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启礼

     深秋的一个星期天中午，柔和的阳光映入窗内。年已84岁的岳母坐在那辆伴随她近3年的轮椅上，透过窗户玻璃，望着院内那棵柿树出神。一枝直刺天空的枝丫上残留着一片深红色的叶子，凄厉的北风把它随意地摇曳。不一会儿，那片叶子从树枝上脱落下来，无声无息地落在地上，曲卷着。
　　“你三舅又该来信了。”岳母收回出神的目光，对我和妻子说。

　　“又想三舅啦，来信准念给您听。”妻子在一旁安慰说。

　　岳母老家在夏邑农村，她是姊妹7个中惟一女性。1947年仲秋，正在地里干活的三弟和四弟被国民党军队抓走充了军。那时已出嫁的她，陪伴着母亲哭干了眼泪，到处求神拜佛，占卜算卦，愿老天保佑俩兄弟平安回来，与家人团聚。她们天天等，夜夜盼，几十年过去了，杳无音信。

　　岳母只有在梦里和两个弟弟相见，时而给他们做鞋袜，缝补衣裳……

　　日出日落，斗转星移，时间老人将历史的车轮推进到20世纪80年代，海峡两岸涌起寻亲热。岳母家也企盼着有朝一日有一封红信从宝岛飞来，这也是几十年思念的惟一希望。

　　1987年春寒乍暖，“小桃初破两三花”时，岳母家收到三舅从台湾让回大陆探亲的同乡捎来的信，得知他在台湾已成亲安家，并让同乡捎去老家详细通讯地址。从此之后，岳母家与三舅用书信传递着乡音亲情。

　　两年后的春夏之交，三舅从海峡那一边回到了阔别42年的故乡。到岳母家探亲那天，我们见到了只听说而未曾见过面的三舅。他时年63岁，高高的个儿，体态稍胖，白润的脸庞泛着红光，两道浓黑的眉毛下长着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稀疏的头发黑白相掺，额头上、眼角边刻画着几道浅浅的细纹，说起话来口齿伶俐，声音洪亮。在交谈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辛酸而梦一般的一幕———

　　42年前农历九月的一天晌午，他与四舅正在地里收庄稼，自北向南过来一帮子队伍，见到他们二话没说就拉到队伍里，威逼着往前走。兄弟俩一前一后，不敢吭声，夹在队伍中间，越走离家越远。一夜行军，第二天就编入了队伍。那时候，国民党军心涣散，打仗节节败退，从长江北退到长江南，没多长时间，又退至上海。1948年往台湾退逃时，军队乱作一团，一窝蜂似的往船上挤，不少人被挤掉海里淹死，有的不愿去台湾，途中跳船逃跑，结果命归大海。他与四舅刚到台湾时，想家想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年仅18岁的四舅夜晚睡觉时，总抱着离家时身上穿的那件粗布褂，常常噙着泪花儿入睡。有时到了海边，面对波涛汹涌、碧光粼粼的大海，看着呱呱鸣叫着自由自在飞翔的海鸥，心里直想插上翅膀，飞越茫茫海峡，回到自己朝思暮想的家乡。过年了，兄弟俩趁夜深人静时，在军营内面向北方，跪地磕3个头，算是给家人拜年啦。到了第二年夏天，四舅忧郁成疾，不久就病逝了，临死时怀里仍抱着那件粗布褂……

　　说到这儿，三舅老泪猝下，声音呜咽。在场的人无不落泪。

　　桃花开了，紫燕回来了；树叶落了，紫燕飞走了，星光在轮复，日月在交替。十几年间，三舅又两次回乡探亲。

　　两年前的暮春，三舅从台湾来信说，等到秋天，他携妻带子回老家来，农历十月初一要去祖坟烧纸。然而，就在接到三舅来信没几天，岳母突患脑血栓，半身瘫痪，不能行走，生活不能自理。妻子姊妹几个轮换着侍候她，只能靠轮椅推着她走。到了那年秋风送爽的时候，岳母唠叨着说三舅该回来了，并让我和妻子为三舅他们收拾好房间，等着他全家的到来。谁知，接到的是三舅的一封来信。信中说三舅患了重病，当年秋天无法再回来，等以后身体好些再回去。要是真回不去，以后每年秋天，当北方树木落叶的时候，他都会给老家寄信。他寄来的不仅仅是一封书信，而是他老人家的一片心呀！

　　这时我感悟到了“树高千丈，叶落归根”这一谚语的真切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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