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谱过程中，对某一事物或某一问题出现意见分歧，这是正常现象。我们赞同以“求同存异，诸说并存”的原则解决。这种作法应是客观公正的，也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历史上许多问题，由于种种原因。而众说纷纭，见仁见智，各有各的看法，这是正常现象，各方都应相互尊重。在编辑统谱时，将不同意见予以保留，使之并存于谱内，这不仅公平合理，也能保存更多的史料，为后人进一步开展研究提供方便，实在是善莫大焉。

关于国史与谱牒记述不同发生矛盾时应如何处理的问题，我们认为还是应按“诸说并存”原则办，但“诸说”之中应当具体分析，有主有从，家谱与国史发生矛盾时不能一律“以国史为准”、均按“家谱服从国史”的原则处理。

关于吴芮玄孙吴羌（羌，亦名吴著）和吴汉之孙吴亘（旦），在《汉书》和《后汉书》中的记载，二人皆“无子”，这与吴氏老谱记载不同。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应以谱牒记载为主，《汉书》和《后汉书》的说法只能作为“并存”的诸说之一看待为宜。理由如下：

1、所谓“国史”，并非国法必须遵行。包括《史记》、《汉书》这些伟大著作在内，所有的历史典籍，都是学术著作。学术问题只有错误与正确的差别，没有多数少数、上下尊卑的区分。如果证据和理由不足，难分正误，不能按“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这种原则来处理。不能把“国史”看作“上级”权威，家谱必须服从“国史”，而应认真研究哪种说法相对合情合理，确定孰主孰从。谱牒的记载有时可以补充“国史”之不足，匡正“国史”之讹误，不应当看轻它。 

2、“国史”的记载并非绝对准确可信。“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毛泽东词《贺新郎·读史》）即使不涉及政治的问题，由于种种原因，史书上的记载也未必都符合事实。以《史记》为例，其帝王世系就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方。宋人洪迈所著《容斋随笔》卷二《史记世次》说：“《史记》所记帝王世次，最为不可考信。且以稷、契论之，二人皆帝喾子，同仕于唐虞，契之后为商，自契至成汤凡十三世，历五百余年稷之后为周，自稷至武王凡十五世，历千一百余年。王季盖与汤兄弟，而世之相去六百年，既已可疑，则周之先十五世须每世皆在位七八十年，又皆暮年所生嗣君，乃合此数，则其所享寿皆当过百年乃可。其为漫诞不稽，无足疑者。”洪迈的话是很有道理的。许多吴氏谱牒中记载吴氏远祖姬姓世系，从黄帝至古公相距约一千三百年，若按《史记》世系计算，世距接近八十岁，极为反常而不可信。如按“家谱服从国史”的原则，难道我们非要采用《史记》那种前人早已尖锐指出“最为不可考信”的说法吗？

3、以常情而论，吴如胜修谱时以吴亘（旦）作为自己的父亲，应当是没差错的。即或如胜是遗腹子没有见过自己的生身父亲，在修谱这么严肃重大的事情上，他也绝不会草率从事，把自己的父亲弄错。试问：对吴如胜的父亲是谁这个问题，是吴如胜本人更清楚，还是《后汉书》的作者更清楚呢？

4、《汉书》是一部卷帙繁多的巨著，计有帝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六十九篇、叙传一篇，共一百篇。《后汉书》各类篇章更高达百二十一篇之多，吴芮、吴汉的传记仅是众多篇章之一，而吴羌与吴旦有无后嗣的问题，又只是吴芮、吴汉传记中的一件具体小事。这样的细节在《汉书》、《后汉书》这样文字浩繁的巨著中，可以说是无足轻重的小问题，即使记载有误，也只是白璧微瑕，不影响这两部著作的价值。然而对吴如胜所修之谱而言，他本人的父亲是谁，便是一个非常严肃而重大问题，岂能疏忽大意，把他弄错！

5、古人修史，十分重视采纳谱牒的材料。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太史公如此看重谱牒，我辈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一千八百多年前吴如胜先祖亲自编定的谱呢？我们应当想一想：司马迁、班固和范晔是否见到过当时的吴氏谱牒？如果见到过，那么，《史记》与两部《汉书》的记载，是否还会与吴氏谱牒“发生矛盾”呢？我们赞同王鹤鸣先生和伟勋宗长的意见：吴如胜谱成谱早，非他人代编，有权威性，应当充分重视其历史价值。

6、无锡吴氏谱是继承如胜谱而来，还经过了历代的十五次续修。如胜和而后十五次续谱的先祖们，难道都没有读过两部《汉书》吗？为什么他们都一以贯之地那样写下去呢？说明吴如胜自信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不会弄错；十五次续谱者也相信吴如胜的记载，所以就不“服从国史”了。今天我们继承祖辈的事业编纂吴氏统谱，理应继承老谱的记载，如果没有确凿的史料证明老谱有误，决不能擅加更改。这是对吴如胜和十五次续谱先祖们的尊重。我们这一代人切不可自以为是，认为自己比历代先祖都更高明。

[转自河北史志及家谱研究者]

田维亮

2019/7/18

供稿：田维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