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2年一修家谱之“田氏谱序”载：“……田万川身进黉门善堪与飘流江湖游至辰河清浪贸易数载财发万金寻查阳宅至北河口鸭子坪十排柳居住落业……(孙)田逢稔张氏身登进士……”。据此推算，田万川迁湖南的时间应该在公元605年以后，如果是非贵族，须在武则天执政（公元691年）以后才有可能。田万川迁湖南如果是“与飘流江湖”而来，当为太平之世，最佳时间是：公元691～755年的唐朝或公元960—1127年的北宋，但北宋时期江西的人口压力较大，更有迁徙的动力。
1856年石牌楼之石碑载：“……椒聊蕃衍何其盛也迄乎元世乱紀中華我祖自江西洪洲避乱遷家於辰陽之石牌楼而楽業焉二百餘载復遭兵燹風流雲散……”。如果田万川是“避乱”迁湘，时间应该是唐朝“黄巢起义”的公元878年：王仙芝在湖北黄梅战死，其残部王重隐南下攻占洪州之时；如果田万川是“二百餘载復遭兵燹”时迁湘，则迁湖南的时间应在北宋的公元1000--1100年间。
分析“江西填湖广”的移民资料，发现这场运动上可以追溯到唐朝，下一直延续到清后期，时间跨度达一千多年。南宋末年以前是序幕期，元末明初为第一个高峰期，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第二个高潮期则是清初，之后逐渐减少。
考察“江西填湖广”的移民动因：有的是受战乱所逼；有的是受政府的强制或赋繁役重所迫；有的是受湖广人口稀少，土地易于购置的诱惑。综合分析后的结论是：战乱和政府的强制只不过是一种外在的推动力量，根源却是人地矛盾，是经济因素。经过长时间的人口南迁，到北宋时期，江西人口居各路之首，人地矛盾极为突出，是“江西填湖广”经济动因的有力佐证。
中国古代以农耕经济为主，“江西填湖广”的移民过程，也是我国古代农耕经济由东向西不断拓展的过程。伴随这一过程的必然有不少商人，在1940年代，长沙不过是一个几十万人口的城市，赣人却在这里为自己的子弟创办了豫章、庐陵、昭武等五所私立小学。临近湘江有一条名叫“坡子街”的小街，是当时长沙市里最有名的金融街，街上的不少钱庄和批发商行的老板，都是赣人。在汉口，盐、米、木材、药材、布和当铺，人称六大行业，都有赣人在经营，江西商人几乎垄断了汉口的药材业。流布四方的江西商人，只要完成了一定的原始积累，就会不约而同地做同一件事情——建造万寿宫，用来奉祀赣人的人格神——许真君(许逊，元朝时，被“净明忠孝道”奉为教祖)。
我认为我祖“避乱”迁湘的说法不可信，理由是：①“江西填湖广”的移民动因主要是经济因素；②已有资料显示，我祖迁湘时间应在唐、五代及宋，而这个时期江西中北部很少有战事，唯有唐朝的“黄巢起义”军经过江西，但持续的时间很短，因此而迁徙的可能性不大；③我祖迁湘是一人自江西而来，父母并未随行。如果我祖是“避乱”迁湘，则不应该丢弃父母兄妹而一人独走，这不符合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因此，1856年石牌楼之石碑载：“……中華我祖自江西洪洲避乱遷家於辰陽之石牌楼而楽業焉二百餘载復遭兵燹……”的说法更为可信，“避乱”或许是因为立碑者丢失迁徙原因信息而随意一说。故，我祖田万川是“江西填湖广”早期移民(北宋时期)中的一位商人。我祖修建“白龍仙殿”而非“万寿宫”，有别于明清时期的江西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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