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 空 寺
——西北行之五
田永红
8月18日，我们从平遥到大同，途经山西风光秀丽的恒山金龙峡，刚进峡。我在车上就看见了窗外有一座神奇的空中楼阁，飞檐翘角，悬挂在恒山峡谷西侧的绝壁上，这就是举世罕见的1500多年前的高空建筑——悬空寺。
车子直接开到悬空寺脚下的坪坝上，我们走下车来，站在奔腾不息的恒水边，远远向百丈悬崖看去，灰色的绝壁上，只见神楼仙阁，凌空悬挂，傍崖而栖，疑是云涛雾浪中的海似蜃楼；走近楼脚下抬头看，这座北魏晚期的古建筑呈“一院两楼”布局，楼堂殿阁，南北两座宏伟的三檐歇山顶高楼仿佛凌空对峙，悬挂在刀削斧劈般的绝崖之上，三面环廊围抱，六座殿阁相互交叉，飞架栈 道相连，高低错落，迂回曲折，争奇斗险。整个寺院，好象只有十几根碗口粗的木柱支撑，最高处距地面50多米，其中的力学原理则是半插横梁为基，巧借岩石暗托，回廊栏杆左右紧联，梁柱上下一体形成木质框架式结构，增加了抗震力度。可以说，整个建筑似虚而实，似危而安，危里生安，令人触目惊心，叫绝不已。仿如凌空绝顶上的欲飘仙子，又像是悬崖上的一挂彩虹， 难怪当年徐霞客至此也不禁由衷地感叹它是“天下奇观”。 我们走过一座小桥，再攀上一段栈道，出现在眼前的，就是悬空寺的山门，此寺由寺院和南、北二楼三部分组成。建筑面积152.5平方米,大小殿阁、房舍40余间，各类神像80尊。我们沿石径而上，先穿行在一道有如山洞的暗廊，其尽头便有大肚弥勒佛坐东朝西，笑咪咪地迎接着我们的到来。穿过暗廊，豁然开朗，这就来到了寺院。这是一座长方形的院落，长不足10米，宽不过3米，小巧玲珑，悠然自得。背崖处是一座整齐有序的三层楼殿，下层为僧人食宿的禅房和念经的佛堂。佛堂正中有高约1米的木雕观音龛，莲花围坐，飞龙盘顶，充满慈详和温暖。上层是主殿三佛殿、太乙殿和关帝殿。三佛殿内的脱纱三世佛像和明代铁铸韦驮像，为寺内珍贵雕塑。历代对关羽封赏有加，这里也建有关帝殿，供奉的是关帝圣君，这位“汉朝忠义无双士，千古英雄第一人”，在这佛道名山有着举足轻重的一席之地。不同的是，这奇特的寺院里的关公，红脸已变成金脸，美髯也化为无须，就连周仓手中的大刀也不见了！其因何在？问及导游说，此地的关公是以佛门伽蓝菩萨的身份出现的，应对佛祖“慈善为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教义。右手太乙供奉的是居于玉虚清境的太乙救苦天尊，相当于佛门的地藏王菩萨，他救度人鬼，号令群真。太乙又名北极神，恒山地处北方，上应北极，名为北岳，自然就推尊太乙救苦天尊了。
我们再看寺院南北两端。这里巧妙地配合了方形钟鼓楼，悬空突出，相互对称，内置楼梯，上下沟通，通道仅容一人穿行。有意思的是，这里楼梯踏板上的铁钉很特别，密密麻麻地组成莲花图案，日以天长已被磨得闪闪发光。按佛家的说法，踏上这些铁钉，即可“步步登莲，吉祥如意”。
过悬梯、钻石窟，即可看到三佛寺、太乙殿和关帝殿的脊顶，三殿南北两端各起配阁两间。倚岩设龛，殿楼突出，分别为伽蓝殿、送子观音、地藏王菩萨和千手观音殿。在寺院北面的断崖绝壁上，悬挂着两座宏伟的三层九脊飞楼，楼体大部分悬空，就岩支撑的木柱仅有碗口粗细，两楼南北高低对峙，中间断岩数丈，以飞架栈道相通，此为悬空寺最为惊险之处，走上栈道。仰视下看，恒水横流，乱云飞渡，令人胆怯。
悬空寺原名玄空寺，又名崇虚寺，集道家之玄，佛家之空于一体的空中建筑。所以，走过栈道，登两楼，就见内有释迦殿、三宫殿，纯阳宫，观音殿，三教殿。在外楼内窟石壁上刻有报身佛、应生佛和法身佛三尊大石佛。佛雕端庄大度，体态丰盈。南楼的主要殿堂有纯阳殿、三宫殿和雷音殿。雷音殿是佛祖讲经的地方，正中为释迦，两旁分别是文殊和普贤菩萨，神态各异，雕刻精巧，既有唐代饱满风格，又避唐塑之裸露。藻井二十四位空悬的飞天大神，虽有残缺，但他们犹如维纳斯的非凡神韵依然如故，给人们留下了深远的想象空间。北楼三层分别建有五佛殿、三圣殿和三教殿。以突出的位置建在悬空寺最高处的三教殿中，佛主释迦牟尼慈眉善目地端坐正中，道教鼻祖老子清高豁达地稳居佛祖之右，儒家始祖孔子恭谦自如地排列佛主之左。这种佛、道、儒三教鼻祖同居一室，和谐相处的格局，正是古老的“三教合一”思想的完整体现。
当我们步出三教殿时，再仰望长空，青天一线，山风吹拂，神清气爽。而当俯视长峡时，又是山水寺庙，相映成趣，置身其中，妙不可言。
走 进 五 台 山
——西北行之六
田永红
我们的旅游车颠颠簸簸地走进五台山时，已是晚上10点钟，天淅淅漓漓地下着雨，虽说是初秋，身上还是觉得有些冷。我们急忙在五台的中心怀台镇，找了一家叫圆缘的宾馆住了下来。虽说这家宾馆条件较差，还缺水，但总有一个睡觉的的窝，还能舒舒服服睡一觉。也不知做了些啥梦，使我迷迷糊糊醒来时，天已经大亮。
我拿着相机，走出宾馆，站在高台上，抬头远望这座坐落于“华北屋脊”上的五台山，巍峨雄奇，横空出世，峰峦叠翠，山岳交错，形如虎踞，势如龙蟠。因刚下过雨，纵横连绵百余公里的群山，云蒸霞蔚，点露山尖，有如浮舟。云海时而平静，轻柔如绢；时而翻腾，滚涌如涛。随后，东边殷红，霞彩亮丽，只见一轮丹阳，跃出云海，天宇通红，犹如赤绫，风光秀丽，气象万千。这时我突然想起元好问的诗。
山云吞吐翠微中，淡绿深青一万重。
此景只应天上有，岂知身在妙高峰。
继而，我又在想，古人真会找地方，把一个佛教圣地选在这里。这风水，这龙脉，人类罕见，世界独有。难怪在周朝就有人在这风水宝地里开始修建寺庙。《清凉山志》曰：“周穆王时，已有声教及此。清凉山者，曼殊所居，穆王于中，造庙祀之”东汉永平年间，汉明帝刘庄夜梦金人端坐祥云，从西天飘然而来，知是有佛感应，曾派使臣去印度取经，使臣回国，带来经卷和佛像，尤其是释迦牟尼佛像，果然和其梦中所见一样，便越加崇信佛教，遂令在洛阳建白马寺。翌年，在五台山建寺。从此，深处内陆的五台山，便吹进恒河的佛风，响起了梵门的经声。随后，经北魏、北齐、隋、唐直至清末，五台山的寺庙建筑广建群居。台内台外寺庙林立，建筑辉煌壮丽，全盛时，竟达三百余所寺庙。随着历史的变迁，五台山现存寺庙近百座。当我们漫步在这错落有致，依山就势建筑群的五台山佛国里，你会觉得既有各种形式的古刹精蓝，又有各种形制的浮图宝塔，还有千姿百态的佛教圣像，只要我们留心欣赏，随时随地都可以学到许多知识，感受到无尽的艺术魅力，使自己的心灵得到净化，境界得到升华。在这林深树茂的梦宇花宫中，不得不佩服那些木构与石雕、砖雕、浮雕及彩绘的有机结合，形成了一个个与原生环境和谐统一的古建筑群体的富丽堂皇；不得不佩服那些古建筑，规模宏伟，形制古朴，构件精细，样式繁多，手法典型。既有历史的连续性，又有时代的特殊性，是全国绝无仅有的，成片保存完好的古代建筑宝库。完全可以说，五台山保存下来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典范构筑，本身就是一部篇幅浩繁的中国古代寺庙建筑史，是我国古代建筑的活标本。正如有人所赞：“五台归来不看庙。”
经过两千年的岁月兴递，五台山吸纳了印度佛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地域文化和宗教文化一次次地对撞，融合，使它涵括了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成为一处举世瞩目的佛教圣地，与四川峨眉山、安徽九华山、浙江普陀山，并称为我国佛教四大名山。而其又以历史悠久和规模宏大，居于佛教四大名山之首。
也许是造物主的着意安排，为五台山文殊道场的形成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五峰（台）巍然，顶皆平广，千峰环开，钟灵毓秀。佛教经典《大方广佛华严经》中云：“东北方有处名清凉山，从昔以来，诸菩萨众于中止。现有菩萨名文殊师利，与其眷属一万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说法”。这样一来，释迦牟尼佛主在多部佛典中绝无仅有的金口玉言，就把文殊道场的地位非常明确地肯定下来，并不容置疑地得到了中外佛教徒的认可，使五台山理所当然地成为文殊信仰的中心。其后，随着文殊菩萨形象的不断高大，最后上升为“七佛之师”，“三世诸佛以为母”，成为各民族佛教信徒最荣拜的佛教神，五台山也被尊为“金色世界”、“清凉净地”。
佛教传说文殊菩萨是般若的化身，般若即智慧，故他是主司智慧的大智菩萨。佛教把文殊菩萨的般若智慧喻为能劈开一切蒙昧，斩断一切烦恼、断除一切魔障的锐利宝剑。是一种深入人心，绝对平等的根本智慧，主要体现为“空”、“不二法门”等一系列丰富深刻、博大精深的思想理论，在全部佛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不仅为佛教信徒所尊崇，实践，亦是人类思想文化中的宝贵遗产，闪耀着智慧的无限光芒。
云 冈 石 窟
——西北行之七
田永红
8月19日，阳光明媚，天气凉爽。我们驱车早早地来到大同市西部16公里处，打眼向武周山北崖看去，有一片依山而凿的石窟，如蜂窝似的重重叠叠一字排开，东西绵延1公里，那就是我国规模最大、享有世界文化遗产殊誉的石窟群——云冈石窟。
我们随着导游进入云冈石窟景区，穿过庭园，沿路标向东，从一、二窟开始观赏。依次对大小25处窟龛，5100多座雕像进行粗略观赏，然后选其代表作品仔细地观看，觉得云冈石窟规模之大，雕刻技艺之精湛，造像内容之丰富，堪称公元5世纪后半叶我国佛教雕刻艺术的“博物馆”。置身于此，就好像进入了艺术殿堂，一座座佛雕就像一首首疑固的史诗，洋益着佛国的神秘和气度，更有一种鲜活生命的闪动，人物性格，音容笑貌，穿着打扮跃然纸上，参观的人很多，但我发现大家都是静静悄悄的，轻轻地踩着地面，没有喧华，没有议论，全神贯注地看着每尊佛像，生怕惊挠了神龛上正襟为坐的神灵。
云冈石窟是北魏王朝的国家工程，凝聚了北魏各族人民的血汗和智慧，成为中国宗教史上的辉煌巨作，被西方美术史家称之为东方艺术瑰宝，公元4世纪末期，控制了黄河流域以北大部分地区的拓拔鲜卑建立了北魏王朝，道武帝拓拔 天兴元年（公元398）从内蒙境内的盛乐迁都平城（今大同），这个自广阔草原的鲜卑人，在思想，文化和宗教信仰等社会意识形态领域，采取了一种开放自由的态度，对弘扬佛法更是不变余力。所以，定都大同的近百年间，也是北魏王朝最繁荣时期开凿了云冈石窟。我在想，为什么要耗巨资来开凿石窟呢？经过访问，石窟的开凿除北魏皇室的倡导外，还有另外两个原因。一是在古印度，佛教信徒，僧侣们都把依山雕造石窟，佛像作为礼佛修行的场所。因而石窟的经久耐用是砖石建筑的寺院所不及的，所以当三世纪古印度的石窟艺术传入中国后，北魏皇室自然选择了地层岩石属于侏罗纪的石英砂岩层坚硬，结构紧密的这武周山；二是当时大同作为国都，经济发达，文化和艺术交流空前活跃。据史载，大同当时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之一，同时也吸收了古印度及中亚文化艺术，融合西域诸国和中国山东六州，陕西关中，河西凉州，东北等地区各民经济文化，而且公元383年淝水之战后，北魏政权获得成功，并大势扩张疆土，广泛网络人才，仅北魏建都大同期间就有近百万人口迁涉大同，使得这一地区民族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汉、鲜卑，羌，乌恒，丁零等各民族都汇集于此，共同铸造北魏文明，其中的代表之一就是以其巧思神妙的艺术智慧创造了这云冈窟佛教艺术。
云冈石窟的开凿前后经历了70年，按期形制和风格可分三期。第一期开凿于文成帝时期，为著名的昙曜五窟（16-20窟），由凉州而来的高僧昙曜主持开凿象征着北魏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景穆帝，文成帝的昙曜五窟，艺术上突出造像高大雄伟，朴拙浑厚的气势，宗教上体现佛法流通后世，永存无绝的思想。在主题思想，造型设计，艺术情感，宗教内涵等诸多方面成就卓然。是具有划时代艺术意义的典型作品，其中第20窟是云冈石窟最具代表性。其主尊是将释迦佛与北魏开国皇帝道武融为一体雕刻而成的，顶上肉髻，眉间白毫，面相方圆，两耳垂肩，广额丰颐，长眉细目，双眼有神，嘴角深嵌，微笑中流露出无比的豪迈、自信、超脱和喜悦，岂不是鲜卑人纵马千里，得天下的雄心壮志的表现？大佛身姿伟岸，胸部厚实，身体略加前倾，更是居高临下，威武慈祥，这是人性的表现，也是一个民族生活辉煌与灿烂的反映，它充分体现了“人神合一”的历史，文化和美学的特点。叫人看后惊叹不已。第二期开凿于文成帝死后至孝文帝期间，主要石窟有五组，这个时期开凿的洞窟，平面多呈方形，多分前后室，有的洞窟中央雕中心塔柱，还有的在后壁凿隧道式诵经道。窟顶多雕有平藻井。造像内容显著增加，表现题材多样化。其间佛像华丽典雅，和谐自然，体貌优美，有着普遍的佛教意义和审美效果，显示出极高的艺术水准。第三期开凿于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一直延续到孝明帝正光年间。多为当时社会上的官僚地主、善男信女以及少数民族统治集团所营造。北魏迁都洛阳后，云冈石窟雕凿规模虽小，但处理得主次有序。人物形象清癯俊美，比例适中，夸张中有收敛，清癯中透秀雅。这种清新典雅的艺术风格与昙曜五窟浑厚、纯朴的西域情调和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复杂多变、富丽堂皇的太和格调，共同构成了云冈石窟绚丽多彩的艺术特色。
走进每一个石窟，我都觉得这些栩栩如生的佛像不仅寄寓了鲜卑人的宗教信仰，也反映了他们的生命意识，文化观念和美学理想。它所创造的佛、菩萨、罗汉、护法以及佛本行，佛本生的各种故事，都是通过具体人的生活形象而创造出来的。因此，它与同时代历史时期人们的生活以及社会的发展变化，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同时期所开凿的石窟，便反映了不同时期的社会发展状况。与较为艰涩的佛经相比，它能使佛教思想形象化，因而更易于被人们所接受，所欣赏。
河 西 走 廊
——西北行之八
田永红
8月20日，我们游完大同云冈石窟，坐车途经雁门关返回太原。乘晚上7点半火车直抵敦煌，近40小时3000公里的车程，几乎有一半的时间都在河西走廊上行驶。我们一路往西，河西走廊就像长蛇一样向西没完没了的伸出去，宽处不过百来公里，最窄的仅有十来公里。而且，整个河西走廊给人的感觉，无一不与军事有关，与水有关。
从汉高祖开始，整个一部中国军事史、外交史、文学史，河西走廊都占了重要篇章。在我们的行程中，沿途的城镇诸如静定、定西、秦安、靖远、武威、张掖、永昌、安西等，然后就是嘉峪关、玉门关、阳关、无一不与军事有关。西汉初年，整个河西走廊为匈奴领地，强盛的匈奴领地，强盛的匈奴“控弦之士三十余万”的威势，对西汉王朝构成严重威胁，并且经常骚扰掠夺。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继位后，两次进军河西走廊，大败匈奴，从此开通了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然而就在我们车子通过乌稍岭隧洞后，出现了一个窄窄的河湾处，两山对峙，互抱处为入口，出口则南斜出一角为伏虎形，北山直插过来，酷似狼跃，这就是北宋时杨家将遭重创的虎狼关。杨家一门忠良，为了国家社稷，征战在西北边塞，最后犯了地名之讳——虎狼吃羊（杨）的，剩下十二寡妇，也不示弱，还一直打到张掖、酒泉一带。而我们行驶途中的武威现在还是军事要地，民国时扎有兵营，也是清代的军事防务重地，那高大厚重的围墙依然显目，清兵手植的杨树、榆树已经数十人难以合抱，树顶的乌鸦，朝夕呱呱啼叫，似乎从古叫到今，给人以警醒。
“秦皇汉武，略输文采”，沿途人们议论得最多的还是现代化战争以及这酒泉的核武器试验基地，飞船发谢。当然，人们也便没忘记关于汉武帝喜爱大宛汗血宝马，张骞出西域、卫青、霍去病抗匈奴的故事，左宗棠的故事，西路红军的故事。老人们津津乐道讲着这些故事的同时，也时不时吟上几句有关河西走廊的古诗。当我面对茫茫戈壁沙滩，第一次听人吟出于右任的“多少古城名将，至今想象，白头醉卧沙场”名词时，我对从古至今守护在这里将士，由然起敬。真想跪下去，面对西塞边关，向卫国战死在这里的忠魂们，叩三个响头。
然而，历代忠良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河西走廊，如今到处都在喊：“渴，渴！”西部确实干涸了。张骞当年出走西域，报告给汉武帝的是一路土肥草茂，就连我60年代读小学时，老师教地理在讲到河西走廊时，也是神采飞扬，动情地说出“美丽富饶”的字眼。如今，驱车数千里，从车窗看出去，眼见的是戈壁，戈壁，还是戈壁。在千里戈壁沙滩上，干风呼啸，尘土飞扬，不见一口井，一条河，白晃晃的日光，从早晒到晚。偶尔出现一片绿地，或为一个城镇，或仅几户人家的小村，草木是非常贱活的，只要有一点水就泛绿，长一簇树，树中树后是一畦一畦的庄稼田。田里长着绿色的包谷，棉花，瓜果，但都很矮小，随后在几间房舍的不远处便是废弃的残垣断壁，林子外还有平整的田土，犁痕宛在，畦格依旧，但已经不再种庄稼了，就连当年丝绸之路上的寿昌城，曾经灯火辉煌，繁华似锦，如今已被滚滚黄沙掩埋，只有几段残垣断壁在沙丘中顽强地挣扎着；又如唐代诗人王维诗中提到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阳关，过去因为有水，称之南湖，是通往西域的门户，又是“丝绸之路”南路的必经关隘，其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自西汉以来，许多王朝都把这里作为军事重地派兵把守。多少将士曾在这里戍守征战；多少商贾、僧侣、使臣、游客曾在这里验证过关；又有多少文人骚客面对阳关，感叹万千，写下了不朽诗篇。如今已是云山浩渺，大漠茫茫，河西走廊西端的年降雨量只有40毫米，而蒸发量却高达2400毫米。
这一切都证明着河西走廊的水源在减少，就连那大漠上成片站着的，倒下的，如白骨的胡杨树，风卷着沙尘忽东忽西，如漂浮的幽魂在夕阳西风中发出古怪的呻吟。黄沙如狼似虎地在一口一口吞噬着这片“土肥草茂”“美丽富饶”的土地。
就连那些沿途匍匐在下的民居，陕小的院落，四周皆为土墙，只是顶部的半边盖的屋面太显眼了。这就是河西走廊十八怪中的一怪“房子半边盖”。这应是一个残缺的居住形式。这种住房形式流行范围从山西、陕西、甘肃纵横上千公里，就连山西的乔家大院，王家大院、祁家大院也不例外，按说这一范围属于黄河汉文化，其理念的住房形式当是人字屋顶，阴阳两极相对上升交会而成屋脊，屋脊平直贯通，凌空临世，这正是天道的象征。然而，河西走廊等地的民居为何取其一半而为之呢？说到底，还是因为缺水，当每年天上降雨时，屋顶上所有的雨水都顺着这个惟一的坡面流淌到自家门前来了，而每家院坝下就是一个加了盖的储水池。按民俗的说法，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也许主人看来，这源源不断的流水正是财富与好运的象征。其实，是留住每一滴水，保证人畜一年的饮用。
在这漫漫的河西走廊上，关于战争、丝绸之路、文化艺术的故事，从古至今，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
边 塞 诗 旅
——西北行之九
田永红
火车在西安停的时间较久，于是我走下车去闲逛了一会，待车子启动时，就有一种重新登上旅程的感觉。看着西天残月，迎着萧萧秋风。我们就要进入广袤苍凉的大西北，过陇西，渡黄河，穿越河西走廊和茫茫戈壁沙滩，直抵飞天故里敦煌。此时，我突然想起李白的《子夜吴歌》诗：“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
我们就这样进入河西走廊，一路走来，看见两边那些熟悉而又陌生的山山水水，就似乎走进了时空隧道，走在昔日伟大诗人的不杇诗篇里，而那些穿着汉服唐装思愁善感的诗人们，活灵活现地向我走来，叙说他们的人生遭遇和创作情怀。虽然我与他们也是相隔千余年，然而奇怪的是情感上的喜怒哀乐却便不陌生，甚至很近，仿佛只隔了一页纸。
“陇头流水，流离四下。念我行役，飘然旷野。登高望远，涕零双堕。
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肝肠断绝。”此为《陇头歌》。作者是谁无法考证，但肯定他是一个在河西走廊离家“行役”之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打工者。陇上作为古时的行役下苦之地，如今乘车至此，依然有“飘然旷野，肝肠断绝”之感。
我看着燕支山，遥望那绵绵的祁连山，我突然被一首匈奴歌所感动着。
“失我燕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西汉初年，匈奴入侵河西。对西汉王朝构成了严重威胁。汉武帝继位，对河西两次用兵，大获全胜。当汉家人举酒庆贺胜利时，却从匈奴里发出这一首悲歌。歌里那无穷的遗憾和惆怅，那宛如牧野长歌似的英雄叹息，那失地恋土的伤感和悲痛，使我忘记他是“敌人”，而只感动于他们是人，是和我们一样厌恶战争的人。
战争是残酷的，它对胜、败双方都会带来损失。蔡文姬作为当时一位才华横溢的女诗人，就因董卓之乱而身陷匈奴地十二年之久，并生有二子，后被曹操遣使赎还，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被她用诗记录了下来，至今读了都让人伤感：“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边荒与华异，人俗为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肃肃入我耳。”（蔡琰《悲愤诗》）
河西走廊终以象征和平与繁荣的丝绸之路而载入史册。然而边关的稳定，道路的畅通是有代价的。自汉经南北朝至随唐，西北胡汉交界地带一直战事不断，铁马兵戈，使得多少好儿女旦辞爷娘暮死沙场。“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析，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北朝民歌《木兰辞》替父从军的花木兰把我带进了那个烟尘弥漫的疆场，又令人欣慰地再现了她美丽的女儿妆。但回望关外千里戈壁，万里蓝天，能有几人有此幸运？“阳关万里道，不见一人归。唯有河边雁，秋来南向飞。”(瘐信《重别周尚书》）
唐朝是一个既开放大气又繁荣富强的王朝。除了反映在内地文学艺术作品上外，在边塞诗作上也很有造谐。而且诗人们更是对此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于是，这些边塞诗带我进入边塞，进入那些被诗句唤醒的缤纷事物之中。7月流火，大漠孤烟，飞沙走石，胡马羌笛，金甲铁衣，送别迎归，厉厉展现在我眼前。
“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莾莾入黄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
唐朝汉军向西长驱直入，治理河西走廊，重振阳关雄风，安边平乱，一扫魏晋以来西域上空的阴云，捷报频频传遍长安、洛阳。诗人们深受边关战绩的鼓舞，又见升平盛世。于是焕发出前人所没有的豪迈雄心。“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 ，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从军行》）。
唐代以边塞诗而闻名的岑参、高适、王昌龄、李颀、王维、王翰等，绝非闭门造车，他们都曾以不同身份亲临边疆甚至驰聘于沙场，都有一段西域难忘的岁月生活。许多诗作就产生于他们身临其境的体验，若非面对大漠，目睹，亲历这一切，他们的诗绝没有那样深刻，形象，更不会传下来。
“北风卷地白草斩，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西部的苍凉，悲壮和战争的惨烈跃然纸上。还有王翰《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李颀《古从军行》“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野营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
诗人描述战争，却不热衷或迷恋于战争，生活与和平才是他们的追求和向往。我们一路走去，整个西域旅行中，聪明的导游都时不时引用这些诗，结合景点兴致勃勃的讲述生活边塞的种种奇趣和美好的故事，于是，诗中的情景也一个个从历史的尘封中苏醒过来，再现在眼前，处处充满着“胡琴琵琶与羌笛”的异域情调和“葡萄美酒夜光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西域光彩。
飞天故里话敦煌
——西北行之十
田永红
火车带着我们向这座地处河西走廊最西端的城市——敦煌奔去。在离城还有十多公里处，我就看见火车站建筑，像振翅欲飞的飞天神女，向我们伸出热情的双臂，而我就象以别的赤子，奔跑地投入敦煌母亲的怀抱，那种拥抱历史，拥抱文化的心情无比激动。当我们走进这座被茫茫沙漠拥抱的绿洲城市就觉得党河雪水正在滋润着她的肥田沃土，绿树浓荫挡住了她周围的黑风黄沙，粮棉旱涝保收，瓜果飘香；当我们走在敦煌一条条整齐、干净的街道上，无意中发现那些雕塑、壁画，公共建筑物，甚至街道两旁的果皮箱、路灯全是飞天形象，就连晚上我们观看的大型歌舞剧《敦煌女神》，也是以飞天故事为内容，以飞天形象为舞姿造型。我们仿佛已经走进了飞天的世界，自己也有一种跃跃欲飞的感觉。
其实，就连敦煌发展史也充满了飞的腾跃，“敦，大也；煌，盛也。”盛大辉煌的敦煌，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早在原始社会末期，中原部落战争失败后，被迁徒到河西三苗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他们以狩猎为主，开始掌握了原始的农业生产技术，夏、商、周时，敦煌属古瓜州的范围，有三苗的后裔，当时叫羌戎族的在此地游牧定居。战国和秦时，敦煌一带居住着大月氏、乌孙人和塞种人。以后，大月氏逐渐强盛起来，兼并了原来的羌戎，打败了乌孙，赶跑了塞种人。
西汉初年，居住在蒙古高原的匈奴强大起来，发兵征服了月氏，将大部分月氏人迁移到了中亚的阿姆河流域，称为大月氏；而另一部分仍居住在祁连山一带，称做小月氏。在此期间，汉高祖曾与匈奴争战，结果大败，不得不采取和亲的办法，以金银布帛来换取边境的安宁。这样过了六七十年，到了汉武帝的时代，汉朝有了足够的经济基础，就改变了对匈奴的和亲政策，采取了抗击匈奴的战略。为了联合曾被匈奴打败的大月氏夹击匈奴，汉武帝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
公元前138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但经过河西走廊时就被匈奴俘获，拘留了10多年伺机逃走。等他继续西进，历尽艰辛到达大月氏后，此时的大月氏已居住在中亚小草丰茂的地方，生活富足，无意东归，张骞虽然没有达到目的，但他对西域的地理，物产和民族风俗习惯都作了仔细的调查，为汉武帝打通丝绸之路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就在张骞出使西域的同时，汉武帝对匈奴进行了一系列军事打击，占领了河西走廊，随后置地方政府酒泉、武威、敦煌，张掖四郡，历史上称为河西四郡，敦煌之名才得以问世。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最西端，战略位置极其重要，所以，在敦煌城西设立了阳关和玉门关，敦煌郡便成了中国西面的门户。
公元前119年至前115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与乌孙国建立了友好关系，他的副使又分别访问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国，随着汉朝政治与经济的发展，朝廷不断向西域诸国派遣使节，中国与安息（今伊朗）、奄蔡（今咸海里海）、条支（今叙利亚和伊拉克），身毒（今印度）等国有了经济文化交流。西汉的丝织品、麻织品、漆器、铁器等先进手工业品不断地输出西域各国，而外国的葡萄、石榴、胡萝卜、橄榄等土特产及琉璃、西海布等手工业品也传入了中国。由西汉首都长安经河西走廊到达敦煌，而通向中亚、西亚的这条交通要道，被中外历史学家称作“丝绸之路”。
两汉以后，在南北两道以北，又辟新道，从而形成了敦煌以西分三道的路线，但无论怎样变化，丝绸之路都要经过敦煌，佛教随之传入敦煌，随着丝绸之路的不断繁荣，加之，敦煌与西域接近，随着丝是我国最早接触佛教的地方。在佛教传入初期，来往西域和中原之间的中外高僧们常常在敦煌讲经说法，或作短暂停留，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敦煌一地的佛教发展。北凉灭西凉后，高僧昙摩密多就从龟兹（今库车）来到敦煌，修建于严净的寺院，当时佛教的传播也许会使深受战争创伤的敦煌人民得到精神的慰藉吧。北魏后，佛教在敦煌快速发展，一些有名的高僧出自敦煌，寺院与石窟的开凿也十分盛行，佛教的繁荣，使敦煌成为一个颇有影响的佛教都会。
飞天随着佛教的传入而传入，它是佛教艺术中的一个独特形象，通常是指佛教诸天，除了佛和菩萨以外，佛界所有的诸神都能自由地飞行于天空。其实，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古代也有关于仙人自由飞翔于天空的传说。只是佛教的飞天在进入中国后，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想到羽化而升天的神仙思想，于是飞天便很快成为中国人喜欢的形象，敦煌石窟中，从最早开凿的第272、275窟中就出现了不少飞天，此后历代石窟壁画中几乎都画出了飞天的形象，而这些被称作敦煌形象的飞天，其特征是不长翅膀，而今存有绚丽的飞天壁画5万平方米。不生羽毛，借助云彩而不依靠云彩，凭借飘曳的衣裙，飞舞的彩带凌空翱翔，千姿百态，千变万化。这是在本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吸收融合了外来飞天艺术的成就，发展创作出来的敦煌飞天，飞天便很快成了敦煌的象征，成了敦煌人的精神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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