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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于2006年2月27日亲赴筠连，前后六天时间，去了县城、巡司、沐爱、镇舟、大乐、武德等地，爬山涉水、走乡串户，会见了乡县文史工作者及田动云的亲属、同事，还有知情的乡邻若干，大多为六、七十岁以上，乃至九十高龄的老者，征集了不少资料：族谱、手迹、照片、文章印件等，初通脉络，并获得一些记忆生动的情节。整合拢来，望能记下一个较为真实的田动云及其故事种种。
一
据田氏族谱记载，田氏祖籍系湖南靳春县东南江滨，发展后改地名为田家镇，明朝末年湖广填四川时入川，几经迁徙，来到筠连大乐乡落户。历代务农起家，鼎盛时期有山田万余石，几乎占着筠连上半县。据当地老者回忆，大落瓦老宅占地约六亩，是一座雕龙画凤、气势非凡的明清式大庄园。县城里还有两大四合院及八大幢房舍。传说田家喂的猪羊多得心中没数，失踪了，死了都不晓得。可谓筠连县之首富。树大分枝，动云的父亲田洪泽分家后在离大落瓦二十里地的小落瓦（现大乐乡政府所在地）兴建了一座占地六亩余，倚坡而筑，气势雄大的清式大庄园。民国时期，有山田一千四百余石，分家后田动云分得山田一百零五石，街房一院。
田动云之父田洪泽，号惠周，钦加同知衔，任团总，娶妻两房，生子8人，生女3个，动云排行老六。生母应以恕，又名应灵秀，系莲花乡应家之女（乃父曾任庆、高、筠三县团总），田洪泽的大房。动云的三哥和八弟早殁。田洪泽之墓葬于武德乡民主村（旧地名为磨子埂），墓院占地约80平米，座西向东，原铺有海墁，筑有围墙，院门有两根一丈余高的石桅杆，均被拆毁；石砌墓冢及碑石高大雄壮，雕镌精美，惜被多次盗毁，碑石只残留小部分；左边有一个盆大的洞口，见得着里面的石棺。
据田动云笔述：田动云，学名田泰浦，又名田栋云，（曾化名：诸渭贤、余照熙、黄谷贻、陈重），6岁入本乡私塾，12岁入县立初小，15岁读高小。1912年父亲去世后，同五哥去成都考入储才中学，肄业，后转入叙属中学。1915年袁世凯卖国，引起各地骚动，交通阻断即辍学，1918年入宜宾叙联中，竖年毕业后，返家协助经营商业。因家乡地处偏僻，文化落后，便与五哥于1921年创办了完全小学一所，供当地子弟求学。三年后因经济拮据停办。1925年离乡背井，外出闯荡。出走的原因有三，据田动云之弟媳（七弟田亚东之妻）周德莲口述：一是有志男儿尚武，想从军报国。二是田家历代无官，虽有财力却无势力支撑，且树大招风，一有捐税首先摊派到田家名下，还不时受官宦的欺侮，田氏家族应有人出去做官，动云也有这层考虑。三是不安份于既定的包办婚姻。26岁那年，母亲之命，媒妁之言，动云娶进了高县大户秦家小姐秦德兰，盼来了洞房花烛夜，当动云揭开盖头，见新娘不漂亮，好生失望，难道从此便与这丑女人同床共枕、厮守终身吗？气得眼泪花花，迎亲的喜悦倏然化着怨气，他撇下新娘独自去旁的卧室躺着怄气。五哥闻讯赶来叩开门，婉言劝解：秦家是大户，新娘又是双送（两对哥嫂）送来的，再有意见，也得去敷衍一下。不满意吗，以后自去寻一房可意的妾就行了嘛。五哥与他共事多年，动云比较听五哥的。于是动云勉强与秦氏同居了三年，生有一子。
二
据田动云笔述：他先抵重庆，得到同乡长辈曾省斋、刘质天的鼓励与资助，欲去广州投考黄埔军校。拢上海时，因对广州方情况不明，不敢贸去，便入上海大学读书（肄业）。期间，接触了恽代英、肖楚女等进步人士及同学中的共产党员杨志英、阳翰笙、何成湘等，受其熏陶。始知什么是政治、主义、革命，思想趋于进步。1925年12月去广州考入黄埔军校为四期学员。受同学、共产党员方允中、杨某等影响加入“三民主义左社”。军校毕业后编入国民革命军三军八师。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清党排共，田恐暴露其“左社”成员身份，遂请长假赴武昌，面见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邓委其为十一军二十四师叶挺部中尉队副，同年在汉口由黄埔同期同学李鸣珂介绍加入共产党。1927年8月，田动云参加南冒起义后随部东进，行至广昌，中暑落伍，病愈仍返三军八师。军长朱培德正排挤军中共产党员，田又请长假赴南京寻找组织，转至杭州， 遇旧友与组织接上了关系。时值白色恐怖严重，组织嘱其自觅工作掩护，后便逐渐疏远了组织，投靠了国民党。1928年1月，蒋介石收容黄埔军校五期以上学员，在南京成立总司令部军官团，田被选入军官团受训。是年6月，警卫蒋介石有功，获嘉奖。1930年元月，又被选入南京军校高级班，6月，为警卫蒋效劳尽职，获重奖。1932年正式加入军统。1933年春，力行社特务处处长戴笠将田选送南京三道高井训练班进行特务训练。在蒋介石侍卫中，田以其能言善辨，尽心尽职，颇受蒋的器重。
1934年1月，生母应氏逝世，即向戴笠请假奔丧。据传（此传说应该是在可信性的基础上推理）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五大院要员会议，戴笠将田告假奔丧一事向蒋禀报，蒋恩准后即向各位要员提议：是否为田母逝世表示一下。于是每人发一条形宣纸，由林森（时任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介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长）牵头为田母题挽辞，接着，居正（时任国民党司法院院长）、何应钦（时任国民党军政部长）、陈立夫（时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邵力子（时任国民党宣传部长）、曾扩情（时任国民党四届中央执委）、吕超（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军长）、于右任（时任国民党监察院长）、吴敬恒（时任国民党监委）、戴传贤（时任国民党考试院院长）也纷纷提笔表示。戴笠将各大要人的墨宝转给田时，田如获至宝，为了避免遗失，将这些挽词石印多份，交各房弟兄保存。田动云回乡为母奔丧只准假一月，“五月中旬返抵南京，逾限假期两月，禁闭两周，仍返九江工作。”田母的灵柩在家搁置了约五年才入土，选址大乐乡东升王家岩，入土四年后才立碑。据当年目睹者龚登富老人（已故）1992年9月25日下午口述：民国32年（1943年）春，我在大乐乡任户籍干事，常在田动云宅子进出，有一天，田动云的二哥田芷湘之子田宗行拿出一本装订成册的手迹石印题辞，其中有林森、蒋中正等十一位军政要员所书，有的盖有印章，每人写在一张长一尺余宽5寸左右的条形纸上。那年正为田母应太夫人重建坟墓立碑。我看见那些匠人把这些题词拓印镌刻于一条形石碑上。（此资料为筠连县风物研究员苏松提供）。据说田母坟茔大而壮观，历时一年余时间筑成。十一位民国要员的挽辞镌刻在长1.5米，宽0.35米的上等红云砂石眉碑上。
“数年来做着秘密工作，深感须有家眷随身，方不致引人注意，家中原配系旧式女子，且不识字，不能有所帮助，乃由同乡樊少基介绍，经家长同意，同陶怡清结婚，并报军统局备案。”（摘录田动云笔述）。陶怡清系江西九江一资本家之女，笔者见到了陶的照片，陶的个儿高挑，瓜子脸，五官匀称，气质优雅，结婚次年生长女田宗桦，陶氏共生三子三女，三子和四女已夭折，六子（幺儿）在随夫部队渡南广河时船上所生。
1935年9月，田再次被选为蒋介石的侍卫。1936年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于华清池，据南京来电，称李济琛、白崇禧有应张学良之邀赴西安的消息，指示田等人在成都潜伏格杀李、白。后因李、白未经成都，谋杀未遂。1937年，田被戴笠授意打入日军任中国军事专家（反间谍活动），日方给田顾问名义及大佐薪水待遇，让田去汉口、广州、香港返上海调查蒋军沿江番号，用意及军民情感和对战争的态度。田心里很矛盾，也不敢违抗，后搞了一份半真半假的情报稿在送戴笠阅示时耽误了时间，逾期太久恐引起日方疑心，得戴许可便对日方不辞而别去四川工作。返川后去重庆、广元、乐山、成都等地，曾任四川缉私处视察专员、川滇东路运输局警卫稽查组少将组长、蓉城道临时侦察组长、军统蓉组书记。1946年5月调昆明区铁路局警务处长兼该路区通讯站长。1949年7月，当局为缩减开支，撤销公路铁路两警务机构，受马志超及毛人凤之意将公路局及昆明被裁之官兵警员约一千二百余人合编成交警第十二总队，田任少将总队长。其时，战火已烧到四川。田率交警第十二总队从昆明开拔，经贵州入四川，分别驻叙永、泸县，纳溪整训待命。
三
1949年10月1日，中共解放了北方大部宣告新中国成立，并发兵南下追剿国民党残部。10月15日毛人凤在重庆磁器口中美合作所召集在渝的各级干部约60人训话，并布置抵抗坚守方案。派田率交警十二总队开赴西昌与西昌稽查组长谈云章联络。于是田将该部四大队分两股拟经宜宾顺江而上转道去西昌。12月6日抵庆符南广会见了原国民党72军军长郭汝瑰，得悉乐山行将解放，乐西公路已不通，便打算由庆符、筠连经云南边境的盐津、永善、巧家转道西昌。抵庆符时，悉云南全省已解放，无法通过。田电示毛人凤，毛指示：就地展开游击。为断敌人退路，不让国民党部队向西康、云南逃跑，解放军十六军于12月5日抵江安，7日解放南溪县城。十八军取捷径，从云南镇雄入川，12月10日进抵宜宾外围。12月11日郭汝瑰率部通电起义，宜宾城和平解放。14日，旧宜宾专员彭焕章电各县自行解放。田部最具实力的朱志熹大队已密向解放军投诚。宜宾解放军军管会张参谋长来电及郭汝瑰来函规劝。田部人心彷惶，军心焕散。田一时百感交集，矛盾重重，进退两难。一怨共事多年，信誓旦旦的同事竟在大难当头退缩或私奔去了。二忌参加军统十八年，与蒋、毛等有着同志感情，又受毛人凤面命与电示并有着非游击到底不可的承诺，如是背叛，将愧疚于心。三虑大局未定，将来蒋军反攻转来，只有死路一条。田思虑再三，决意让朱志熹代理率其部队去投诚，让其他各大队自行决定，田一人回家暂住观局势演变再定。陈粟冬、严仲琦、卢银堂三人不愿投诚，愿随田。总队从此一分为二，各奔东西。24日正午12时碰头会商定后，田见眼下人心不一，秩序紊乱，恐发生不测，即决定当日把余部拖至二十里外的高县。大队人马一时如鸟兽散，“临行时与各干部握别时，心中苦痛已极。”午后4时田即率官兵约二百奔赴高县。抵高县即约陈粟冬、严仲琦、卢银堂，及赶来看望哥哥的七弟田亚东商讨今后如何办。陈、严、卢力主打游击；田亚东也表态支持，他曾办过学，任乡长十余年，在该地有人缘，并愿以本乡团枪一百二十余支协助。田七还翻出旧帐，当年红军路过时，把我们田家的田耀堂、田芷湘抓去杀了，不晓得共产党这次意图如何，干脆回来壮大自己的武装力量，免遭别人欺负。现任乡长田墨村（田动云的胞侄）表态他能控制大乐乡。田动云“又时时以上级命令不应违背，且前途演变大，无从认清，只有誓死干下去”。一经商定，田动云于二十七日在高县公园草地上召集同来人员讲话，表明“我为服从上级命令，决心再干，如愿相从者，即随我到筠连，否则，仍返庆符参加解放，尤其眷属累赘之同志应特别考虑。”陈粟冬、严仲琦讲话勉以大义，表示不计生死打游击到底。为着安全，当晚部队即离开高县，经梁河乡、天星乡，三十一日抵筠连海瀛场（距筠连县城十二华里）。筠连县自成立的解放委员会派张一清、陈道炎等人前来欢迎，并商谈妥协定：一、田部官兵主食由县公粮供给。二、部队不住城区。三、田部将来离县，允将械弹赠送县自卫队一部。“抵城同随员八人住城中我侄女田宗琛家，部队住距城三十里田占枢家。”元旦那天，田动云应邀参加县解放委员会召集的元旦庆祝会并讲了话。“心情难过，本无话可讲，但又不能不讲。我只讲：在保卫桑梓顺应潮流之原则下去努力。”会后接到郭汝瑰的参谋长徐孔嘉来函，邀田去宜宾。张一责（筠连人，军校五期学员，田的同学，国民党二十一军政治部主任）认为田的基本实力不够，游击定无结果，力主田去宜宾投诚。田也预感困难和不测的后果：“不仅要毁家（现同居弟兄五家，人口三十余），将来失败了，全家定遭拖累。”代价将是惨重的。思罢，欲意去宜宾看看，横顺部队已交出（在庆符时已推托有病，将部队由朱志熹代理，朱已带队赴宜投诚），责任减轻。于是，授意张一责代拟回信给郭、徐表明打算返家休息数日，即遵约赴宜。当日下午（1950年1月1日），部队向距城六十华里的田氏老家大乐乡开拔。据当年目睹者回忆，田部离开县城经古楼坝、过古道卡子、巡司、回到大乐。田动云骑着一匹高大的骡子，身穿军茄克，不长胡须的婆婆脸，文质中透着精明、沉稳。随行几十匹骡子和马驮着官员、眷属及步行兵士约两百人，军人一律戎装、美式装备，还有几个女兵，头戴船形帽。大乐乡一时沸动，周遭仕绅贤达及亲友纷纷设宴为田接风。返乡后，1月4日约陈、严、卢等人商谈赴宜投奔解放军事宜。众人均反对，并讲西昌电台已叫通，可转请台湾请示后再定。当即电与西昌军统负责人淡云章转台湾毛人凤请示。毛回电，告之胡宗南已率十万大军抵西昌，主持西南军政事宜。让田部与西昌淡云章切取联络，该队归胡宗南指挥，一切补给向胡请领。尽量避免与共军作战以保存元气。田等听毕，当即兴奋起来，瘪了的皮球又鼓起来了，决心再干。于是以川南军政区司令名义，宣布各路头目接原拟任名册宣誓就职。田自任司令，严仲琦、陈粟冬为副司令，“据台湾毛人凤电示精神，勾结当地封建势力，收罗散兵游勇和乡保地主武装，纠集贯匪、地痞、流氓、胁迫不明真象群众组织和扩大土匪武装，建立伪政权，委派县长、乡长、保长，强行征粮、收税、抽丁。有些地方还建立儿童团、妇女团、青年团、观望团。开办各种训练班。”（摘录宜宾军区冯宗贵相关文章），大乐、巡司、沐爱、镇舟、双河、篙坝等筠连上半县都是田的地盘。目睹者回忆：见他们把发报机安在田坎上，露天操作。
原国民党七十二军警卫团副团长兼一营营长欧阳大光，101团副团长宋敏文，第八军驻昭通510团长童登文，均起义后又叛变，率部寻来筠连。江安县警察中队长马端如，江安县大地主袍哥大爷熊白足，古宋县军统特务罗世伦，古蔺县自卫中队长杨荣成，叙永县参议员王逸涛，云南威信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李白羽，盐津县常备自卫大队长江瀛洲，镇雄原龙云部滇东剿匪司令部独立营长陇承尧，昭通专员、国民党新二十四师师长安纯三，贵州毕节专员、军统特务廖兴序，黔西原独立第二师师长罗湘培，原72军233师营长陈超、营长陈云鹏（两陈均系起义后又叛变），宜宾县人，国民党星子特训班、成都游击干训班学员郑经纬等先后率部前来加盟。即成立了川滇黔人民反共游击指挥部，田为总指挥，以筠连为据点。鼎盛期辖十一个纵队、六个独立大队、一个教导师及四个新编队和直属大队，约人枪十万。台湾称田动云部是西南不沉的航空母舰。三个月内策划两次攻打筠连县城，未遂。为减少解放军的威胁，对珙县的上罗乡、筠连沐爱平寨的解放军发起正面攻击。还打算反攻宜宾。
屯兵十万，食宿即成难题，尤其是粮食。当地匪盗横行，生产落后，老百姓生活极端贫困，且尚无秋收，民间无存粮。“当时补给毫无办法，每日各队派出采粮向民间搜集，如搜不着，即扳取民间尚未成熟之苞谷，甚至掠劫民间烟土、衣物及捉鸡杀猪等弊端百出……云南方向之粮食更成问题。部队增多，骚扰民间地区愈广。当时有农人组织起来持枪在山保护农作物者，有将鸡鸭鹅猪及衣物搬入深山藏匿者。我见此情形，一定会引起民变，长此下去，纵不被解放军击溃，也要被人民消灭。”（田动云笔述）后田召集各头目商定，让地方团队到原地潜伏，不愿随行者可请长假，均保持原职名义，这样减少衣食负担。所搜取民间粮食和未熟苞谷，调查登记准在当年度应征军公粮内扣还；不缴粮者，由乡公所在已收粮食内送还；民间所损失之衣服及猪鸡等物，派人查明事实，报部设法赔偿。
解放军十军二十八师和十五军四十四师，在成都战役和西昌战役结束后，立即奉命投入平息宜宾地区匪患斗争。胡宗南及淡云章从西昌逃飞台湾，台湾方也无从支持，田部失去后盾。在解放军强大攻势和全面会剿中，田部被打得七零八散，各个击破，节节败退。据田笔述：8月14日，田在筠连双河场与老婆儿女失散后，打算去贵州。一路迂回，避开解放军大部，经云南威信、四川古蔺，于8月29日抵贵州赫章。半月后遭解放军大部围剿。溃逃时乃将所乘骡子和行李弃去，向右翼森林暂避。同田去森林者仅副官钟德昌一人，其他十余人均属各部散溃之官兵，均不认识。不识方向和地形，迷失在森林中碾转，找着一苗族人家暂行食宿一夜。后得知大部已逃去，无法赶上，决意返回四川潜伏。便将衣裤与该山民掉换破旧便衣，将卡宾枪一支以24元滇币卖出，只身化妆逃回四川。次日在返回途中遇土匪抢劫，除最破烂的衣服及破裤裆内仅存8元滇币外，均被劫去。潜至珙县洛亥欲找七弟田亚东的姐夫王大儒借钱，王已藏匿。便向新任乡长刘吉才借了人民币二千元，即去洛表乡公所几经请求讨得通行证，化名李德兴，四川宜宾商人。得知老家大乐乡已驻扎解放军，不敢回，便赴高县打算找叔岳丈人秦雨膏借旅费。至高县后，得知秦家已驻解放军，秦已被政府扣押，田的胞妹已被政府枪毙。不敢久留，即动身到庆符，找到田亚东的妻舅韩月波，韩送他旅费一万元，米一升。到宜宾遇着前在昆明川康银行经理邱某，借给旅费十万元，除购买旧衣四万元外，余购草鞋一挑，化妆成小贩，更名李兴元，夹江商人作掩护。至乐山寻到旧友黎某（山货商）借给旅费十六万元，旧衣服四件。到夹江将草鞋卖掉，改购川连纸三十码，挑起到成都，打算向同乡曾省斋、刘幼甫，旧友张尚钰、刘崇朴借三十万元作资本购成衣服去松潘作小贸。经双流，找着同乡张承惠、张婉劝，说松潘民生艰苦，做生意不易，何不另择汉口、广州，还可寻机去台湾。主意倒好，恐旅费不够。故决心取道重庆，再去汉口。并约张承惠同去成都协助借钱。11月1日抵成都，住南门外柳荫街杏春旅馆，当晚会着曾省斋，承认借给二十万，约定次日午后三时由张承惠去取。刘幼甫赴渝未返，刘崇朴受训不能出来，只有找张尚钰，张即亲自送来十万元，并试探田的态度，见田无悔过之动机，即向政府报告。一小时后，田与李松铨（田的警卫员，一路扮着仆人随行）、张承惠三人即被逮捕，三日后转送教育所。结束了历时半年顽抗、动乱、逃亡的生活。
1950年12月15日，在成都结束了他55年的人生。
关于田动云之死有两种说法：一是因“罪大恶极，宜处死刑”被政府镇法。二是越狱时被乱枪击毙。据传，母剑吾（已故，筠连人，黄埔六期学员，曾任国民党南京宪兵团督察，曾参与田动云顽抗）在成都与田动云处同一监狱，他目睹田三次越狱（翻越有电网的围墙）终被乱枪打死。笔者详阅了田动云截稿于1950年11月27日在狱中所写的“坦白罪状”手迹复印件，洋洋五万余字，可谓田的生平自传。一手漂亮的蝇头小楷（虽是钢笔所书），竖式，版面整洁，文思清楚，文风平实，可见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想必是入教育所后，受同学同事们的解释，得知政府对敌特的宽大政策后，虽有无可奈何花落去之无奈，迫于现实，也决心服罪，并怀着新生之希望，心平气静地作交待，且态度诚恳，看不出有任何异常迹象，不大可能发生越狱行为。如果母氏之说成立的话，推测应该是在田得悉将被判处死刑之后的日子里，求生的本能激发他逃生的冲动，故而越狱。此也罢，彼也罢，对田的死因争议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历史已成定局。
田动云现象或谓田动云悲剧无疑是千百年来权力之争，兵家对弈中具有典型特征同时又具普遍意义的个案。诚如田在狱中的反思：“第一是因我脑子固执，总认为三民主义可以救中国，国民党可以实行三民主义，我是国民党员，应为国民党尽忠。第二，发动叛乱地区是我家乡，我在反动政府工作了二十多年，人事关系比一般人强，故能以薄弱剩余力量，扩大至二十余县地区约十万人之群众盲从附和。第三，我利用军统之关系和电台，对外有广大之宣传号召，一般认为我是蒋军正统，都愿来参加”。也因此酿下大祸，累及家乡父老及周遭百姓。“因我的关系而拖累我的家庭和亲戚朋友坠入深渊者，人数不少，除有一部分已死或被捕外，其余均潜匿深山，不敢归家，妻离子散，不忍思之！造成此次重大罪恶，虽有各种原因，但主要责任应归咎于我个人。”应该说，主要原因应归咎于田动云在利令智昏中忽略了一条古训：识时务者为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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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动云的大房秦德兰，生有一子，在成都读书，误吃白果中毒身亡。秦因患脑血栓半瘫，解放前夕病故于大乐乡老宅。二房陶怡清在兵荒马乱中与丈夫失散后，携子女逃经云南镇雄、盐津、抵筠连镇舟，将子女一一抱寄他人，自己削发为尼，后扮成布商之妻，双双到了隆昌，只身去成都，靠当佣人为生。1969年肝硬化病故于成都，享年53岁。当年幺儿不足一岁，抱给他人作养子，不久便得病夭折。大女田宗桦，当年12岁，抱寄给巡司礼义乡银家，银家因惧怕又转抱与他人。农会清理时将她弄回大乐乡，跟七婶（田亚东之妻周德莲）同住，务农。陶怡清兑路费回来让大女去成都，宗桦被七婶送至筠连海瀛乡，只身步行到宜宾，几经周折到成都，找到横四道街62号与母团聚。西师音教系毕业后，与丈夫潘天庆（大学生，部队转业当教师）一道去新疆农二司教书。宗桦酷肖母亲，个子高挑、俊秀、气质佳。现已有两子两孙，安度晚年。二字田宗瀚，当年寄放于盐津亲戚秦氏家，后母兑钱作路费到了成都，读书成绩好，后因母患病无力供他继续求学，便辍学当工人，先后去墨水厂、汽修厂工作。得风湿心脏病。文革中因父亲问题受冲击，气闷忧郁，于1968年病故，享年30岁。宗瀚貌像母亲。五女田宗楠，当年四岁抱与镇舟罗家，因生父和养父（罗均祥当过甲长，参加过雪山支队，管制三年）的历史问题，影响求学，文化不高，务农，与农民转业军人陈大金结婚，陈老实、脾气好，生有一儿一女。改革开放后，勤劳致富，在镇舟场口上筑起新房，过着小康生活。宗楠貌像乃父。当年与父亲失散时宗楠尚幼，对生父没有印象，对父亲的印象仅来自母亲的口述，说父亲很开明，反对重男轻女的封建观念，喜欢女儿，说女儿是客，要尊重客人。主张田家的侄女侄孙女们都应该读书，出去见世面，还出钱供养她们去外地读书。
● 1975年左右，修龙碗大堰时，将田母应氏的墓冢拆毁，将碑石用筑堰坝。原田家守墓人蒋氏将田母尸骨拾到旁边垒了一个土堆。据该县风物研究人士苏松回忆：当年莲花乡书记黄树强，见一碑石上竟汇集着众多民国要员的手迹，实属罕见之文物，时值极左时期，手迹者均属“敌人”，恐被捣坏，便让石匠将碑砌入涵洞顶端，字迹露外，才将其完好地保留下来，至今还在涵洞里。
● 据悉，台湾省台北市中正公园的忠烈祠内供奉着田动云的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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