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２９年６月，田纪云出生于山东省泰安县西南乡田家东史村（１９５０年随泰安第一区划归肥城）。田家在当地是一个大家庭，他的祖母生有７男４女，其中有两个儿子早逝。“我刚上小学的时候，我的家庭是一个土地较少、人口较多、生活并不富裕的家庭。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前夕，我们全家人口已达３２口之多，且在一起生活，家中有我的曾祖母（曾祖父英年早逝）、祖父母、我父辈的兄弟姐妹及我们这一代。祖父是当地一位知名人士，当过乡里正（即乡长），识书达理，崇尚文化，为人正直，不信神教，不崇洋人，乐善好施，广交朋友，思想比较进步，重视儿孙们学习文化。”

 田纪云的父亲田景韩（原名田锡琦），在兄弟中排行老大，１９２７年就读于济南省立高级师范，以后又在泰安县城教书。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二年，他同田纪云的二叔拉起了一支抗日游击队，他任政委，二叔任队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４５年，田纪云被保送到冀鲁豫第三抗日中学学习（今菏泽市），同年５月，他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他还不满１６岁。

 在冀鲁豫第三抗日中学学习的短短两年时间中，田纪云可谓收获甚丰，而其中最大的收获应是他认识了后来成为他夫人的李英华。李英华与田纪云同年参加抗日工作，她先于田纪云入校学习。在战争年代，抗日根据地有知识的女孩子不多，她显得很出类拔萃，不少大干部都想着法子与她接近，但她却偏偏爱上了田纪云这个背井离乡、无依无靠的穷学生，当然，田纪云也深深地爱上了她。

 “那时，她是三中的高材生，学习考试成绩经常名列第一，而我总是排在第二或第三，现在想想都还不服气。”说起与自己“风吹浪打不动摇，天涯海角不分离”的妻子，田纪云满面笑容，并戏称现在仍在家里“领导”着他的妻子为“李总理”。

 １９４６年后，田纪云担任朝城县一区土改工作组组长兼一区区长，当时他还不到１８岁。在土改中，他发动群众出色地完成了土改任务，并动员了９６位青年入伍，为此，立大功一次。组织上看出田纪云是棵好苗子，为了使他得到进一步深造，１９４７年初，他被送到商业会计学校学习。年末，田纪云被分配到了冀鲁豫占勤总指挥部任总会计，这是他第二次入伍。

 “那个时候扩军有这么一个规定，你招一个连的兵力，到部队上你就是连长，招一个营的兵力你就是营长，所以，我一参军就是营级干部。”那是在１９４８年，１９岁的田纪云当了第二野战军担架营的营长，参加了著名的淮海战役。

 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令田纪云终生难忘的事情。

 淮海战役打得十分惨烈，恶战中，部队伤亡很大，伤员要及时救下火线，烈士的遗体也要从战场上抬下来。田纪云带领的担架营虽然没有直接参加战斗，但也是和敌人面对面。在救助伤员时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可那时候他们什么都不顾，抬着担架在枪林弹雨中穿行。田纪云那时虽然个子不高，但很有劲，在一次战斗中，他一个人就背出了５名伤员。

 在历次战斗中，田纪云这个担架营的工作完成得非常出色，同志们也都十分辛苦，经常是人困马乏席地而眠。一天晚上，担架营又就地露宿，田纪云把手枪枕在脑后睡着了，醒来之后，发现枪没了。田纪云急坏了，问遍了所有人，但谁也不知道。一路上，田纪云食不甘味、寝不安神，忐忑不安地回到战勤指挥部，当天就在党小组会上做了检讨。第二天，司令员何光宇把田纪云喊去了，见了田纪云，他劈头盖脸　就是一顿臭骂：田纪云，你这个混小子！你怎么连枪都敢丢……直把男纪云骂得狗血淋头，田纪云知道自己的错误很严重，也不敢说什么，只是请求何司令处分自己，并说怎么处分都行，只要不开除，因为他的家人都在革命队伍里，开除他就等于饿死他。何司令不再说什么了，只是喝令田纪云回去好好写检讨。

 回到房间里，田纪云心里很难过，加上不知会受怎样的处分，就一个人闷闷地写检讨，后来科长也来帮他写，写着写着，科长突然想起什么似的问道：“何司令骂你了吗？”田纪云说，骂了骂得很厉害。科长一听就乐了，司令骂你了就没事了，他要不骂你而给你倒茶，那可就真有事了。田纪云将信将疑，没想到还真被这位科长说中了，没过几天，就宣布他提升为正营了。

 当时在部队里，级别规定也是很严格的，只有营级以上干部才可以配一匹马，可以结婚，但妻子必须是有工作的，家庭妇女还不行。田纪云原来是副营级干部，不能享受这些待遇，这一提了正营之后，立即就给他配了一匹马，还又配了一支德国式的手枪，当然，最令田纪云高兴的还是可以结婚了。

 这件事迅速传开了，大家都为他高兴，说“田纪云丢了杆枪，捡了一个老婆，真是因祸得福”。他自己当时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才听人说，司令说他们担架营的工作完成得好，田纪云的认错态度诚恳，人也诚实，觉得有培养前途……因此才有了田纪云在人生路上的第一次“因祸得福”。

 从１９４１年到１９４８年，８年中，田纪云当过兵、做过童工、搞过土改，还带过担架队，这些经历既锻炼了他独立工作的能力，也造就了他坚强的毅力和刚直不阿的性格。

 “我做梦也未曾想过，像我这样一个出身寒门、既无大学文凭又无政治背景，只是由一个‘土八路’成长起来的干部，竟能够涉足中南海，并且上升到高层，一度成为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领导成员之一。”

 事情还得从１９７９年说起。

 这年的秋天，有一天，四川省委组织部管干部的一位名叫王天生的处长通知田纪云，说中央组织部有一位负责同志要找他了解四川经济工作情况。田纪云按规定的时间于下午三时来到该负责同志的住地──成都锦江饭店西楼的一个套房里，经介绍才知道与他谈话的人就是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陈野萍。坐定寒暄几句之后，陈就直截了当地问田纪云，他对四川的经济形势怎么看？对四川今后经济发展有什么建议？对省委的工作有什么看法？听了田纪云的回答，他很高兴，称赞田纪云讲得好，很系统，很全面，有分析，有观点。同时，这个思维严谨、行事果断的财政厅厅长也颇令他赏识。

 这次谈话后不到半年，即１９８０年３月，省委组织部通知田纪云，中央组织部决定要他下半年去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时间为一年，让他做好准备。对有这样一次学习机会，田纪云十分高兴。全国解放后的５０年代，有许多工农兵出身的干部被保送去上大学培养深造，他也多次提出过申请，要求去上大学，但都因工作离不开未得到批准。因此，对有机会上中央党校学习，他从内心里感到高兴。

 １９８０年８月下旬，田纪云带着行李如期来到中央党校报到。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共分两个班，每班五十人左右，受中组部的直接领导，学习以自学为主，有时听听大报告。

 这一年１０月的一天，时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谭启龙来到中央党校，看望四川来党校学习的同志，他当众告诉田纪云，中央已决定调田纪云到国务院工作，干什么工作还不知道。刚听到时田纪云感到有些吃惊，因为没有思想准备。几天后的一天星期天，国务院秘书长杜星垣让他的秘书李保国接田纪云到他家做客，他告诉田纪云说工作调动是中组部推荐，征得国务院领导同志同意，由中央决定的。准备要田纪云来国务院任副秘书长，协助他管一管经济工作方面的事情。

 “这就是我进入中南海的缘由。后来，我们那期培训班的不少学员都已成为中央高级干部，如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尉健行、十四大进入政治局的覃绍文，还有不少人当上了省市委书记。”

 １９８１年２月，田纪云到中南海报到上班。田纪云的办公室坐落在建于清朝的四合院，奇花异草，绿树成荫。它的北房是当年周恩来主政国务院时开会的地方，叫“老会议厅”。西厢房是李富春和陈毅等曾经办过公的地方。田纪云的办公室就安排在西厢房，整个院子只有他一人办公，其他房子都紧闭着，没有人住。会议厅也早就被冷落了，没人在这里开会。那时田纪云的家属尚未来京，所以晚上就住在办公室。可以说他是这个院子的惟一主人（他的秘书晚上也回家住）。

 田纪云到国务院报到后不久，中央即正式通知任命他为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机关党组成员，分管经济工作方面的事情。当时在国务院设有一个经济协调办公室，张百发、赵维臣、李锡铭等都是这个办公室的成员，还有一个财经小组办公室，办公室主任是李智盛。田纪云也负责联系这些方面的工作。

 如今，田纪云已在革命道路上走了六十余年，回望来时路，田纪云感慨良多，他说：“回顾这６０年来的革命生涯，有顺利、有曲折、立过功、受过奖，也挨过批判、受过委屈。但总体而论，我算是个幸运儿，没有负过伤，没有当过俘虏，也没有坐过牢。这些经历，或许是我后半生平步青云，官至副总理、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达二十余年，并能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出一定贡献的基本因素吧。”
 （２００１第１１期《中华儿女》　宝钰　弋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