是没有可能攻打五溪蛮族的。从当时的天下形势看也完全如此，当时刘秀称帝刚刚几年，对其统一构成最大威胁的是公孙述、隗嚣，已故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在《秦汉史》一书中指出：“新室之末，群雄割据者，惟隗嚣、公孙述，少有规模。”隗嚣、公孙述不灭，刘秀岂可派出刘尚率领大军跑到偏处一隅的五溪地区来攻打对其构不成大威胁的蛮族田氏呢？
建武十二年十一月击灭公孙氏以后，刘尚在干什么，不见于《后汉书》；但从建武十八年起，《后汉书》又有了记载。
《吴汉传》载：“十八年，蜀郡守将史歆反于成都……而宕渠杨伟、朐月忍徐容等起兵各数千人以应之。帝以歆昔为岑彭护军，晓习兵事，故遣汉率刘尚及太中大夫臧宫将万余人讨之。汉入武都，乃发广汉、巴、蜀三郡兵围成都，百余日城破，诛歆等。汉乃乘桴沿江下巴郡，杨伟、徐容等惶恐解散，汉诛其渠帅二百余人，徙其党与数百家于南郡、长沙而还”。同年，据《光武帝纪》与《西南夷列传》载西南夷反，第二年又“寇益州，遣武威将军刘尚讨之”。刘尚征讨西南夷路经越 ，越 太守任贵疑之，即聚兵谋反，欲先以劳军为名，袭击刘尚。刘尚知其谋，即分兵先据邛都，掩任贵而杀之。“二十一年春正月，武威将军刘尚破益州夷，平之”。
此后，刘尚行踪又不见于《后汉书》，但隔了二年以后，《后汉书》又有了记载。
《光武帝纪》载：建武“二十三年春正月，南郡蛮叛，遣武威将军刘尚破之，徙其种人于江夏”。“十二月，武陵蛮叛，寇掠州县，遣刘尚讨之，战于沅水，尚军败殁”。
以上大致为建武五年十二月武陵太守王堂向刘秀政权“遣使贡献”以后至建武二十四年刘尚殁于征相单程之役为止的行踪。从上述刘尚行踪分析，刘尚第一次征五溪的时间只能是《后汉书》不载刘尚行踪的两段时间，即：（1）建武十二年十一月攻破成都尽灭公孙氏以后至建武十八年征讨蜀郡守将史歆之前，约有五年左左的时间。（2）建武二十一年春正月破益州夷以后至建武二十三年击南郡蛮之前，约有二年左右的时间。
总的说来，这两段时间都很有可能是刘尚第一次进五溪征讨田氏的时间，但非此即彼，二者只能居其一，两相权衡，我以为后者的可能性最大，理由如下：
第一，在建武二十年以前，刘尚一直以武威将军为大将军吴汉副将击公孙述，建武十八年又为吴汉副将击史歆等人，由此可以推测，刘尚一直是作为吴汉的副将而跟随他南征北战的（直到吴汉患病后，刘尚才独自领军作战），在第一段时间（建武十二年十一月以后至建武十八年）内，刘尚行踪虽不见于《后汉书》，但《吴汉传》却载吴汉在此期内曾“北击匈奴”，因而刘尚亦有可能作为吴汉的副将北击匈奴。这样，刘尚就没有时间和可能来征五溪了。又据《臧宫传》载，臧宫于建武十九年击破单臣、傅镇以后，“迁城门校尉，复转左中郎将。击武溪贼至江陵，降之”。此处“武溪贼”即指五溪蛮族、可见五溪蛮族在建武十九年以前已经北上至江陵（今属湖北）一带了，这既可证明当时五溪蛮族势力之盛，亦可证明五溪蛮族在此之前并没有归服刘秀政权。从《臧宫传》的记载看，这北上江陵的一支五溪蛮族为臧宫所降，但臧宫并没有因而南下五溪地区征服整个五溪蛮族。总之，据上所述可以断定，刘尚第一次征五溪，不可能在建武十九年臧宫“击武溪贼至江陵”以前，也就是说，在第一段时间内，刘尚没有可能深入五溪地区征讨田氏。
第二，在第二段时间内，刘尚行踪不见于《后汉书》，这意味着刘尚有时间进入五溪地区征讨田氏。再从建武十九年吴汉、刘尚破史歆、杨伟、徐容后“徙其党与数百家于南郡、长沙而还”来看，刘尚的直属军队或已移至荆州附近，至少可说明刘尚的作战范围已进一步南移了，这是军事上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之地，对西南对南方均可机动灵活地出击；因而，建武十九年的镇压西南夷起义、建武二十三年的镇压南郡蛮起义及随后的镇压武陵蛮相单程反抗，概由刘尚任之。这也同时意味着，在第二段时间内，刘尚不但有时间，而且在军事上地理上有有利条件成为东汉刘秀政权征讨五溪蛮族的承担者。据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断，在第二段时间内即建武二十一年春正月（公元45年）破西南夷之后至建武二十三年春正月（公元47年）镇压南郡蛮反抗之前，刘尚率军进入五溪地区打败了田氏，从而真正把五溪地区纳入了刘秀政权的统治范围。
注：
[1]《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2]《史学年报》第2卷第5期。
[3]《后汉书•祭遵传》。
[4]参见《后汉书》马成、吴汉、来歙、公孙述诸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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