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汝康，一九一六年生于云南昆明。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后因中日战争，才转入在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求学。一九四零年毕业，获文学士学位。一九四五年远赴英国进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深造，一九四八年考获哲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Religious cults and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Shan states of
Yunnan-Burma frontier》毕业后，受英国殖民地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Colonial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之委任前往砂拉越从事《砂拉越华人社会结构的研究》。田博士于一九四八年九月至一九四九年十月在砂拉越进行田野调查工作。这项调查报告书《A Report on the organis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Sarawak》于一九五零年
九月呈交砂拉越政府。这份报告书经修改后于一九五三年以专书出版，书名是《The Chinese of Sarawak : a study of social structure》由伦敦大学人类学系出版。
一九九七年砂拉越研究资料中心再版。此书是最早一本有系统研究砂华人社会的专著。
田教授于一九五零年出任浙江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一九五二年起担任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在文化大革命时受屈辱。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在学术上非常活跃。从一九七九年至一九九二年期间，他曾担任英国剑桥克莱尔学院客座研究员，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院访问学者，日本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所访问教授，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访问教授，美国哈佛大学康乃尔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及普林斯顿大学东南亚研究访问教授。现任中国社会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顾问。田教授一生致力于海外华人的社会经济结构，中世纪中国航运史及中国云南省宗教之研究。主要著作有《The Chinese of Sarawak》《中国帆船贸易和对外关系史论集》及《十七——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帆船在东南亚洲》等专著。又曾以中英文发表了《沙捞越华人三十年来的变迁》，《婆罗州客家公司》及《中国与胡椒贸易》等论文四十多篇。
著作
西文
Report on a survey of overcrowding in KuchingSarawak : [s.n.],1949HD7371.14
TiecsmThe Chinese of Sarawak : a study of social structureLondon :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Dept. of Anthropology, 1953DS600.82
Tiecsm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arawak/by Tien Ju-Kang and Barbara E. WardLondon : [s.n.],1956DS600.82 Tie.EcsmMoslem rebellion
in China, a Yunnan controversyCanberra :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81--Religious cults of the Pai-i along the Burma-Yunnan borderIthaca, N.Y. : Southeast Asian Program, Cornell University,
1986BL2370 Shn.TccsMale anxiety and female chastity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ethical values in Ming-Cjing timesLeiden : Brill, 1988BJ117 TieccsPeaks of faith : Protestant mission in
revolutionary ChinaLeiden : E.J. Brill, 1993--The Chinese of Sarawak : a study of social structure/by Ju-Kang Tien ;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Daniel ChewKuching, Sarawak : Research &
Resource Centre Committee, 1997DS600.82 Tiecsm
中文
书名出版者索书号馆藏地点十七——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帆船在东南亚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中国帆船贸易和对外关系史论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Tian Liu
田流
(1918～ )
[] 中国新闻记者。 原名张丙蔚。 河北完县人。1918年6月9日生。1937年“七七”事变后辍学，投身抗日队伍。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任中共完县第七区区委书记兼基干自卫队政委, 领导当地人民开展抗日斗争。1941年入华北联合大学学习。1943年 5月任山西省平定县工(人)农(民)妇(女)青(年)联合抗日救国会宣传部长。1945年任《晋察冀日报》记者。1948年参加华北记者团，所写《临清棉价波动透视》一文，对解放区的经济动态做出详细剖析，受到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重视。1950年10月随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采访，写了不少优秀的通讯，被收入《抗美援朝通讯特写选》。1951年回国，深入东北、 华北农村采访， 所写《金星奖章获得者──任国栋》、《太行一村》等通讯，受到读者欢迎。此后历任《人民日报》记者部、 农村部、 国内部副主任、主任。1983年调任《时代的报告》(后改名《报告文学》)主编。著有《田流散文特写集》、《怎样写通讯报道》、《我这样做记者》等。他的新闻作品紧密联系现实的重大课题,及时反映时代的风貌,以文风朴素、通俗、生动见称。
田流，原名张丙蔚。直隶（今河北）完县人。１９３８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４２年毕业于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１９４５年后，历任《晋察冀日报》记者，《人民日报》记者、农村新闻编辑部副主任、国内政治新闻编辑部副主任，国家计委政治工作组组长，中共中央工交政治部办公室副主任，《人民日报》记者部主任，《报告文学》杂志主编，兰州大学兼职教授，中国新闻学会理事。擅长写通讯和报告文学。著有《田流散文特写集》、《生活在召唤》、《我这样做记者》等。
《田流散文特写集》序
太久远的事，非我所知。就亲身经历过的而言，我们的党，是非常重视新闻报道工作的。抗日战争开始不久，在各个根据地办起了报纸，同时成立了通讯社。例如，在晋察冀边区，就于一九三八年冬季，成立了晋察冀通讯社，各分区成立分社，各县、区委宣传部，都设有通讯干事。我那时在晋察冀通讯社通讯指导科工作，每天与各地通讯员联系，写信可达数十封，我还编写了一本小册子，题为《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铅印出版，可惜此书再也找不到一本存书了。
在战争年代，所谓文字工作，主要是通讯报道。大家都给报纸写稿，大家都做抗日宣传。在长期的战斗生活里，我们培养出大量的优秀的通讯员、记者，也牺牲了很多年华正茂、奋发有为的同志。在通讯员中间，并出现了不少诗人、作家，出现了不少新闻工作的骨干。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我们的通讯报道，都是与群众的战斗和生产、生活和感情，息息相关的，都是很真实诚挚的，都是为战争服务的。在这一时期，四方多难，大业始创，我们的党，在制定每一项政策时，都是非常谨慎的。政策是很鲜明实际的，与群众的意愿是完全一致的。每一名记者，都时时刻刻生活在群众之间，为群众工作；群众也时时刻刻关心他，帮助他，保护他，向他倾诉心曲。因此，在这一时期，新闻也好，通讯也好，特写也好，都不存在什么虚构的问题，其中更没有谎言。
战争年代的通讯，可以说是马上打天下的通讯。是战斗的，真实的，朴素的，可以取信当世诚”为人生最高境界，并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并可传之子孙的。
但是，自从我们取得了全国性的胜利，下马来治理天下的时候，通讯报道工作，就遇到了不少新的难题。特别是一九五八年以后，我们的政策偏左，主观的成分多了。而这些政策，又多是涉及农村工作的。有时，广大农民并不很理解这些政策，但慑于政治的风暴，当记者去采访时，本来质朴的农民，也学会了顺风走，顺竿爬，看颜色行事，要什么给什么，因此，就得不到什么真实的情况了。更何况，有些记者，在下乡之前，自己先有满腹的疑虑和杂念。在这种主客观的交织下，所写出的通讯，内容的真实性，就可想而知了，这种情况，到十年动乱，已经登峰造极。只有在党的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以后，才又逐步回到实事求是的路途上来。这方面的经验教训，非我所能详知，留待新闻工作者去总结吧。
关于通讯、特写，现在我想到的，却还是一个真实问题。
我以为通讯、特写，从根本上讲，是属于新闻范畴，不属于文学创作的范畴。现在有一种所谓“报告文学”，把两者的性质混淆起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和以陈亮，造成了不少混乱。通讯、特写都是新闻，是直接为宣传工作服务的。说得冠冕一些，是制定政策或修订政策的基础。其真实性、可靠性是第一义的，是不允许想当然的。现在有些报告文学，名义上写的是真人真事，而对人物只是一知半解，各取所需；对历史情况，又非常生疏无知。强加一些感情抒发，捏造一些生动的场面，采取一些电影手法，以此吸引读者，其结果，因为与事实相违，就容易成为虚无缥缈的东西了。
当然，通讯、特写，其优秀者，也必然会成为文学作品、文学读物。有人把通讯、特写，看成是外来的样式，新兴的东西，其实在中国古典散文中，是常见的，占很大的比重。例如在古文选本上常见的，王禹偁的《唐河店妪传》，就可以称为“战地通讯”，至于柳宗元的《捕蛇者说》等篇，就更可以说是“人物特写”了。有些记者，醉心于外国式的报道方式，不去研读中国的散文写法，也是使一些新闻通讯，现实主义不强，缺乏中国气派的原因之一吧。
必也正名乎！我觉得通讯、特写要和当前有些报告文学划清界限，规规矩矩地纳入新闻报道的轨道。
田流同志的散文特写集，就要出版了，这是一部有真实内容并有中国散文传统的特写集。他来信叫我写几句话，我感到非常荣幸。田流同志是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期间，更准确地说理，摩尔对20世纪西方伦理学和日常语言哲学产生了重大影，是在解放战争期间，培养起来的青年记者。经过长期的努力和修养，他后来终于成为名记者，新闻工作的领导骨干。他很有才华，如果我记忆不错，他在青年时，还时常写诗、写歌词。老区土地改革期间，在饶阳一带，我们曾有一些日子，在冀中导报社的大院里，一块蹲着吃小米干饭。后来虽然一直没有机会见面，他那青年有为又非常谦虚质朴的精神，长期以来在我的印象里，是很深刻、很清楚的，很值得怀念的。 1982年3月29日上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