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启礼

    有人说，西方文化是“性文化”，中国文化是“吃文化”，有无道理且不去论。中国饮食的确浩如烟海，各种食物好似璀璨的群星，“面条”是其中亮丽的一颗。
　　面条，是我们豫东地区的家常饭。不论是农村或是城市，不论是青年或是老年，喜欢吃面条的人不少，我也是其中的一员。

　　面条，起源于何时，谁发明创造，饱含多少历史文化内涵，是哪位神仙皇帝加封，是哪个文人骚客扬颂，不得而知，也未去探究。

　　面条在饮食家族中属最底层，比起生猛海鲜、鸡鸭鱼肉来，渺小得简直是微不足道。做起来也不需要特殊的烹饪技巧，但在它身上却打下了深深的时代烙印。远的不去说，三年困难时期，粮食短缺，人们以糠菜充饥，擀面条就成了一件难事。人们富有创造性地把榆树皮晒干碾成面，再少掺些面粉擀成面条，吃着滑溜溜的。在红薯主宰“世界”的年代里，虽有红薯干等杂粮面，但白面极少，做成的面条既短又糊涂，称为“豆茬面条”。改革开放后，日子富裕了，面条家族兴旺。汤面、拉面、烩面、捞面、卤面、炸酱面等品种多、花样新，随意挑着吃。进入新世纪，人们把吃饭与健康连在一起，饮食回归自然，呼唤绿色食品，更加讲究科学营养。手擀面、绿豆面、豆杂面、蔬菜面等可谓应有尽有。

　　我自幼爱吃面条，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小时候家中贫苦，偶尔吃上一顿面条，撑得肚皮发胀还想吃。

　　到了上初中时，每逢星期天回家，母亲不管多忙多累，总是给我擀面条吃。有时家里无面，去邻居家借面也做上一顿面条，让我改善改善生活。对于爱吃面条的我，不论是啥面条，吃着都觉得津津有味。

　　与面条几十年的交情，最使我难忘的还是那次“病号饭”。1965年春，我在学校突患喉病，疼痛不能进食。班主任向学校申请一份“病号饭”，教师食堂的刘师傅亲自为我擀了一碗面条。面条擀得细而匀，略带酱色的汤里游动着香油花儿，碎碎的葱花姜沫散发出诱人的美味。香气扑鼻，沁人肺腑。我忍着喉咙的疼痛，一口气将面条吃个净光。这是我一生中感觉味道最好的一碗面条，至今还口有余香。

　　前几年，单位创办经济实体，我下了“海”，成了实体公司的“一把手”。出差在外，迎来送往是常事，但吃饭还是离不开面条。同事们埋怨说：“别的公司跟经理出差，有酒有肉吃，跟着你一碗面条打发了，太寒酸。”我却觉得，吃面条比梁生宝当年背着干馍买稻种强多了。二三块钱一大碗的面条，面菜汤俱全，省钱节时又吃着舒服，再美不过了。我这样给同事作了解释。

　　近几年，时常出入酒场，即使是几百元一桌的酒席，最后我还是要吃碗面条，不然，这顿饭就好像没有吃饱。

　　我本一介凡人，与面条结缘，我心里始终装着包拯那句话：“要吃还是家常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