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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齐新政
    作者:田氏网   访问量:6897    添加时间:2007-12-21 16:38:32
     

        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及《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周初胡公满受封于陈国(在今河南省淮阳县),十世孙陈历公,生子名完,字敬仲。出生时,历公请路过的东周太史为其占卜,太史说这个孩子的子孙将来要在其他地方拥有国家。齐桓公十四年(前672),太子御寇被陈宣公所杀,敬仲畏惧祸及自身,遂逃奔到齐国。齐桓公欲封公子完为卿,公子完不受,只接受工正之职,食釆于田,改称田氏(田与陈古音相同。又有说是因为封邑在田,所以称田氏)。
        前545年,田完四世孙田桓子与鲍氏、栾氏、高氏合力消灭当国的庆氏。之后田氏、鲍氏灭栾、高二氏。田桓子对齐国公族“凡公子、公孙之无禄者,私分之邑”,对国人“之贫均孤寡者,私与之粟”,取得公族与国人的支持。齐景公时,公室腐败。田桓子之子田乞(田僖子)用大斗借出、小斗回收,使“齐之民归之如流水”,增加了户口与实力。是谓“公弃其民,而归于田氏”。前489年,齐景公死,齐国公族国、高二氏立公子荼,田乞逐国、高二氏,另立公子阳生,自立为相。从此田氏掌握齐国国政。前481年,田乞之子田恒(田常子)杀齐简公与诸多公族,另立齐平公,进一步把持政权,又以“修公行赏”争取民心。前391年,田成子四世孙田和废齐康公。前386年,田和放逐齐康公于海上,自立为国君,同年为周安王册命为齐侯。前379年,齐康公死,姜姓齐国绝祀。田氏仍以“齐”作为国号,史称“田齐”。 
        齐威王,名因齐,公元前356年,其父齐桓公去世后即位,至公元前319年,在位37年。齐威王即位伊始,“好为淫乐长夜之饮,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乱,诸侯并侵,国且危亡,在于旦暮。”(《史记·滑稽列传》)国内吏治败坏,土地荒废,生产得不到发展,人民生活贫困,内乱外患,造成了国人不治的局面。威王左右的人都不敢进谏。稷下先生淳于髡用隐语进谏威王说:“都城内有一只大鸟,落在君王的宫廷中。这只大鸟三年不飞,也不叫,请问大五这是什么鸟?”齐威王心知淳于髡谏言用意,幡然省悟回答说:“这只鸟不飞则已,一飞就冲上云霄;不叫则已,一叫就使人惊异。”(《史记·滑稽列传》)。传世载齐威王事的《陈侯因齐敦》铭文曰:“皇考孝武恒公,恭哉,大谟克诚。其唯因齐扬皇考昭统,高祖皇帝,迩嗣桓文,朝问诸侯,合扬厥德。”从而可以看出,齐威王具有继承远祖皇帝统一天下,近承齐桓公霸业的宏图抱负。于是他奋发励精图治,改革创新,通过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改革,终获富国强兵之功,创称雄战国伟业。兹择其改革举措之要,分述如下:


      一、纳谏、修法、破格举贤


      齐威王对政治的改革,针对“百官荒乱”的局面,他先从整顿吏治入手。通过调查研究,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切实了解了各地治乱的状况及原因。然后把冬地的官吏七十二人召集起来,对“田野辟,民人给,官无留事,东方以宁”,确有政绩的即墨大夫“封之万家”;对“田野不辟,民贫苦……以币厚吾左右以求誉”。瞒上欺下,收礼受贿,犯有失职之罪的阿大夫,施以“烹刑”。(《史记·滑稽列传》)对于那些接受贿赂,毁誉不实,不务正业的左右近臣,视为奸臣,“皆并烹之”。(《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由于赏罚严明,整顿了吏治,此后“群臣耸惧,莫敢饰非,务尽其情。齐国大治,强于天下。”(《资治通鉴》) 
      广纳群言,兴利除弊。齐威王“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此命令下达后,群臣进谏者“门庭若市”;数月之后,进谏者“时时而间进”;一年之后,进谏者“欲言无可进者”。(均见《战国策·齐策一》由于齐威王从而采纳了不少兴利除弊、富国强兵的好建议。
      亲自考察,破格选用人才。邹忌以“鼓琴见威王”,他以弹琴之理,喻治国之道。他说:“夫大弦浊以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之愉者,政令也;钧谐以鸣,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时也。夫复而不乱者,所以治昌也;连而径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调而天下治,夫治国家弭人民无若乎五音者。”(《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他认为,为君者执政要温和;为相者从政要廉洁;国家颁布政令要统筹兼顾;推行政令要抓紧抓实。如此,就能把国家治理好。齐威王很赏识邹忌的治国才能,入宫三个月便授于相印。邹忌献策,谨修法律而督奸吏,“减吏省员,使无扰民”,以法治国,从而使齐国迅速出现了盛世局面。淳于髡,出身微贱,曾为人赘婿,但他才智过人,长于隐语,善于讽谏。他在酒席间向威王说:“酒极则乱,乐极则悲;万事皆然,言不可极,极之而衰”,深得威王赏识,委以重任,让他参与重大外交活动。未曾有辱使命;孙膑,受过膑刑,身体残废。他从魏国来到齐国,暂寓齐国大将田忌门下。一次田忌与齐威王及诸公子赛马,射赌千金。孙膑献计说:“用你的下等马与他的上等马比赛,用你的上等马与他的中等马比赛,用你的中等马与他的下等马比赛。”(《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结果,田忌以一负二胜的成绩赢得了全盘比赛。威王发现孙膑有杰出的军事才能,便破格任命他为军师。孙膑为威王的争雄称霸,运筹帷幄,屡立战功。
      知人善任,用人不疑。一次,“秦假道韩、魏以攻齐,齐威王使章子将而应之。与秦交合而舍,使者数相往来,章子易变徽章,以杂秦军。候者言章子入秦,威王不应。顷之间,候者复言章子以齐兵降秦,威王不应。如此者三,……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为击?’顷间,言齐兵大胜,秦兵大败。”(《战国策·齐策》)威王深信大将匡章不会背叛自己,放手让他指挥作战,全权处理战事,终于取得作战的胜利。


      二、发展经济,富国强兵


      威王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要想富国强兵最重要的就是发展经济。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强兵》载:“威王曰:‘富国……厚,’威王、宣王以胜诸候。”从中可以看出,威王非常重视发展经济,以惠民富国。
      那么,怎样才能富国呢?威王认为,发展农业是富国的主要途径。对此虽在史无直书,但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管子》,据考也反映了当时的不少实况,故我们从此可管窥其一斑。《管子》称:“力地而动于时,则国必富矣。”“夫富国多粟先于农,故先王贵之。……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先王者,善为民除害兴利,故天下之民归之。所谓兴利者,利农事也;所谓除害者,禁农事也。农事胜则入粟多,入粟多,则国富。”这都足以说明,要想富国强兵发展农业是重要举措。
      关于发展农业生产的一些主要措施:一是,对土地充分开发利用。对农耕地要“均地分力”(《管子·乘马》),“常以秋岁末之时阅其民,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数。”(《管子·度地》)这就是国家根据农民人口的多少给予一定量的土地,让农民耕种。对荒地要大力开垦,“地之不辟者,非吾地也”(《管子·权修》), “彼善为国者,壤辟举则民留。”(《管子·事语》)奖励农民开荒生产粮食;二是,保护农业劳动力,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要求“春以奉朝,夏已奉耘,耒耜械器,种穰粮食,毕取赡于君,故大贾蓄家不得豪夺吾民矣。”(《管子·国蓄》)、“民之无本者,贷之圃镪”,“夷疏满之,无食者予之陈,无种者贷之新,故无什倍之价,无倍称之民。”(《管子·揆度》)就是有国家对农民实行借贷,包括种子、粮食、生产工具等,使农民免遭利贷的盘剥;三是,按土地好坏纳粮,平均农民负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管子·乘马》);四是,奖勤罚懒。“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赐之。力足荡游不作,老者谯之,当壮者遣之边戌”(《管子·揆度》)对勤劳耕作,多生产粮食的人给予奖励,对那些游手好闲,不肯劳作的人给予惩罚,鼓励人们好好参加农业劳动;五是,保证农时。“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 “不务四时则财不生。” (《管子·牧民》)不要在农忙季节作功起众,建宫室台榭,争夺农业劳动力;六是,搞好粮食管理。“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有余。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敬之以重。”就是说,在丰年,国家要多收购农民的粮食,防止谷贱伤农;在荒年,国家要出售储备的粮食,以解民困。同时还要发展林牧副渔业,“藏于不竭之府者,养桑麻,育六畜也”(《管子·牧民》), “山泽救于火,草木植成,国之富也,”“六畜育于家,瓜瓠荤菜百果具备,国之富也。”(《管子·立政》)抓好副业生产,对于富国、富民都是非常重要的。
      齐威王还把发展手工业以及对外贸易当作富国强兵的重要途径,大力开发铜、铁等矿产资源,实行盐铁专卖。并将海盐出售到梁、赵、卫、宋等国,赚取外汇,赠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使国家富强起来。


      三、宣教兵法,改善军备


      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齐威王在军事上也进行了改革,司马穰苴精于兵法,“文能附众,武能威敌”(《史记·司马穰苴列传》),精于军事理论,威王便使大夫理事追论《司马穰苴兵法》,并且亲自宣教兵法,提高将领的指挥才能。威王还常与孙膑商讨军事理论,虚心向孙膑请教战略战术方面的问题,如“两军相当,两将相望,皆树而固,莫敢先举,为之奈何?”“我强敌弱,我众敌寡,用之奈何?”“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用之奈何?”“敌出我出,未知多少,用之奈何?”“击穷寇奈何?”“击钧奈何?”“以一击十,有道乎?” (《孙膑兵法、威王问》)这些问题的提出,反映出威王有较深的军事素养和驾驭战争的指挥能力,非常重视对军事理论和兵法的研讨、学用。
      齐威王非常重视对官兵的教育训练,而且标准高、要求严,教道明。其对士兵进行训练的内容,包括“动慎十号,明审九章,饰习十器,善习五教,谨修三官”(《管子·兵法》)所谓“十号”,即指各种号令;“九章”指识明各种旗帜;“十器”即指掌握各种兵器;“五教”即指对士兵的目、身、手、足、心进行五种训练:“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旗;二曰,教其身以号令之数;三曰,教其足以进退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长短之利;五曰,教其心以赏罚之诚。”“三官”指鼓、金、旗三种号令工具。在教育训练的方法上,要“因便而教,准利而行;教无常,行无常,两者备施,动乃有功。”(《管子·兵法》)就是说,根据战争的需要,对士兵进行多种形成的教育训练。在训练方法上,也不能固守一成不变的常规,士兵的行动也要机动灵活,两者兼而有之。以此,来提高官兵的素质。
      齐威王非常重视武器装备的建设,不断的改善武器装备。“故凡兵有大论,必先论其器,”“备具,胜之原”, “器械未具,犹之不治。……是故器成卒选,则士兵胜矣。”“一器成,往夫具,而天下无战心;二器成,惊夫具,而天下无守城;三器成,游夫具,而天下无聚众。”(《管子·参患》)这些精辟的论述,足以说明要强兵必须加强武器装备的建设,武器装备的精良是作战胜利的重要因素。在一般情况下,通过考察敌我双方武器装备的优劣,就可看出能否在作战中获胜。可见武器装备建设就显得特别重要。
      为了保证军队能够具有完备而精制的武器,其具体措施有三:第一,“聚天下之精材”来做武器。用高价收购原料,如值五酬六,值九酬十;第二,“来天下之良工,”“论百工之锐器。”用高酬金雇用天下的能工巧匠,来制作精良的武器;第三,对武器装备还要进严格的试验、检查、保管工作,做到“春秋角试以练,精锐为右,成器不课不用,不试不藏。”(《管子·七法》)有了好的武器装备,再加上训练有素的官兵,军队的战斗力就大大地加强了。
      后勤供应也是军队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后勤供应的好坏,也直接关系着战争的胜败。齐国的兵家们提出了“因粮于敌”的主张,就是从敌国领得粮食供应。这样就大大减少了远途运输的困难和民众的徭役之苦。
      总之,齐威王在军事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改变了齐军“号为怯”的局面。正如苏秦所说的齐“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三军之良,五家之兵,进如锋矢,战如雷霆,解如风雨”(《史记·苏秦列传》),使齐军成为列国中一支最强大的军队。

     
      四、扩建学宫,招揽人才


      齐威王为了富国强兵,还大力扩建稷下学宫,招揽有用人才,为其出谋划策。《风俗通义》载:“齐威、宣王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尊宠若邹衍、田骈、淳于髡之属甚众,号曰列大夫,皆世所称,咸作书刺世。”
      齐威王在稷下“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以待士人。各国贤士“且来去自由,”就是说来稷下学宫的天下贤士可自由来往,留去自由,齐国不加干涉。并给稷下学者以优厚的待遇。在政治上“皆命曰列大夫”,尊为上宾;在经济上,享受上大夫的俸禄,且“赀养千钟。”让他们未有生活之忧,即来之则安之。
    因此,稷下先生及各派著名学者荟萃于稷下,讲学、传道授业,著书立说,百家争鸣,为齐国统治者制造舆论,设计蓝图,拟定典章制度。如稷下黄老之学的兴起,就是因齐统治者政治需要的产物。他们打着黄帝是田齐统治者远祖的旗号。来论证田齐统治者建立帝王之业,称霸天下的合理性。
      不少稷下学士还被齐王委以重任,直接参与重大的外交活动。“威王八年,楚大兵加齐。齐王使淳于髡之赵请救兵。……至赵赵王与之精兵十万,革车千乘。楚闻之,夜引兵而去。”(《史记·滑稽列传》)淳于髡还多次作为齐使出使他国,维护了齐国的尊严和利益。著名的稷下学者邹衍也曾出使他国,“齐使邹衍过赵,平原君见公孙龙及其徒綦毋子之属,论‘白马非马’之辩,以问邹子。”可见稷下先生出使他国,是作为齐国的使者,受命于齐王,身负重任,充当说客,为齐国的政治需要服务。

     
      总之,稷下先生及各派著名学者在稷下学宫传道、授业、解惑,争鸣,培养出了众多的人才,不少有成主不的学者被委任为各级官吏,直接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为齐威王的富国强兵,争雄称霸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齐威王具有改革家的胆识与魄力,具有振兴国家的雄心与壮志。他视人才为宝,不惜以高官厚禄吸引人才,不拘一格录用人才;他广开言路,奖励臣民进谏,虚心接受建议;他重视调查研究,赏善罚恶,严肃法纪;他以农为重,也能根据国情发展于工业、山海之利及对外贸易;他宣研兵法,训练官兵,改善军备;他扩展了稷下学宫,既吸引、培养了人才,也促进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这些都是齐威王改革的成功之处。齐国在威王时国富兵强,人民生活安定,取代了魏国的首强地位,余威所及,到宣王、闵王时期,齐国国势仍然称盛,皆得力于威王的改革。因此,齐威王的改革在齐国历史上,乃至中国历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
    但齐威王的改革也有不彻底和不足之处,主要有三:一是对田齐贵族的特权未从制度上加以必要的限制。这与商鞅变法相比是相当明显的。商鞅变法针对宗室贵族靠世卿世禄,不谋进取的时弊,规定“宗室非有君功,均不得为属籍,”取消了宗室贵族的特权;而齐国的田氏宗室贵族特权在齐威王改革时未受到限制,致使齐国封君权力太重危及国家。二是赏赐军功,未形成制度。这与商鞅变法相比也是明显的。商鞅在首批变法中规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齐国虽也赏赐军功,但未明确等级,未形成制度。只规定在战场上能斩取敌人一个首级的士兵,赏给有限的奖金,则很难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三是由于未对宗室贵族特权加以限制,权力易被贵族垄断。再加改革的某些方面不够彻底,措施不力,所改革的成果易于丧失。
        改革本来就是上位者的游戏,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做的让步。自然有很多拖拖沓沓,遮遮掩掩的手段,让效力的驴子也能够看得到眼前的萝卜,干活卖力点。至于将来会不会有兑现不了,手下造反的麻烦,那就是后世去考虑的问题了。毕竟,一个人能力再大,也不能把子孙的活都干了。本来,改革也就是一件隔段时间就要做的功课,可以安慰不同时代的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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