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民族的历史、文化都是该民族自己创造的。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广义的基本原理之一，也是民族历史、文化研究就当遵循的指导原则。由于土家只有民族语言，没有民族文字，也就没有民族文字记载的系统的历史著作，故现有的土家史是从汉族文献中的只字片语、零星记载拼凑复原而成，又由于土家借用汉文，运用汉文进行文化创作，而这些又能跟当时汉族一流文人的作品媲美，于是有人怀疑这些作者及其作品的民族属性是否属于土家？即或属于土家也是王朝中央“强制同化”的结果，于是得出了“强制同化，客观进步”的结论，这一结论既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又伤害了土家人的民族自尊，不利于民族团结，不庸不辨。

一、巴人懂周语，板楯识秦文

    中国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各具特色。这些各具特色的文化体现了中国民族的多元性，经过史前的发展，经历夏、商、周、春秋战国一千八百多年的民族大交流、大碰撞、大融合，秦汉时期便出现了卓尔不凡的创造力，巴人及其后裔的文化放出了夺目的光彩。
    《华阳国志·巴志》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分心殷人前徒倒戈……”这“歌手以凌”决非专业演员的表演，而是每个战士都能歌能舞，在歌舞中整体推进，确有推山倒海的气势，使“殷徒”望而生畏，倒戈而走。这“歌舞以凌”的事件发生在公元前11世纪，是东方乃至世界军事史上的首例，堪称世界军乐团的东方鼻祖，世界文艺史上璀灿的明珠。“歌舞以凌”中必有人战死，视死如归可能就是他们的信念，所以“歌舞以凌”中孕育着“歌舞以死”、“歌舞以送死者”的文化内涵，是现在土家部分地区仍在流行的“跳丧”、“撒尔嗬”，歌舞以送死者的直接源头。巴人助周武王伐纣是否懂周语，周武王的幕僚是否懂巴语或者共同使用商语和甲骨文进行交流，不得而知。如果不懂对方语言，命何以达？令何以行？巴子又何以与周王室沟通？所以互相学说对方的语言是肯定的，也是自然的。
    宋王《对楚王问》答曰：“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人属而和者数千人”。山地巴歌已成为平原楚都的流行的歌曲，可见其魅力之大。这是楚人吸收巴文化的纪录。又，战国时期，秦与巴人的一支板楯蛮盟约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这如果不是《后汉书·南蛮西夷列传》作者范晔所杜撰的话，板楯中肯定有会秦语识秦文的人，不然，何来“盟约”！板楯蛮在刘邦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刘邦在看了板楯的“巴渝舞”后赞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命乐人习之。这是古代汉族吸收巴文化的又一记录。张正明同志在《土家研究丛书·总序》中说，唐代兴起的《竹枝词》，实为巴人俗文化与汉人雅文化交融的结晶，流传到现在，仍为文人表达情感的一种形式。
    笔者在这里重提上面这些众所周知的历史，是想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说明土家先民、巴人及其后裔生来并非“弱智”，而是有着悠久的光辉灿烂的历史和卓尔不凡的创造力，是中国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古老的一员，土家人无须自卑自惭；二是说明巴人及其后裔、土家及其先民因历史和地理的原因，学商语、学同语、学秦语秦文，学汉语与汉文，是民族交往的需要，也是出于为民族生存而适应客观环境的一种本能。也就是说，土家从先民巴人起就产生了学习古汉语汉文的积极因素。不过那只是个别人的专利，并非民族主体都在学习。

二、借取汉族石，攻我土家玉

    秦统一中国后开始的郡县制、车同轨、书同文、人同伦的改革，使以汉为纽带的一体化因素成为推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前进的强大动力，奠定了国内各族共同以汉语汉文作为交流工具的基础。随着汉朝疆域的扩大，汉族人口向少数民族地区迁移，其先进的经济文化 也传入少数民族地区，从而发挥了主体民族的凝聚作用。随着统治进一步巩固，汉朝政府采取羁縻政策，通过笼络少数民族原有的政治结构、经济形态和风俗习尚，即其多元素；一方面通过其领袖人物对汉朝的臣附、纳贡和应征，维系着对少数民族的控制，从而体现了“中国民族多无一体格局”。在这个格局中，汉族占有明显优势，国内各族向汉族农业文明倾斜，乃是一种自然趋势。
    在这个格局中，土家及其先民居于祖国内陆腹地湘、鄂、渝、黔毗连地区，有自己的语言，遗憾地是还没有形成民族文字以前就被郡县制的行政区划分割无数小块和互不统属的小群体，仅靠民族语言维系着族内的交往。自秦汉至宋元的一千五百年中，土家由于地处腹里，与汉族的交往成为族际间交往的主流。土家及其先民的首领在处理如接待上差、族际冲突、边区纠纷、边境互布、应袭子申请承袭、进贡、纳赋、应征等日常事务时，匀需要懂汉语识汉文，尤其是要吸收汉族农业文明成果，以充实自己的体魄，改善生存环境，改善生产条件，也要首先迈过汉语汉文这道门槛。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土家部分先进分子逐渐领悟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道理，于是有意无意地把目光投向汉区及周围各族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经故“借石攻玉”，“借取汉族石，攻我土家玉”便形成了土家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和推动土家不断进步的原动力之一。在现在的土家民间故事中，如矛山学法、以法斗妖、牛狗盗谷种、千里求医、变药治瘟、出门学乖等等，均是“借石攻玉”、“借宝自强”的反映。在土家所借宝物中，只有“汉语汉文”是宝中之宝，无价之宝。自元末明初土家把汉语汉文借来正式作为本民族语言文字时起，便如虎添翼，在明、清时期便有了长足的进步。明清时期土家地区牛耕面积的扩大和容美司田氏诗人群的出现，便是“借取汉族石，攻我土家玉”的最好说明。

三、元末明初鄂西土家正式采用汉语汉文作为本民族的语言文字

    土家先民向汉族农业文明倾斜是自然趋势，为吸收汉族经济文化成果面学习汉语汉文，既是自然趋势，也是自学行为，但那是极个别极少数人的行为，要把汉语汉文借过来作土家语言文字，势必遇到或明或暗的阻力，这阻力来源于民族心理素质中的排他性，亦即对外来文化的抗拒心理。这种排他性是任何一个民族都有的共性。土家学汉文化从巴人助周武五王伐纣算起，到明初已有约2500年，这是一个排他心理逐渐下降，趋同心理逐渐上升的过程。
    明洪武四年（1371）十二月丙申《太祖实录》载，“故元施南道宣慰使覃大胜弟大旺、副宣慰覃大兴、隆中路宣抚司同知南木什用、金洞安抚副使达谷什用、忠孝呼之即来抚司同知墨谷什用、隆奉宣抚司同知驴谷什用、东彡五路军民府知府结刺什用、及四川容美宣抚使田光宝子答谷什用等来朝，贡方物，纳元所授金虎符、诏各赐衣服有差”。这条皇帝实录可以说明如下几个问题：
    1、土司的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等正职的姓名完全采用汉文的模式三个字或者两个字，在这部分人的头脑中对汉文化的趋同性已压倒于排他性，他们是土家人的首领，是主心骨，决定着土家人的进退。
    2、副职及其他司官的名字均为“这什用、那什用”，可以看出这部人既用汉字作为自己名字的表现 形式，然其含义仍是土家语的音和义，说明他们对汉文化的态度是趋同性与排他性呈相持状态。这部分人在土家社会中是中坚力量。以上两点说明土家上层建筑对汉文化的趋同性已大于排他性。
    3、这条实录中的“隆中……南木什用，金洞……达谷什用，忠孝……墨谷什用，隆奉……驴谷什用，东方……结刺什用，容美洞……答谷什用等”，加上施南共七个土司，说明鄂西诸土司采用汉语汉文上似乎是“齐步走”。具有整体效应。又如金洞……达谷什用与容美洞……答谷什用，这“达谷”与“答谷”细微的区别都能用汉字表示出来，可见其学习汉文已有想当功底，说明土家族的心理素质对汉文的趋同性实际上已大大超过了排他性。
    4、这条实录是洪武年间的，说明土家汉语汉文在元末已经达到如上水平，从秦到元，封建王朝中央没有发布过强制土家学习汉语汉文的命令，明初，鄂西王朝土司如洪武四年《太祖实录》所表现出来的七个土司使用汉文的“同步性和规范性”，充分说明土家在元末已正式采用汉语汉文作为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了。虽然没有命令，没有公告，没有史官纪录，只要实事求实，就应当承认“元末明初鄂西土家已正式采用汉语汉文作为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这一土家史上重大的历史事件。从此土家结束了没有文字的历史，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朱元璋根据土家学习汉文的积极性，根据土家部分土司在洪武初年“时服是判”的情况，想用汉文化中的儒家精义来“驯化”土家的“虎性”，于洪武二十八年（1935）下令“诸土司皆立县学”。这是封建王朝中央正式承认土家借用汉文作为民族文字的命令。土司的需要加上王朝的命令，使土家的趋同心理迅速上涨，所以此后二十多年在永乐朝的《太宗实录》中，“这什用，那什用”基本消失。朱元璋的命令可以说是土家在整体上对汉文化的排他心理迅速转变为趋同心理的催化剂。一百年后，明孝宗弘治十四年（1501）朱佑樘下令，“土官应袭子弟，悉令入学……如不学者，不准承袭”，也只是土家族学习汉文化的趋同心理再升一次温。有的研究文章据此得出了封建王朝“强制同化，客观进步”的结论，显然有“主次颠倒”之嫌。
    土家对汉文化的学习，由自然趋势所产生的倾向性，个别性、自发性升华成主动吸收汉文族经济文化成果的自觉性、整体性和趋同性。这趋同性是建立在民族自立、自强和“借取汉族石，攻我土家玉”的基础之上，是民族心理素质中学习汉语汉文的积极因素经千百年的积累而达到的质地飞跃，是民族的觉醒。这一转变是从巴有助武王伐纣到明初约二千五百年学习汉语汉文的趋同性成为个体学习汉语汉文的内燃机。有趋同性才有主动性和积极性。有强烈地趋同性才有高度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土家从明朝开始的对汉文化强烈的趋同心理是田氏诗人群涌现的基本的社会背景和基础条件，朱明王朝两次命令土家人学习汉文，是两次为土家的民族文化趋同心理升温，应当肯定，但是从土家史的角度看，“强制同化，客观进步”的结论，是应该“退居二线”的。
    严守升（首升），字平子。华平子。华容人。南明太史。信清以后出家，号塑确道人。著有《濑园集》二十卷。他在三十岁时，与田甘霖同在武昌参加举人考试，互相倾慕，两俩神往。明清交替，为避兵难，旅居容美，得与田氏诸杰会面。田舜年编著《田氏一家言》，令其长子田丙如（字大别）带着书稿到严氏居所请教，一年之内往返三次。现存严氏为其所的序尚存三篇，诗评99条，是《田氏一家言》的首席评论家。他以田氏诗人群总的评价是“左王氏人从有集，则田氏过之矣”！即田氏比王氏人多诗集多。接着说“古称一家之言如曹如谢、概弗逮”。即从质量上说也超过了曹谢两家。就算严氏有溢美的成分，如果去掉其中的“过之矣”和“概弗逮”，至少还可以划上“等号”，即田氏可以与汉族文学史上的王、谢、曹三家媲美。这是土家人的光荣和骄傲。“容美土司时期的二百年间，形成了一个以《田氏一家言》中五代九位诗人为代表的文学世家， 不仅于土家议长文学史上为绝无仅有，而且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这一评价毫无“夜郎自大”之嫌。

四、严氏对田氏诗人群涌现的原因探讨

  一是地灵必有人杰出。严氏在《田氏一家言·叙》中说，“楚气薄于洞庭之东，而西南九嶷、二酉为故典丘索所依。对峙者容阳诸峰，人迹罕通，雁飞不到，而田氏世守其中”。意思是洞庭、九嶷、二酉能出著名作家和不朽作品，容阳诸峰也肯定能。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给予文人的启迪和感受是不同的，不同的美好山川必能培育不同的著名文人和不朽作品。地灵必有人杰出。二是政局的稳定和文化的积累是出人才的前提。严氏说，容美田氏“自汉历唐，迄今千百年，列爵分土，阶级公孤，勋纪琬琰，风景山河不与人间沧桑同换”。严氏的意思是自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宋、辽、金、元到明、清，中央王朝的沧桑变换是客观现实，而田氏世守容阳，却为与人间沧桑同换，这种政局的稳定非常难得有利于田氏“集异书，产词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书益富，交益广，著作益多。田氏历代沿袭，就能“世擅雕龙”。政局的稳定和诗书的长期积累，是田氏诗人群涌现的前提和基础。正如严氏所说，“诗书之泽，千百年如一日，天之所以与田氏者，岂偶然哉”！三是容美学子不受科举的干扰，能专心致志的学习和创造。严守升在《田氏一家言·又叙》中说，“大约天下作诗者，概为制科干禄分去大半，而山中人颛志肆力，旬锻月炼，世擅厥美”。土司子弟基本上不能出任流官，严守升在《田信夫诗集·序》中说“容美田氏，居楚要荒，汉家待以不巨，故名利心净”。何谓不巨？《明宣宗实录》宣德三年（1428）二月条载，“夷狄非有诗书之教，礼义之习，好则人，怒则兽……非我族类，故其心判服不常，防闲之道，不可不谨”。所谓不巨，即不能用之为巨，不能作洸官。没有了做官的希望，就可以专心致志地去钻研文学，去创作，所以田氏诗人群有如此成就。 四是田氏诗人与天下诸名家唱和，在交流中提高（详见后文）。综上所述，地灵必有人杰出；政局的稳定有利于千百年文化的积累；不受科举的八股文的干扰；注重文化交流，这是严氏说的田氏诗人群涌现的四大成因。这四大成因也是整个土家地区在学习汉语汉文过程中涌现出众多杰出文人的共同成因，田氏诗人群既然出现在容美，那么除这四大成因外，还就有它的独特成因。

五、容美司涌现田氏诗人群的独特成因

    成因之一，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着容美土司学习汉语汉文的必然性，率先性和趋同性。迁到江汉平原及后来东进北上的廪君蛮后裔江夏蛮、豫卅蛮、沮中蛮、雍州蛮、天门蛮等，融入了汉族。当时汉族称他们为“廪家”，现今武汉地区开口便呼的“您家”，便是由“廪家”转化而来。族称转化为尊称。然而聚居在湘、鄂、渝、黔毗连地区的廪君蛮、板楯蛮等，在大山的阻隔与屏藩下，形成了今天的土、苗、侗、瑶等族，均处在汉文化的包围之中，吸收汉族经济文化成果是他们自然地、首要地、率先地的选择。
    汉族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是长江中下游和中原大地。容美司是紧挨它们的地区之一。土家与汉族处于“肌肤相亲”的状态。容美土司与江汉平原接界处的五峰县渔洋关镇，明清王朝在此设置巡检司，容美土司也似乎高有“办事处”。渔洋关位于巫山之尾，平原之边，是江汉平原进入鄂西山区的第一步台阶，进山者、出山者皆在此歇脚。出山第一站便是枝江。进山第一站是容美土司五峰安抚司署，再往西走就是万千大山中的容美土司中府。顾彩游容美时以枝江为趣点从南线进山，又以枝江为终点从北线出山。由于容美 司紧邻汉区，中央王朝打个喷嚏，容美人都能感觉到；江汉文人的绝妙好词，容美文人能很快欣赏到。接触得多，土家人对汉语汉文便会领会的多，听的汉语词汇多了便能自觉应用。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这一“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地理位置，决定着容美司学习汉语汉文的必然性、率先性和趋同性。被动吸烟也成瘾。在汉文化的绵绵薰陶中，容美司理应具有领先水平。
    成因之二，容美司主大力倡导学习汉文，并身体力行。前面说过，土家对汉文化的民族趋同心理是学习汉语汉文的内燃机，加上朱明王朝“土官、应袭子弟、悉令入学……如不学者，不准承袭”的强制同化政策给趋同心理升温，土司地区便出现了学习汉文的高潮。容美土司学习汉文的高潮是在明孝宗的命令下在达三十年后开始出现的，自明嘉清以后，容美历代司主都大力倡导学习汉文，并身体力行，都有勤奋学习仍动人事迹。
    容美司大力倡导学习汉文始于田世爵，这与他的身世有关。《容美土司史料汇编·田世爵世家》中是这样记载的：田世爵，字廷器，号龙溪，乳名七哥俾，是宣抚使田秀的第七子，老幺。其长兄百里俾系庶出，自忖不能承袭宣抚使职，遂“阴结父左右为心腹”于弘志十八年（1505）弑父，屠5弟，时田民爵尚在襁褓中，其乳母覃氏与夫墨文桦效“陈婴救孤”，以己代死，负世爵出奔桑植司。又有容美司舍人麦翁宗赶赴桑植告难，效“秦庭之哭”。桑植司收留田世爵，并发兵容美，诛其叛党。然百里俾早持印篆，星夜赶赴武昌请求承袭。有容美司土经历向大保俾重其后，告变于抚按各衙门。会桑植亦申文至省。百里俾下狱，被向毒死。正德九年（1514）田世爵袭职，在位四十余年，他有八男八女，不能不考虑历史的重演。他从亲身经历的血腥政变中认识到，臣不忠于君，子不孝于父，残暴压倒仁爱，是争夺残杀的根源。他借用儒家“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的精义来教育子女，以维护土司统治秩序。因此对八男“咸聘名儒以教之”。《世家》称，“公痛乱贼之福始于大义不明，故以诗书严课诸男，有不嗜者，叱  同系同食，以激辱之”。在他的大力倡导与严厉督促下，其第六子田九龄“从华容孙太史学，性耽书史”，有诗文二十卷，成为容美及土家地区诗人的鼻祖。
    在这里必须强调地是，田世爵的子孙学习汉文是在鞭子下进行的，而他倡导并不是在朝廷的鞭子下实施的，田世爵也属“拿来主义”者，他是“借取汉族石，攻我土家玉”的典型人物。他借用儒家思想是的精义来塑造土家人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以达到巩固土司统治秩序的目的，这其中没有丝毫的被迫成份，汉语汉文已完全为土家所用了。
    虽然田世爵所借孔孟之道未能杜绝“争袭”之弊，而所开学风却传承下来，自此为始，容美土司上层以田九龄、田宗文叔侄为榜样，勉励后学，正如司主田楚产在田宗文《楚骚诗集·跋》中所说，“见贤思齐……余于后世小子有深望焉”。田楚产的四个儿子中田玄，田圭各有诗集。田玄为储子时与诸弟及宾友“质疑询难、角韵唱和以为常，虽隆冬盛暑，手不释卷”，教育子女亦如此。他的四个儿子沛霖、既霖、甘霖、苏霖并为成材。前三位均有诗集，都 任过容美宣抚使、宣慰使职。田甘霖警敏嗜书，博奥縻遗，曾攻举子业，赴武昌参加乡试。土司子弟赶考，招来无数惊异的目光。其诗在义山、长吉间，与时尚回绝，“世苑声籍籍起”。他曾在明清交替之际，困于“东十三家”农民军中三四年，终逾绝险，回司后“建立学宫”，以发扬光大学习汉文的传统。田甘霖的长子，田爵年（号九峰）学诗的积极性更高，用顾彩的话说，“君（田舜年）性严厉，果于刑杀，自余之至也，日以诗相唱酬，夜得一诗，旦辄精思苦吟，刑政皆辍，委之旗鼓……”，可见其痴迷程度。田舜年不仅痴迷诗文，带痴迷戏剧。怨甘冒犯禁之险，派舍把唐柱臣到京师，从孔尚任学习《桃花扇》，并以之作为教材，对土民进行南明衰亡的教育，以收振容美之效。他的儿子田内如也“有声艺林”，可见其戏剧水平之为低。
    容美司主在民族文化趋同心理的支配下，大力倡导学习汉文，自田世爵开风气之先，勇于实践者田九龄、田宗文、田玄、田圭、田珠涛、田沛霖、田既霖、田舜年等九大诗人中有五位曾任宣抚使或宣慰使职，他们不仅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趋同心理，而且还有追赶汉族一流文人的抱负，积极与汉族一流文人交流就说明了这一点，应该说容美司主对汉文和积极倡导与身体力行是田氏诗人群涌现的主要成因。
    成因之三，容美是特定历史时期土汉文化交流的中心。文化交流，双方受益。严守升评田九龄的诗，“风骨内含，韵度外朗，居然大雅元音，虽间落时蹊，未去陈言，而造诣深厚之力，不可诬也！”，他与明朝文坛“后七子”中的攀龙、王世贞、吴国伦等都有真接或间接的唱和。严守升对田九龄《送新任安吴山你君翰之铜仁》一诗，评价说“此等当据王李上座矣！”田楚产说，“国华（田宗文）叔自山中出居，交流海内贤豪，涨汉诸名达倡酬寄赠，翩章伙伙”。以上是司外的交流，再看司内的交流，田玄在任宣抚使时，适逢以李自成、张献中为首的农民起义，继之清兵入关、南下、中原鼎沸，唯土家地区尚为安静乐土，容美无战火烽烟，江汉平原的避兵者，“铁庵文太史、中含黄太史籍馆毂，暨吾友令宗伯珩、月鹿诸 君子，团栾一时，痛饮河朔，分题限韵，仿佛梁园佳事”。此外还有松滋伍计部及归州公安士大夫数十辈，挈家聚族而依于公（田玄），馆毂不暇给；旁及华阳光泽诸蕃，若华容子孙中丞等辈，旅食九永诸卫者，威致馈词。他们其所以到土家地区来，到容美、九、永来，一为山水之秀，主人之贤，正好避兵；二为阅读田氏所藏“人间未见书”；三为与田氏诸杰面对面的交流。严氏说，“文人骚客瞻养床靡及，如梁苑建安，词流辐辏，投止如归，各展其辖，以鸣得意，则《一家言》实倾人听睹也”。虽然容阳诸峰，雁飞不到，人迹罕通，由于《田氏一家言》“倾人听睹”，不胫而走，使汉族文人骚客均欲一睹庐山真面目，特意带上自己的得意之作，进司交流。容美司热情款待，令来者“投止如归”。在这特定的乱世之中，容美 司有此诗人盛会，实为土家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严氏“各展所挟，经鸣得意，倾人听睹”十二个字，这此次诗人盛会作了历史结论。田甘霖任宣慰使时继承父风，“座上满堂，刻烛成诗，回绝一时”。其子田舜年“每月初二、十六为诗会期，风雨无废。在会者余（顾彩）为主盟；次蜀中孝廉高风，其书记宾；次荆郡庠生钟南英，其十二郎举业师也；次岳郡庠生祝九如，其孙图南业师；次寄寓土官田宽庵，皆授简分题，尤喜诗牌集字”。田舜年的小儿子“矅如年十五，美而好学，见余（顾彩）诗辄抄去读之”。耳濡目染，绵绵薰陶，形成传统，是田氏之特色也。

    以上说明田氏诗人群是在土、汉文化的频繁交流中涌现出来的，有交流才为人所知，交流才知差距，有交流才有提高，有交流才能歉收并蓄，创造出独特的成果。然而交流是以开放为前提的，开放又要以心扉的开放为先导。土家心扉的开放是建立在长期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对汉族经济文化成果的倾慕和借用的基础之上的，由此得出结论，土家是一个开放性的民族，是一个借宝自强的民族。土家生在大山中，由于这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历史条件，她又是一个封闭性的民族。土家间具有开放性与封闭性于一体的民族。容美土家发拨开放性，克服封闭性，抓住机会加强与汉族国家级和重量级文人交流的频率，使容美土司成为特定时期、特定地域土汉文化交流的中心，这不仅是田氏诗人群涌现的重要构成因素，而且是土家历史和文学史上的又一奇观。
    总之，容美司地外江汉平原之边，接触汉文化最早、最多、最快，中元末明初正式采用汉语汉文作为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后，容美司的民族文化趋同心理较之远离汉区的土司也最强烈，这是田氏诗人群涌现的大背景、大前提。更应当肯定地是容美历代司主大力倡导学习汉文，并身体力行，其就袭子及其诸昆弟在父辈的影响和督促下，努力学习，刻苦钻研，代代相传，形成一股强大的动力，绵绵不断地推动着土家人学习汉文化，这种建立在民族自尊、自立、自强基础上的强烈的趋同心理及因此而产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暨追赶汉族一流文人成批地涌进容美土司，进行长时间的交流，有助于田氏诗人群汉文水平的提高。借用严守升的话说“天之所以与田氏者，岂偶然哉”！

结束语

    土家说汉语学汉文，是封建王朝中央“强制同化”的结果，还是土家“借取汉族石，攻我土家玉”的结果，值得探讨。
    中国历史上少数向汉族农业文明倾斜是自然趋势。卓尔不化的土家先民也不例外，故学汉语汉文乃是情理之中的事。秦汉以后的郡县制把土家地区分割无数的互不统属的小块和小群体，失去了单一民族创造文字的主、客观条件，借用汉文是唯一的选择。
    土家学汉语汉文可上溯到周武王伐纣，至明初已有约2500年历史，此期间是土家先民对汉文化的趋同因素不断上升、排他因素逐渐下降的过程。到元末，当趋同因素逐渐超过排他因素而成为较普通的趋同心理时，土家地区诸土司首领正式采用汉语汉文作为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了。这一改变土家命运的重大举措，是2500年学习汉语汉文的直接结果。朱元璋洪武二十八年“诸土司皆立县学”的命令是诸土司首领借用汉语汉文作为本民族语文字的官方承认和升温。一百年后的朱佑樘“土官应袭子，悉命入学”的命令，再一次为土家的民族文化趋同心理升温。
    自土家采用汉语汉文作为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起，如虎添双翼，进入快速发展的新时期。一个民族对自己以往所创造的文化进行自我扬弃，是这个民族创造力和自我更新能力的表现。
    土家历史、文化受汉文化的影响很深很深，是客观存在，但它是“借石攻玉”的烙印。把土家“借取汉族石，攻我土家玉”推动土家历史、文化不断进步的历史轨迹与王朝中央“强制同化，客观进步”的结论相比较，后者是应该“退居二线”的。

    土家族存在的历史长达1600余年，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容美土司田氏世袭从设立后有记载可考到废除，也有500多年的历史。 
    容美土司田氏家族，世袭容美土司，雄据一方，家乘传颂为“自汉历唐、世守容阳”，其文治武功，均功勋卓著，名誉京楚。在我国土司制史上颇具特色，容美土司的疆域达7000平方公里，“其田任自开垦，官给牛具，不收租税，民皆兵也，战则自恃粮糗，无事则轮番赴司听役”，“承认皇朝,勿扰中原”。曾一度在湘鄂诸多土司中，容美土司建制最完备，武力最强大，疆域最广阔，是少数直接由皇帝陛见的土司之一。