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湖南沅陵县田氏“九节牛角”的因由，清代的田氏族谱中，主要有三种版本：一是道光十二年田国盈公主编的《田氏族谱》（以下简称道光谱），二是同治四年沅陵县田泽英公主编的紫荆堂《田氏族谱》（以下简称同治谱），三是光绪二十一年田茂桑主编的辰溪、溆浦《田氏族谱》以下简称光绪谱）。
道光谱的说法是：通六公生“田雲星、田雲從、田雲月、田雲明、田雲亮、田雲龙、田雲虎、田雲風、田雲满，兄弟九人善为说辞，修造十座排楼，威风甚大。上取皇木亦应田氏：取京兼赴科。连中举人三名，倚势踢打县令，私卖皇木，府道申通上司，建文二年十二月卅日发兵捉拿。兄弟预知，于廿八日祭祖过年，夜乃四方外藏。分别之时将牛角分为九节，各执一节存炤后来子孙相会，比节方知大小房数。其雲從后住仰溪铺，田云星……迁清水铺，”
（见华夏田氏网《九节牛角时年初考》）。
同治谱只用敍诗含蓄地写道“蓦地风波起沦漪，阿谁履险如平夷？惊飞沙鸟各分离，
此间虽乐多枭鸱。九节牛角手携持，一房一节漫珠遗。约言他日晤途岐，牛角修短岂差池。”（见华夏田氏网【九节牛角第二房《田氏族谱》主序及注释】）。
光绪谱的写法是“兄弟为运皇木，被洪水漂流，遂至有失。县令府道申请上司，于建文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发兵捉拿，兄弟预知于二十八日祭祖妣，各自逃。分别之时，以牛角为记，分为九节，各执一节厥后相逢，比节可知大小房数。”(见《武陵地域田氏总谱》第232页)
“九节牛角”实因永乐年采大木而起。
怀化地方志\市情网\方志数字方志馆\沅陵县志\大事记记有“永乐四年尚书侍郎师逵，来辰州征楠木，运送北京修建皇宫”
图一师逵、周干.gif
《明史 ·卷一百五十 ·列传第三十八》：“逵往湖、湘，以十万众入山辟道路，召商贾、军役得贸易，事以办。然颇严刻，民不堪，多从李法良为乱。左中允周幹劾之。时仁宗监国，以帝所特遣，置不问。（见图一）文中，逵为师逵。由图中文字可知，师逵当时是以兵部侍郎的身份去湖湘采木。兵部侍郎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明代六部各设一尚书、一至二侍郎）
通俗点讲：钦差大臣、国防部副部长师逵把商界和军队的头面人物召集来，采用贸易的方式，得以把采木的事情分派下去。但太严厉、太苛刻，民众（包括商贾）承受不了。许多人跟从李法良作乱。为此事，周幹参劾师逵。因当时成祖在外，由太子（后来的仁宗）监国，太子认为师逵是皇上特派的人，对参劾之事，置之不问，只派丰城侯李彬发兵肃剿李言良及其信徒。
至于李法良，《四库全书\江西通志》载：“永乐七年九月，江西妖贼李法良行弥勒教，流入湘潭聚众为乱。事闻，遣丰城侯李彬发兵勦之。”
这次师逵来沅陵采木的详细情况，未见记载。但从其它文献可见明代采木之一斑。为了解朝庭在沅陵采木的情形，本文对沅陵（辰州府治）及明代采木的有关资料摘录如下，并提出我的看法。
一、沅陵县的地理位置
《四库》对沅陵县的重要和险要作了概括：“内控诸蛮咽喉，外为武陵（今常德）障蔽。重岗複嶺，截然险峻。溪山阻绝，非人跡所履，地连溪峒，控边面甚广，险要固塞之地。”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图二郡名沅陵40k.gif
（见图二）
沅江从沅陵以上，有酉水、辰水、锦江、清水江、（氵舞）水、武水、巫水及溆水等，上述诸水系流经的湘西、怀化地区、黔东、铜仁地区、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图三明代辰州府85k.gif
酉阳、秀山及鄂西，为土家族、苗族、侗族腹地。上述地区沿水路下洞庭湖，必经沅陵。当年吴三桂反清，从云南经贵州进军湖南，在沅陵的辰龙关就被阻了两年。故明一统志写：“控诸蛮咽喉”、“控边面甚广”。如图三（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明代湖广幅截图）
二、明代辰州府及沅陵县人口
《湖广通志》载：明万历六年辰州府户二萬三百三十二，口一十五萬六千七百二十四，丁三萬五千七百七十六【笔者注：时辰州府辖一州六县：沅陵县、辰溪县、泸溪县、溆浦县及沅州（今芷江）领黔阳县、麻阳县】
《沅陵县志》载：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沅陵有7369户，57659人。
永乐年沅陵有多少人口，我未查到，但从上面的两组数据分析，在永乐初期，辰州府的人丁只会比万历六年少，沅陵县的人口不会超五万，丁不会过九千。“以十万众入山”采木，对当地人的生产生活产生何等影响，可想而知。
三、采大木艰难，采木者劳苦万状
明史\食货六“采造之事，累朝侈俭不同。大约靡以英宗、继以宪、武至世宗、神宗而极，其事目繁琐，徵索纷纭。最钜且难者曰采木。”由此可知，在明代，朝庭采木，永乐年属节俭的。新建宫殿，用木数量不会少，“俭”就俭在朝庭开支少；朝庭开支少，地方和民众的负担必然重。
明史卷二百七郭弘化（嘉靖二年進士，御史）上奏:“臣闻四川、湖广、贵州、江西、浙江、山西及真定，诸府之采木者，劳苦万状”。
后人用“入山一千，出山五百”来形容采木的艰难和危险。（见百度百科 师逵 条）
湖南虽为采木大省，然而关于明代采木的详细情况，湖南的史志记载不多。在《四川通志》里却留下了一些细节，而且记载了辰州府人的采木技术。
《四川通志》卷十六上“题报采运楠木条议疏巡抚四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张徳地题为敬陈采办楠木之法，……如离小溪五十里至百里者，犹可采运，若百里之外者，山势愈峻，道路愈险，虽有大木，无可如何矣。随传绥阳县，查出旧时木厂附近居民呉之壐、梁维栋、任明选等三人，亲问采木之法，据供，故明时，绥阳设有一厂，地名南宫北扫。当日设有督木道一员驻涪州，有督木同知一员专管钱粮。架长、斧手俱系湖广辰州府人。奉上司文着落辰州府，召募来川，人夫系本官召募，架长看路找厢，找厢者，即垫低就髙，用木搭架，将木置其上，以为拽运之说也。斧手伐树、取材、穿鼻、找筏，人夫拽运到河，用石匠打当路石，篾匠做缆子，铁匠打斧头与一应使用器具，一厂用斧手一百名、石匠二十名、铁匠二十名、篾匠五十名、找厢架长二十名。楠木一株长七丈、围圆一丈二三尺者，用拽运夫五百名，其余按丈尺减用。沿路安塘，十里一塘，看路径长短安设，一塘送一塘，到大江。九月起工，二月止工。三月河水泛涨，难以找厢施工。先于七月内动人夫五十名，寻茹缆皮堆集放于厢上，取其滑以拽其木。每夫日支米一升，雇工银六分；斧手、架长日支米一升，雇工银一钱；伐树用三牲祭，初一、十五用猪羊祭，其肉分给匠役人夫。督木同知将放出木头赴督木道交割，八十株找一大筏，召募水手放筏，每筏用水手十名、夫四十名，差官押运到京等语。据此又据署遵义府事、成都府通判马御世?同各州县列欵条议到酌古凖今，因革损益。恭列数欵，为我皇上陈之”
四、朝庭分派的采木任务重、期限紧，但钱粮未措
《四川通志》卷十六上“附万历三十五年大木议……今次派采大木数倍往额，且鸿巨异常。如一号楠杉，连四板枋，此等巨木，世所罕有。即或间有一二，亦在夷方瘴疠之乡，深山窮谷之内。寻求甚苦，伐运甚难。今者疮痍未起，以煢煢孑遗之民，任此艰难重大之役，其何以堪。查得嘉靖三十六年间以三殿采木共木枋一万五千七百一十二根块，万历二十四年以两宫采木，共五千六百根块，以今日所派较之嘉靖年间几於一倍，较之二十四年多至四倍矣。多积於官，固可以待用，而併取诸民，实力所不堪。职等窃谓额派之数，宜减。部文派采定为三运，其头运，部文限三十六年以内到京，而门工巨材且限春运，计期已在眉睫间，而钱粮未措、商贾未集、合式之材不知其在山在水，非有神输鬼运之术，何以卒辦？”
五、即便到了康乾盛世，朝庭对采木开支的预算，仍过紧。
《四川通志》卷十六上：康熈二十四年“四川巡抚韩世琦疏称：蜀省应解合式楠杉二木，共八千五百五十九根，估计需用银十二万八千三百九十余两。通省文武各官共计捐输银二万一千九百三十五两零，尚不敷银十万六千四百六十三两零，乞照数拨给。”
六、采木之役，不仅采运区民众苦，相关郡县有司也被“逮治褫黜非一”。
《明史志第五十八 食货六》：“嘉靖二十六年复遣工部侍郎刘伯跃采木於川、湖、贵州，湖广一省费至三百三十九万馀两。又遣官核诸处遣留大木。郡县有司，以迟误大工逮治褫黜非一，并河州县尤苦之。万历中，三殿工兴，采楠杉诸木於湖广、四川、贵州，费银九百三十馀万两，徵诸民间，较嘉靖年费更倍。”
由此看出，因采木数量、质量、期限等原因，被逮捕治罪、被贬被罢免的官员绝非个别。而商贾和民众更是苦不堪言，难免被治罪或外逃。
七、皇木并非皇家园林内之木，而是被朝庭采购了用于修宫殿的大木。
据清代道光时期苗商李荣魁等抄录的《皇木案稿》记载，早在宋代，就有人在西南伐木，明代和清代前期，朝廷曾多次砍伐采办大木。但是，监造皇宫选料要求非常高，如有裂口、过细或长度不够，都可能因达不到标准，被督木官拒收。
关于“私卖皇木”，我认为，朝庭征购了的、用于修皇宫的大木，才是皇木；不够标准、未被征购的就不是皇木。田氏作为商贾，将验收合格的大木交给官方，将验收不合格的、自已花钱收购来的大木卖出，这不算“私卖皇木“。
我见过的一次调运“皇木”，是在1976年冬。北京修毛主席纪念堂，我工作所在的县捐献了楠木古树。楠木从乡下运到县人民广场，起运那一天，很多人都去看热闹。几辆大卡车各装一截楠木，楠木上披有红布。县委和县革委举行了一个简短起运仪式。一位家里有人在县府工作的朋友私下对我们说：“这就是史书上说的运皇木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皇木”这个词，数秒钟才反应过来，所以印象很深。装木的车开走后，广场地下还放有几截大楠木。从人们议论中，我得知这是不符合上面要求的，不要了。这就是说，符合要求运走的才是皇木，不合要求、上面不要的，就不是皇木了。
八、“九节牛角”因由辨
九节牛角发生地，在沅陵县十牌楼（现叫石牌楼）。十牌楼在酉水河边，离沅陵城约二十里。酉水流域有湖北宣恩县，来凤县、湖南龙山县、重庆秀山县、贵州松桃县、湖南保靖县、花垣县、永顺县、古丈县，从沅陵城之北汇入沅江。沅陵人历来也把酉水叫北河。酉水流域出产楠木，据《湖广通志》卷一记载：“（宋徽宗崇宁五年）六月,辰州沅陵县江涨,流出楠木二十七条,可为明堂梁柱.蔡京等拜表贺”。“福兮祸所依”，朝庭知道了沅陵出楠木，对沅陵百姓来说，未必就是好事。
同治四年我紫荆堂《田氏族谱》在序诗中，对十牌楼田氏在九节牛角事件发生之前，是这样描述的：
“……十排楼阁瓦琉璃,人家酷似蜂房垂。渐达云路为鸿仪,名炳炎天众所推。无数盐槎沧海涯,鲛人蛋客相追随。……” （见华夏田氏网《九节牛角第二房【田氏族谱】主序及注释》）
以十万众入山，从沅陵进入各水系採大木，长达数年（因1417年皇木才运到北京）。
对一个“渐达云路”、“名炳炎天”、拥有“無數鹽槎”的田氏巨商望族，不可能目无朝庭法令去“私卖皇木”，对能参加科举考试的九兄弟，且“连中举人三名”者，自然知书识理，审时度势，更不会以下犯上去“踢打县令”。道光谱的“兄弟九人倚势踢打县令私卖皇木”，俨然是站在官府的立场，对田氏下的错误判词。
引起商贾田氏与官方矛盾的原因，是官方苛政采木。采木若不严重苛刻，就不会有朝庭六品官周幹对四品官师逵的参劾。左中允周幹是成祖为东宫置的朝官，他既要对皇上负责，也要对太子负责，因当时是太子监国。连周幹都参劾师逵了，可见采木中师逵的严刻和反响之大。若没有采木的“颇严刻”引起的“民不堪”，就不会导至九兄弟外逃，也就没有九节牛角事件。师逵虽是廉官，但他忠君有余、爱民不足，在采木中对民众过于严刻，给百姓带来了灾难。追其根由，还是朝庭压榨百姓。我们现在见到的宏伟辉煌的故宫，不知当年有多少万民众在采木中失去了生命。
我觉得同治四年谱的写法较为妥当。他没有直述，而是用比喻：“蓦地风波起沦漪，阿谁履险如平夷？惊飞沙鸟各分离，此间虽乐多枭鸱。”因明清两朝都采大木，若写得太直白，可能会招祸。
至于光绪谱的写法，显然受道光谱的影响，但该谱也摒弃了“私卖皇木踢打县令”写法，而是改写为“为运皇木，被洪水漂流，遂至有失”。在运送过程中，皇木被洪水冲散，这很有可能。因为沅江昔有“三垴九洞十八滩，处处都是鬼门关”之说。各支流，特别是酉水，流于崇山峻岭之中，上至卯洞，下至溪子口，礁石林立，滩多水急，船翻排散、人死货没的事常有发生，更何况山洪暴发，人能逃生就已万幸。但这不能反映当时采木形势的主流——严厉苛刻。设想若在一个较为合理的社会，为国家运木，山洪袭来，国家首要是救人，因山洪而失木，运木者用不着逃躲官府追捕。
结论辨以考为据，考经辨知真。综上所述，我认为，九节牛角事件发生的原因是：永乐北京修宫殿，差官採木抵湘沅。以军压商得“贸易”，严刻民商苦不堪。十牌楼，居难安，九节牛角各执一，兄弟九人出逃散！
田大驹
2012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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