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务实思想；其中，齐文化的务实精神更是绚丽夺目。在 齐文化发展的三个时期中，从初期的姜太公，到中期的管仲、晏婴，直到后期的稷下学 宫，务实精神一以贯之。本文拟就如下三个方面对这一精神做些探讨。

  一、遵天时，就地利 

  齐文化中遵天时的务实精神表现为三个递进的层次: 

  其一，把天理解为自然之天。姜太公不信鬼神天命，反对卜筮迷信，力排众议，辅 佐武王取得伐纣的胜利，从理论和实践上否定了天之至上权威，开齐文化无神论思想之 先河。管仲以太公无神论思想为基础，撕碎天之神秘外衣，率先从理论上恢复了天之自 然本性。他认为，天是一种设有感情和意志、无私无亲的自然存在，“如地如天，何私何 亲?如日如月，唯君之节”(《管子·牧民》，以下凡引《管子》，只注篇名)；“万物之于 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巧者有余，而拙者不足。”（《形势》)“天也，莫之能损益 也。”(《乘马》)透过这些论述，天的真实面目便展露于人们面前。把传统的意志之天还 原为自然之天，使管仲的务实思想有了可靠的根基。著名军事家孙武也把天明确看作是 “阴阳、寒暑、时制”等自然之天，因此，它反对求神弄鬼等一切迷信活动，指出；“先 知者，不可以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孙 子兵法·用间篇》，以下凡引《孙子兵法》，只注篇名)强调，知或先知的取得，只能着 眼于人事活动；要从调查和了解实际情况入手。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求实的态度。 

  其二，看到了自然界的规律性。管子认为本性自然的天是按其固有规律运行的，“天 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古今一也．”(《形势》)这种“古今一贯” 的规律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且，它“藏之无形”，只有用心求索，才能真正把握 它。晏婴也看到，天有自己独特的运行规律，他说；“天道不谄，不贰其命，若之何禳之?”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并以此提醒君王，单靠“神道设教”来维系人心是不行的，只 有做到“外内不废，上下无怨，动无违时”，才能巩固其统治。晏婴的务实思想已见端倪。 

  其三，抢时机，重时效。因为天时不能违，由此太公、管仲就有了鲜明的抢时机、重 时效行为。在灭商时机成热时，太公指出：“且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 殃。”(《群书治要·六韬》)督促武王抓住时机，兴师伐纣；在出师前，武王卜兆不吉一 度动摇伐纣决心时，他力劝武王不信天命鬼神，以免错过时机；在赴国上任途中太公受 “逆旅之人”“时难得而易失”之语的启发和激励，“夜衣而行，黎明至国”，由此避免了 因“莱侯”入侵而失国的危险。这些都是太公抢时机、重时效精神的表现。管仲是一位 时效观念极强的人。他已经看到了天时对于农事的重要性，《牧民》篇开首就讲：“凡有 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因为“地之生财有时”，“不务天时则财不生。”《版 法》篇甚至把“风雨无违”当做君主功业的“三经”之一。同时，管仲还认识到了时间 的一维性特点，指出；“时之处事精矣，不可藏而舍也。故曰，今日不为明日亡货，昔之 日已往而不来矣。”(《乘马》)由此，他提醒人们要“知时”、“勿怠”，“怠倦者不及，无 广者疑神。……曙戒勿怠，后稚逢殃。朝忘其事，夕失其功。”(《形势》)就是说如若因 怠倦而延误时机，则将一事无成。可见管子在“时效”问题上的远见卓识。 

  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自然前提。面对特定的地理环境，务实的态度应 该是，因地制宜，充分发挥现有地理条件的优势，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太公、管仲等恰 好就是这样做的。 

  太公辅佐武王灭商后，受封于齐营丘。“齐地负海渴卤，少五谷，人民寡”(《汉书 ·地理志》)，不适于农业生产。然而由于齐地濒临大海，有丰富的鱼盐资源，碱地虽薄， 但适宜桑麻生长，人民又长于植桑养蚕且好“女工”，手工业较为发达。根据这些情况， 太公制定了“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经济发展方针，一方面大力发展鱼盐生产，另 一方面又充分发展工业和商业。这种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当地当时自然优势的做法，收 到了极好的效果。在这一方针指导下，齐国逐渐富裕起来，“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管子认为；“地者，万物之本原。”(《水地》)主张“因天材，就地利”(《乘马》)。 他发展了太公就地利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了“尽地利”的观点。其基本内容有二：一是 “度地之宜”，合理利用土地资源。他认为农人应因地制宜，“相高下，视肥硗，观地宜”， “使五谷桑麻皆安其处。”(《立政》)在《地员)篇中，管子又就如何“度地之宜”作了 具体深入的分析。另外，在(国准》等篇中还有许多有关“度地之宜”的论述，其目的 均是为了使地尽其用，以发展生产，改善百姓生活。二是实行集约化经营，提高土地利 用率。在《八观》、《小匡》等篇中，管子都提出，在土地有限的情况下，应对土地施以 精耕细作，在定量土地上投入更多的劳动，以提高土地的生产能力，最大限度地利用土 地资源，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除“尽地利”思想外，在对待自然资源问题上，管子还 有一些非常可贵的思想，如保护生态平衡问题，他甚至已经提出了“禁发有时”、注意森 林防火等许多具体的保护自然资源的措施，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非常可贵的。 

  孙武非常重视自然条件对战争的影响，在《孙子兵法》十三篇中有四篇专门论述战 争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他说：“夫地形者，兵之助也。”(《地形篇》)地形在战争中有着 不可低估的作用，“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同上)。孙武还对地形作 了分类分析，在《地形篇》中，他把地形分为“通、挂、支、隘、险、远”六种类型；在 (九地篇)中，他把战争环境分为，“散地、轻地，争地、交地、衢地，重地、圮地、围 地、死地“九种类型，并根据各种地形的利弊条件，总结出了许多因地制宜的作战方法。 这些方法对后人的军事思想和用兵艺术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因民俗，尚功利 

  民俗具有相对稳定性，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形成，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改变的。根据 这一特点，齐自太公始就形成了因民俗的传统。建国之初在如何对待夷地风俗问题上，太公没有采取鲁公伯禽“变其俗，革其礼”的办法，而是实行了“因其俗，简其礼”的方 针。这种明智、务实的做法，尊重、顺从了当地人的风俗习惯，得到了东夷人的拥护。这 也是立国于濒海草莱之地的齐国之所以比地理条件优越的鲁国改革进程快的根本原因之 所在。管钟继承了太公因民俗的传统，提出了“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 去之”的理论。他看到民有“四恶”和“四欲”，认为只有从民所欲才能调动民之积极性， 得到他们的拥护。他指出：“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 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 (《牧民》)因此他主张“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国语·齐语》)具体表现在； 根据齐人竟相致富、以富为荣的社会风尚，“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顺应 敬祖、祭天、盟誓等社会风俗，保留书社这一民俗组织；根据“群居相染谓之俗”的特 点，实行“四民分业定居”制度；根据齐地受周礼宗法制度影响较小，人民“足智、好 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史记·货殖列传》)等社 会风尚，对民实行教化为主、礼法并用的政策，等等。晏婴的民俗理论既有继承又有变 革。一方面，他发扬传统，向齐景公提出了“一民同俗”的重要策略。他说：“古者百里 而异习，千里而殊俗，故明王修道，一民同俗，上爱民为法，下相亲为义，是以天下不 相遗，此明王教民之理也。”(《晏子春秋》)认为明王教民的方法在于尊重民习，顺应民 俗。另一方面，他又根据齐之民俗现状做了诸多恰如其分的改革。如，针对齐国当时虽 实无积蓄，却仍要华服、丽室、豪居的世风，他主张尚节俭以移侈；面对齐景公时从国 君到上层权贵贪婪、腐化、厚敛百姓、勾心斗角的恶风，他倡导尚清廉以抑贪；鉴于齐 景公对民暴虐无礼，常常为了一只鸟、一匹马、一棵树、一株竹，便动刑于民的景况，他 提出尚礼让谦恭以制暴。在晏子的极力倡导和身体力行下齐国社会风气大为好转。继承 与变革相统一是齐国历代民俗理论的共同点，这一特点恰好吻合了唯物辨证法关于“扬 弃”的观点。 

  举贤不避卑贱，尚功多由业绩，靠人才建功立业，靠人才兴国安邦，是姜太公以来 齐国的一贯传统。在太公封齐之始，太公望就以‘尊贤尚功’为用人之策。这一策略打 破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亲亲尊尊传统，具有进取性、开放性和务实性，深得人民欢迎， 管仲极力主张选贤任能，他要求君主打破等级观念，提拔农人中的优秀者为士，指出： “秀民之能为士者必足赖也。有司见丽不以告，其罪五”(《国语·齐语》)。晏婴则提出 “举贤以临国，官能以救民”(《晏子春秋》)的主张，并且认为“有贤而不知”、“知而不 用”、“用而不任”是国家的“三不祥”。战国时期，齐威王以布衣之士邹忌为相，以刑余 之人孙膑为军师、以赘婿出身的淳于髡为卿，都是太公创立的“尊贤”传统的继续；而 稷下学宫中，封七十六贤者皆为上大夫，并以高门大屋、丰厚俸禄尊崇之，更使“尊 贤”政策的实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在这种代代相因的尊贤传统影响下，齐国形成 了尊重知识、重视人才的风气和环境。齐国之所以能在内忧外患交相侵的八百年岁月中， 始终以强国之貌立于春秋战国之世，其主要原因便在于此。  

  举贤尚功使齐国得以强盛数百年，而反空谈求致用则使齐国美名远扬，信誉大增。在 这个问题上思想最为丰富的当数管仲和鲁仲连。管仲强调做事情不应只注重表面形式，而 应着重看其实际内容。他在《形势》篇中所述的：“羿之道，非射也；造父之术，非驭也； 奚仲之巧，非削也。”已经看到，后羿之道、造父之术、奚仲之巧，均不在其表面动作而所谓“见与之友，几于不亲；见爱之交，几于不结，见施之德，几于不服。”则告诉人 们，反是表面上的友好、亲爱和慷慨，是不可靠的。借以提醒国君要注意实际效果，扎 扎实实做事。此外，管子还有很多关于讲求实效的论述。在《权修》篇中，他主张“量 民之力”，因为“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民力竭，则令不行矣”，在《牧民》篇 中，他主张不图侥幸，不欺其民，“不处不可久者，不偷取一时也。不行不可复者，不欺 其民也”等等。所有这些，其目的都是要求国君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稷下后学鲁仲 连极力倡导“学以致用”。他在跟随其师徐劫参加稷下学宫的学术辨论会时斥问能“一日 服千人”的田巴：“今楚军南阳，赵伐高唐，燕人十万，聊城不去，国亡在旦夕，先生奈 之何?若不能者，先生育有似枭鸣，出城而人恶之，愿先生勿复言。”(《史记·鲁仲连 邹阳列传》)鲁仲连的主张不仅折服了田巴，也扭转了为学术而学术、为争鸣而争鸣的不 良辨论风气。同时鲁仲连还用自己的一生践履了他的这一主张。他善于客观实际地分析 国际国内形式，剖陈利害，他的一席话，使得魏国国君放弃帝秦，缓解了邯郸之围；他 的一纸书，使得燕将自杀，聊城重新回到齐国怀抱。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理论为实践 服务方面，鲁仲连为后人作出了典范。 

  三、讲道法，重形势 

  以慎到、田骈为代表的稷下黄老学派在批判继承老于思想和早期法家思想的基础上， 创造性地提出了道法统一论，他们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其内在的规律性，“道”或“天 道”便是他们用来称谓规律的哲学范畴。规律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他们认 为“道”不可违。慎到主张“因循天道”，田骈主张“因性任物”。慎到指出：“天道，因 则大，化则细。”(《慎予·因循)》，以下凡引《慎子》只注篇名)就是说凡事只有遵循 客观规律办事才能达到目的，否则就可能事与愿违。“道”是天地万物的法则，把“道” 推及于人类社会中，他们认为人间应因“法”、任“法”。因为“法”在人类社会生活中 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一则它可以立公去私，“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佚文》，以下引 文皆引自本篇)；二则它又是明断是非曲直的客观尺度，“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诈伪”，“士 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既然法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因此，立法，变法 就不应是随意的，而必须据“道”论“法”。稷下黄老学派用天道无为、顺乎自然的思想 来解释法治主张，认为“道”是“变法”的根据，“法”是“道”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体 现。《黄老帛书》第一篇《经法》开首就说，“道生法。”可见，“法”和“道”有着内在 的一致性。慎子说：“治国无其法则乱，守法不变者衰，有法而行私，谓之不法。以力役 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变法者，君长也。”又说：“祸福生乎道法，而 不出爱恶；荣辱之责在乎已，而不在乎人”。从“道”，“法”统一的角度，强调，“讲道 法”的重要性，是稷下黄老学派务实特色的重要表现。 

  其他文化大都没有对“势”作专门的论述及给予足够的重视，唯有齐文化对这个问 题有特别贡献。“势”，乃客观事物的发展趋势。《管子》中的《形势》，《形势解》、《势》 三篇记述了管仲对“势”的见解，告诉人们，“势”即事物的发展的态势，趋势，凭借 “势”威可以使事业有成。他指出：“山高而不崩，则祈羊至矣；渊深而不涸，则沈玉极 矣。”“蛟龙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讬幽，而威可载也。”(《形势》)就是说，山高而不 崩颓，人们就会来烹羊设祭；渊深而不枯竭，人们就会来投玉求神。蛟龙得水，才可以树立神灵，虎豹凭借深山幽谷，才可以保持威力。管子对“势”的见地由此可见一般。 

  “势”对事物的发展关系重大，因此，管子认为，人们做事必须依“势”，凡事顺“势”则 成，逆“势”则败北。《形势解》中的“人主出言，合于民情，则民受其辞；明主之动作 得理义，号令顺民心，诛杀当其罪，赏赐当其功”，则“举事而有福”；《势》篇的“逆节 萌哇，天地未形，先为之政，其事乃不成，缪受其刑”说的都是这个道理。慎到的重 “势”思想也很突出，他指出：“腾蛇游雾，飞龙乘云，云罢雾霁，与蚯蚓同，则失其所 乘也。”(《威德》)说的是龙蛇只有凭借云雾的扶托之势，才能在天空中飞腾、邀游；而 一旦云雾消散，失去其所能依托之势，就和地上的蚯蚓无异了，这和管子的“势”论极 为相近。 

  孙武善于“因情任势”，他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 神。”(《虚实篇》)又说：“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势篇》)自由是对必然 的认识。孙武的“势”论已从军事科学的层面上接触到了这条真理。  

  鲁仲连的“势数”，之学在其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用如何举起门 关的道理来说明其所谓“势数”问题。他说：“势数者，譬若门关，举之而便，则可以一 指持中而举之，非便，则两手不胜。并非益加重，两手非加罢也。彼所起者，非举，势 也。彼可举然后举之，所谓势数。”(《太平御览》卷184引《鲁仲连子》)这里鲁仲连所 谓“势”亦是指事物的客观态势，所谓“数”是指事物变化的必然之理。所谓“势数”之 学就是要告诉人们，做事情必须认真分析客观实际情况，只有掌握并利用事物发展的必 然趋势才能取得成功。鲁仲连还就如何把握和利用事物发展的趋势问题作了深入分析。首 先，他指出：“人君所察者三，不可以不知：不知时与不时，譬犹春不耕，不知行与不行， 譬以方为轮也；不知宜与不宜，譬以锦纯荐(垫席)也。”(《太平御览》卷709引《鲁 仲连子》)就是说，如果不了解事物发展的客观趋势，不仅有可能会因延误时机而失去成 功的机会，而且还可能会因违背规律而受到惩罚。其次，他还讲到：“舜耕于历山而交 (教)益，陶于河滨而(教)禹。”(《太平御览》卷409引《鲁仲连子》)意思是说，舜 亲耕于历山教授益以农时之理，益成了舜的好农官；在河滨制陶时，禹受到陶器出现豁 口而流出水的现象的启发，体悟到不管是治水还是治民均应顺自然之势采取疏导的原则， 从这些话中都可以看出，鲁仲连对于“势”的重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齐文化的务实思想，尽管在表达的准确性和内容的丰富 性上还与我们现在所讲的实事求是的思想相差甚远，但他毕竟已包含了从天时、地利、人 事的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因势利导等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这在当时是难能可 贵的。齐文化之所以具有如此鲜明的务实精神，这固然和西周以来的无神论思潮有关，也 受齐国先民夷人谦逊、朴实、自强、进取的文化精神影响，但最为重要的还是太公以来 坚持不懈的务实实践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